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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年前到日本去学经济时，我的课题是怎么去解释亚洲的新工业化。二战以后独立了很多国家，但几十年都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直到1980年代突然冲出了四小龙。当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从体制从文化上来解释这个现象，但却解释不清楚。

　　然而从自身的工科背景来看这个现象，我觉得这就是摩尔定律波及到工业化进程的体现。因此我在博士论文中从三个假说来解释了包括中国在内东亚的工业化。

　　从2001年到今天，中国的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实际建成区面积增长了两倍，GDP增长了10倍，大量人口流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

　　2009年我在新华社《环球》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日本：电子王国崩溃？》的专栏，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电子产业将要崩溃。今天可以看到半导体、家电、个人电脑、手机 、液晶、太阳能电池等这些当年日本全球排名第一的产业在日本已经败落，甚至消失。

　　电动汽车今天是个什么状态？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全球销售最好车型前20位中，中国车企占到13个车型，销售台数占到了57%。在此期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量最多车企前20位中，中国占到8家，销售台数占到49%。电动汽车完全改变了汽车产业的赛道，中国今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从全球车企的市值来看，有两个电动汽车企业特别抢眼，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主力工厂在中国，一个本身就是中国企业，一个全球车企市值第一，一个市值第三，两家企业在全球62家大型车企总市值中占比高达41%。

　　电动汽车引发了三大革命，第一是能源革命，它不仅把汽车引擎干掉了，还让再生能源与汽车得以完美结合。第二个是AI革命，有人估值特斯拉光自动驾驶这一块的市值未来就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第三个是制造革命，现在燃油车的零部件大约三万个，电动汽车干掉发动机把零部件去掉三分之一，特斯拉又把剩下的两万多干掉了一大半，这对汽车制造过程而言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这一切都是因为摩尔定律波及到了汽车领域。那么摩尔定律是否能波及到建筑领域呢？这就取决于建筑领域能否涌现出强大的科创企业。刚才已经讲过，今天引领摩尔定律驱动时代的都是科创企业，科技加创业，这是关键。特斯拉与比亚迪这两家撬动汽车产业大变革的企业都是科创企业。

　　1989年在日本经济最拉风的时候，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7家是日本企业，但榜单中没有一家科创企业，最有科技含量的IBM当时已经接近百岁。再看今天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榜单，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脸书、台积电，科创企业占到8家。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975年成立的微软，最小的是2004年成立的脸书。

　　企业竞技场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科创企业这个新物种引领时代大变局。

　　那么建筑业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建筑物高能耗的问题，二是建筑物寿命短的问题，三是建筑过程低效率、高成本的问题，贸易化程度低是高成本的一个原因。

　　疫情前中国混凝土三年的消费量相当于美国过去100年消费总量的1.5倍。2017年中国一年的水泥产量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1.4倍。从体量上讲，中国建筑业的确经历过高光时刻。

　　建筑物寿命短，建得多，拆得也多。2020年中国的建筑垃圾量多达30亿吨，相当于全国城市垃圾的30%~40%，而且中国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还非常低，只有5%。

　　东京的经验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2010年东京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建筑物占53%，运输部门占33.7%，产业部门占10.9%。东京是节能减排做得比较好的城市，通过10年努力到2021年，运输部门与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占比分别被压缩到16.5%和7.2%，相反建筑物的占比上升到73%。作为一大能耗中心的建筑物，节能减排进展缓慢。

　　目前全球有98家上市的大型建筑公司，但在全球主板企业总市值中的占比仅为0.7%。而在这98家建筑公司的市值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只有13%，排名在美国的30%和法国的15%之后。这是一个怪异的现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却没有催生出顶级的建筑企业。再看日本，全国市值排名前50的企业中竟然没有建筑企业。

该文发表在2023年11月2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问题是绿色革命带来了全球粮食生产能力的南北差距。世界银行把全球各经济体分成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等四组。云河都市研究院的研究发现，收入越高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性越高，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农业劳动生产性的差距已经达到49倍之巨。绿色革命使过去靠天吃饭的农业蜕变成为高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的产业，只有能够对农业进行高投入的国家才能实现农业的高回报。这是在考虑全球粮食问题时一个需要重视的视角。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提出谁来养活14亿中国人口的尖锐问题，指出中国巨大的粮食需求将对世界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

　　这个报告在当时引发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粮食并没有出现大问题。今天中国的口粮，也就是大米和小麦几乎完全自给。

　　光吃饱还不行，还要吃好，中国人讲吃好就是要吃肉。现在中国人均每年消费62公斤的肉类，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公斤，甚至高于日本的54公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肉类产量增长了近8倍。从吃肉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可以说已经吃得很好了。

　　但是支撑中国肉类生产的饲料很大程度依赖进口。刚才讲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特别是大豆、玉米、高粱、大麦这些饲料粮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例如，今天中国的大豆进口占全球的近80%，中国大豆进口中60%来自巴西，32%来自美国。又如，中国的玉米进口占全球的近22%，中国玉米进口中72%来自美国，26%来自正在打仗的乌克兰。

　　农产品贸易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以俄乌战争为代表的各种纷争和冲突给粮食贸易带来的冲击非常大，粮食价格波动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期间有很多非洲领袖组团去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希望两国通过调停早日解决冲突，能够重新安定地给非洲提供粮食。

　　中国未来应该如何将自身粮食问题解决得更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讲两点建议。中国有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云河都市研究院对这些城市的农业生产性，也就是单位耕地面积的一次产业GDP，做了一次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农业生产性最好的30个城市按顺序是，三明、龙岩、福州、宁德、舟山、汕头、南平、漳州、乐山、丽水、茂名、莆田、潮州、长沙、株洲、三亚、台州、肇庆、海口、巴中、儋州、萍乡、杭州、绍兴、宁波、黄山、揭阳、泉州、广州、佛山，统统都在南方。其中，福州、长沙、海口、杭州、广州等很多本身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城市。

　　刚才讲过绿色革命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南北差距，越能够在资金和技术上进行投入的地方，农业越好。农业生产性排名反映出这个现象在中国也非常明显。当然，影响农业生产性的还有气候环境、土地资源、水资源、农作物品种等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相对北方而言，南方这些城市能够对农业进行较大的投入。

　　那么反过来看，就是说北方农业还有巨大的增收增产空间。如果用我称之为“新绿色革命”的概念，不过度依赖农药化肥，而是用更智慧、更聪明的方法，用更具有科技含量的方法来经营农业的话，北方农业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作为。

　　中国虽然解决了口粮自给问题，但还需要大幅度提高饲料粮食产量来减缓对全球粮食贸易的压力和依赖。因此我建议，通过加大投入将农业升级为高产量、高品质和高收益的高科技产业。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新绿色革命，保证国人不光要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曾经参与策划过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合作项目，当时称之为“欧亚大陆桥构想”。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很多资源得到了释放，当时我们倡议中日合作，修筑贯穿欧亚大陆的铁路和油气管道，把中亚的能源与粮食运到上海、连云港，再分享给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这个倡议得到两国政府的响应，得到了江泽民国家主席和小渊惠三首相的认可。1999年4月1日我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以《推进现代版丝绸之路构想》为题撰文将这个项目公布于世，引爆了国际上的关注热度。

该文发表在2023年10月30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模块生产方式下开放的全球供应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曾有过的机遇，电子产业爆发性发展更是为全球新的产业布局推波助澜。正是综合了这些逻辑，我们才会在20多年前推断将会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型产业集聚，它的背后一定会成长出大城市群。

　　2007年我写了一本《中国经济论》，第二年翻译成中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机械电子革命、电子产业高速发展、模块生产方式、全球供应链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坚信摩尔定律下持续发展的半导体算力在驱动人类分工与全球贸易的发展，这是现代全球化的根本。

　　今天将摩尔定律下半导体算力的演进与全球贸易的发展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半导体发展的驱动下，全球分工越来越紧密，贸易往来越来越巨大，这是今天全球化逻辑的本质。

　　2010年，我与杨伟民先生合编了一本名为《第三个三十年》的书，把新中国的发展从1949年到2009年划分成两个30年来总结，并且展望了2010年开启的第三个30年。这种以30年为单位来分段分析新中国历史的方法可能有人比我们做得更早，但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当然今天这个分段法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以1990年为界，把日本也划分成两个30年，可以看到在从1960年到1990年这个前30年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5.4%，上升到了10%。然而在从1990年到2020年这个后30年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10%，下降到了5%。 

　　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份今天日本最需要宏观想象力的考题。

　　今年5月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达成了所谓“去风险”共识，竟然把去风险思维扩展到了对华关系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反复强调去风险思维危害性的一个原因。

　　这些年我一直跟日本的朋友们讲中国不是日本的风险，而是日本最大的机会，要是把中国这个机会都错失掉，日本经济就真的就万劫不复了。

　　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收尾。今天会场这个大楼旁边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都去过，曾经是中国最高的大厦。这栋大楼是日本森大厦投资建造的。森稔社长和他父亲一起创建了这家公司，他父亲也曾经在东京经济大学读过书、教过书。森稔先生不仅对城市发展极具想象力，同时对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信心。浦东开发之初，在赵启正先生的动员下，森稔先生决定投巨资在浦东建这座楼。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很多人劝他不要在中国投这么大的资产，但他笃定中国的发展前景，熬过了建设期间的各种干扰和风波。

　　2009年11月18日，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开业论坛上，我与森稔先生、和曾经担任小泉内阁经济政策掌门人的竹中平藏先生一起同台讨论和展望了亚洲城市发展的未来。开业当时正好撞上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之际，大量的国际客户退约，可谓是压力山大。但森稔先生还是赌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扭转了局面，这栋大楼现在成为了他们公司的大摇钱树。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在上述的中国城市化论坛其间，我邀请了许多日本著名学者前来参与讨论，其中有法政大学校长清成忠男，日本产业政策的领军人物；日本经济企划厅原事务次官星野进保，长期主持日本国土规划的制定；早稻田大学教授伊藤滋，日本国土规划审议会的牵头人；东京大学教授增田祐司，日本信息产业政策的智囊；大阪产业大学教授今野修平，主持过东京湾综合开发计划制定的国土规划专家……，都是日本国土规划的核心人物。

　　以《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著称的国土规划是日本最上位的国家规划。以这些人物为代表的，负责国土规划的专家和官员们曾经给日本提供过许多非常宏大的想象力。例如新干线，今天高铁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节奏，其实高铁是日本创造的概念，新干线这个高速客运专用线概念就是日本在国土规划中提出并付诸实施。早在1960年代日本在国土规划就提出了信息化和高速化的概念，规划用新干线和高速公路重新组织日本的国土利用。

　　临海工业地带也是日本国土规划力推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战后日本为了利用好世界和平的红利，国土规划提倡在临海地区兴建新型工业基地，形成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利用廉价的世界资源和巨大的国际市场，大搞大进大出，结果成就了日本作为工业出口大国的崛起，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

　　日本的国土规划，不仅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増計画、日本列岛改造论等政策口号，还提出了新产业城市、流域圈、东亚一日交流圈等崭新的空间概念，倡导了广域生活圈、田园都市国家、多极分散型国土等未来国土形态构想，为日本的战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国土规划宏大的叙事中可以看出，日本不是没有宏观想象力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今天却严重缺失了这种宏观想象力呢？这是另一个毒素，一个政治改革滋生出来的毒素作祟造成的。

　　更严重的是，20多年来小选区制度下的政党政治的强化不仅侵蚀了政党内部的权益和个性，同时这种侵蚀还扩展到了在野党、行政、媒体、学术等领域。

　　小选区制度下党派的人气很大程度上决定当落选的概率，选举的结果有点像五子棋，要么是全盘皆白，要么全盘皆黑。大选之后的政治格局往往变得一边倒，在野党的势力锐减，失去对政权的制衡能力。

　　过去为了保证行政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政治是不能干预行政官员人事任免的。而今天，大家都知道日本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出自首相官邸的意志。政治对官员人事的介入，使得整个行政领域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的损害。

　　权力对媒体的侵蚀也变得非常露骨，例如现如今政府对NHK的会长任命已经毫不掩饰背后的政治意图。今天日本媒体对政治的批判能力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学术界也不例外。2020年11月21日，在纪念东京经济大学12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我还邀请曾经担任过日本学术会议会长的大西隆教授和环境省中井德太郎事务次官进行了一场对话，席间大西教授对来自最高权力对学术界人事的干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就是在不久前，当时的菅义伟首相在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任命了6名学术会议提名的会员，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最近英伟达的股票涨得很快，市值超越英特尔、台积电，一举冲进全球排名前10。英伟达的市值变化像一个向前水平翻转180度的L字，在经历了很长的低股值期后一飞冲天。我们权且把这样的发展称之为“L型发展”。

　　英伟达为什么能够熬了那么久没放弃？创始人黄仁勋讲是因为摩尔定律，知道他的GPU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即使现在没有客户，相信未来会有巨大的市场。

　　想象力是科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质，可以说L型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对未来想象力之上的。

　　作为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要在摩尔定律驱动时代的巨大变革中成为赢家，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如果一个国家要成为赢家，就需要有更宏大的宏观想象力。然而企图把不可预测性全部排除掉的去风险经营扼杀了想象力。在摩尔定律驱动时代，干掉风险，干掉想象力，可能就意味着干掉机会。

　　强调去风险可以讲是岛国日本的一个自带毒素。日本社会注重稳定和传统，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特别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很难成就L型发展。集体的去风险思维与摩尔定律驱动下世界的快速变化是一个时代错位。

　　1989年，在日本企业最拉风的时候，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企业中间没有一家科创公司。榜单中最有科技含量的是IBM，成立于1911年，当时已经接近百岁。再看今天全球市值前10的榜单，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脸书、台积电，科创公司占到8家。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975年成立的微软，最小的是2004年成立的脸书。

　　在过去三十年，企业竞技场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科创企业这个新物种成为了领导和改变世界的最强者。

　　我在十多年前做过两个预测，一个是日本的电子王国将会崩溃，另一个是日本的汽车大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日本是摩尔定律最早的受益者，曾经是电子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曾几何时，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全球，日本也把自己定位成电子王国。2009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步入云时代》一书，里面收录了一篇为新华社《环球》杂志撰写的专栏，题目就是《日本：电子王国的崩溃》。

　　这个预言今天不幸成为了现实，半导体、家电、电脑、手机、液晶、太阳能面板……，这些过去都是全球第一的日本产业大都已经势微甚至消失。如今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日本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半导体大国。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这期特刊将平成30年分三个10年来编辑，在最后的10年中只选了三篇内容，一篇是我和傅高义的对谈“日本第三”；一篇是讲“3·11”大地震和核事故的；一篇是讲宫崎骏给世界留下什么文化遗产。在最后面，总编辑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平成教会了日本人什么是’无常’”。

　　总编辑认为泡沫经济崩溃、自民党下台、3·11大震灾和核事故、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这些都是在平成开启之时日本人没有预想过的事件。这些事件带来的灾难、动荡和失落真可谓是“平成无常”。

　　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平成30年间日本的失落。在跨入平成之际，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10中有7家日本企业，而且排名前5全都是日企。可以说日本是在一个辉煌靓丽的高光背景下步入平成时代的。

　　但是到了2019年，当日本跨出平成之时，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10中已经没有了日企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中国企业荣登榜单。

　　把尺度放大到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来看，1989年竟然有32家是日企。但是到了2019年，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中只剩下丰田一家日企，相反有8家中国企业跻身其中。2023年的今天，在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中，中国企业虽然稍有减少，仍然还有5家。而作为唯一日企的丰田，排名更加靠后，随时都有可能跌出前50。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日本的失落感是巨大的。

　　消费税是一个从1970年以来历经几代日本领导人的博弈，以数个政权的生命为代价，才导入并逐步将税率提升到10%的税种。

　　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首先提出“消费税构想”， 结果导致自民党选举失利，不得不将其取消。1987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改头换面地推出“销售税构想”，又遭到强烈反对而受挫。1989年，政治强人竹下登首相强行导入3%的消费税，代价是一个月后被迫辞职。5年后的1994年，依仗着爆棚的人气，细川护熙首相提出“国民福祉税构想”，企图提高消费税率，结果遭到远超预期的反对，被迫撤回该构想并黯然辞职。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为此付出了下台的代价。2009年，民主党高举着“4年内不增加消费税”的政策纲领实现了政权更迭。将消费税率在2014年提高至8%，2019年又提高至10%的是安倍晋三首相。为什么安倍政权能够两次提高消费税率而不倒？容我在后面的话题中解密。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消费税成为日本几代政治家前赴后继的政策目标呢？因为这个税种是大藏省，也就是今天的财务省力推的。没有这个最强官厅的支持，无论哪个政治强人都不可能维持政权的延续。

　　消费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暗度陈仓的阴谋”。我曾经在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兼任过客座研究员，对该省有一些了解。我认为财务省战后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搞了这么一出“阴谋”。这个所谓的“消费税”实质上应该叫“交易税”，消费税这个名字让人误以为只是买东西时要交的税，老百姓虽然反感，但不影响生产领域。其实不然，消费税是一个不仅在消费环节，而且在生产环节的交易中都必须缴纳的税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交易税。

　　“消费税”这个名字让日本社会放松了对其危害的警觉。

　　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讲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要素。今天大家都知道推动一个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将它的社会分工水准推向更广泛、更细致、更公平、更全球化。但是日本的消费税却阻击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做一档生意要挣10%的利润并不容易，每一笔交易都要缴纳的高额消费税，严重阻碍了日本的分工发展和社会活力。

　　可以说消费税是一个植入性的毒素，系统性地遏制了日本的经济发展。1989年消费税导入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另一个原因是去风险经营。我与日本企业界交往较多，也在日本的主板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做顾问。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定义日本企业的经营风格，或者经营取向是什么？我认为是“去风险”三个字。

　　日本的企业领导人往往恨不得把所有的风险都预先弄清楚，都排除或者规避掉，才肯做决策。与中美两国的企业家相比，日本企业家的去风险思维特别强。

　　不仅企业家，日本政府的去风险思维也特别强。但是事情却往往适得其反。

　　回到平成元年，也就是1989年全球企业市值前10的榜单，可以看到有日本兴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三菱银行5家日本银行上榜，这些银行当时都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机构。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担心它们的体量还太小，应付不了未来全球性的金融竞争，一定要把银行的体量搞得更大，使它们能够屹立在全球金融风暴的惊涛骇浪之中不倒。

　　于是由政府主导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银行大合并，前10榜单上这些银行无一例外的都经历了这场强强合并的大运动。结果，30年后日本的银行不仅从全球市值前10的榜单中集体消失，即便在前50的榜单中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这种拉郎配的强强大合并，不仅企业文化不兼容、人事派系不兼容，而且连系统也不兼容，合并的结果往往是内耗远大于互补。例如，由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在1999年合并而成的瑞穗银行，到今天都系统故障频发，原因是几家银行的系统一直都没能实现很好的整合。

　　所以说，过分强调去风险反而往往是最大的风险。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全国的大型企业总部高度集中在北京，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北京云集了全国最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超过半数央企的总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总部经济的研发投入却相对偏低。

　　从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来看，2021年在北京市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所占比重分别为43.2%、43.6%、11.1%，而同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6.9%、13.3%、7.8%。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研发经费支出中政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所的占比突出，企业的主体性相对较弱。

　　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1年中国共有13家企业进入全球PCT专利申请人排行榜前50位，深圳有7家企业入围，而北京只有3家企业跻身其中。总部云集的北京居然在PCT专利申请人排行榜上逊色深圳。

　　在全球PCT专利申请人排行中，华为连续5年位居中国企业的榜首。深圳的华为、中兴通讯、大疆、腾讯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不仅在研发经费上投入巨大，而且擅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在这些企业的带动下，广州-深圳-香港实战性科研活跃，企业之间的互动性强，这一特性有力地推动了该区域的科技创新发展。

　　在促进产学官合作方面，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日本政府在重大领域的研发过程中注重政策性地促进产学官合作，力图促成企业和研究机构形成合力的研发体制。这种做法不仅能够合力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队”，同时也能让投入政府资金的研发成果分享到相关企业，促进日本企业在这个领域实力的整体性提高。

　　以日本东京都发展氢能为例，东京不仅积极与设置在福岛县的国家氢能研究基地开展合作，而且与都内各区政府、大学、协会、企业等100多个团体共同成立“东京氢气推进团体”，加强产学官之间的合作，在推动氢能普及的同时，促成氢能相关企业的集群式发展。

　　建议北京着手研究通过税收调整和研发资助等措施，一方面政策性引导在京企业总部强化研发功能，同时促进企业与科研机关以及高校的合作互动，提高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在三大科技集群中，北京的主板上市公司和创新型上市公司都属最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北京过去没有证券交易市场，而深圳、香港、东京都有证券交易所。近水楼台先得月，资本市场助力企业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三大科技集群中，北京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排名第一反映了北京吸引风险投资能力，北京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给创新型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一年多来，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占比达到93%，民营企业占比92%，超八成上市公司集中在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在成为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器。

　　俗称“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也为北京储备了庞大的上市后备军，很多北交所上市企业就是从新三板精选层升级而来的。2022年新三板存量挂牌公司达到6,580家，总市值2.1万亿元，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后备军。其中，北京新三板挂牌公司多达913家，是广州-深圳-香港的1.5倍。

　　建议北京更进一步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以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用好新三板的挂牌公司储备资源，尊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将北交所打造成为最佳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同时，围绕北交所形成一批专注培育中小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生态圈，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高品质的专业服务环境，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创新活动。

　　北交所和沪深港股市错位发展，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够为纾解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提供解决平台。

　　同时还建议北京将资本市场和专业服务环境的服务对象尽早地扩展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将北京打造成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性平台。

　　当今世界，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强大的创新发展引擎,目前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前10位企业中，有7家都是IT科创企业。

　　从云河都市研究院《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IT产业辐射力排行榜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成都、南京、重庆、福州、武汉位列前10位。

　　名列首位的北京在IT领域优势地位突出，占据全国19%的IT就业人数、28.7%的主板IT上市公司、26.4%的中小企业板IT上市公司、26.4%的创业板IT上市公司。

　　本报告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对制造业辐射力和IT产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等元素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城市交通枢纽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注重集装箱港口的条件，而IT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国际机场的支持；在城市的开放交流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与货物进出口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与IT产业发展相关性最强的是国际会议；在城市辐射力方面，与IT产业发展相关度最高的是餐饮酒店辐射力，而制造业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要低得多；不仅如此，相对制造业而言，IT产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要高很多。

　　由此可见，制造业人口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服务水平的要求上相对较低。相反，在作为交流经济代表的IT产业在这方面的要求要高得多，而且与国际机场和国际会议相关度极高，这也是国际大都市发展IT产业的优势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充分发挥企业总部云集和大学科研机构众多的优势，政策性地促进和引导国际间高端人群的往来和交流，将北京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以国际会议带动交流经济进一步发展，促进IT等创新领域的思想碰撞、技术创新、内容创造和商业模式迭代，夯实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交流创新发展之路。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三大科技集群中，北京在研发人员数、研发经费、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大学数量等资源上都最少，但是研发强度最高。北京的研发强度在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也是常年稳居首位，体现了北京对创新的高度重视。

　　北京的另一个优势是拥有一大批名校和顶级科研机构，更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近半数的两院院士。

　　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科研资源使北京在科学论文发表上独占鳌头，同时在PCT专利申请上也正在紧追猛赶。但与其他两大科技集群相比，北京在科研与产业的互动上相对薄弱。

　　针对上述北京的实力与不足，本报告建议北京在新能源利用、路面电车等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新型节能建筑、数字化等领域，实施大规模社会实装，在升级改造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技术水准的同时，带动这些领域创新企业的集群式发展。

　　对于拥有巨大市场的北京而言，这种以实装创造实战需求，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带动企业集群式发展的战略尤为重要。

　　以高铁为例，1964年日本在全球第一个实装高铁系统，通过新干线的建设与运营，不仅实现了国土经济的高速运转，同时还带动起了一大批新干线相关企业的发展。同样，中国也通过大规模实装高铁培育了巨大的高铁经济生态圈，而且开始把高铁系统输出海外。相反，美国由于一直没有实施高铁的实装，没有能够在高铁领域诱发相关企业的发展。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与实装息息相关。例如东京正在实施新能源技术的实装计划。针对目前在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发电，再长距离送电到东京消费的电力供应结构，东京都计划通过在屋顶普及安装太阳能发电面板，实现电力系统从“大规模集中发电+长距离送电”向“电力自产自消”进行转换，在提升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安全性的同时，带动太阳能、氢能、数字化等领域相关企业的集群式发展。

　　鉴于北京的电力供应结构与东京相似，建议北京学习研究东京目前在电力结构转换上所做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尝试，尽早实施运用新能源技术改革电力结构的实装方案。

　　通过实施新技术的社会实装，将科创资源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应该成为北京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战略。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８月1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中国城市国际顶级品牌指数2022”（以下简称：“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杭州、西安、深圳、天津、重庆、沈阳和武汉，这十个城市的国际顶级品牌店铺数量全国占比高达53.8%，特别是上海、北京表现尤为抢眼。

　　排名第11至第30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大连、宁波、长沙、南京、哈尔滨、太原、苏州、石家庄、厦门、昆明、长春、济南、青岛、郑州、贵阳、合肥、无锡、南宁和乌鲁木齐。

　　排名前30城市的同占比达到87%，而且在这些城市中，除苏州和无锡之外，都是中心城市。无疑，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引领着国际顶级品牌的消费。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指出，“首先，西部地区城市成都、西安、重庆能够跻身上述排名第3位、第5位、第8位，昆明、贵阳、南宁和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也挤入前30，彰显了西部地区的消费实力。再看东北地区，虽然近年在经济增长上表现欠佳，但在顶级品牌消费上也不甘人后。不仅沈阳跻身排名第8位，大连、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也都齐齐进入了前30。由此可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奢侈品的消费取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文化个性。”

图2 中国城市国际顶级品牌指数2022排名前30城市

　　该文发表在2023年６月29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六一儿童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撰文回忆半个世纪前的童年。通过一张旧照片，讲述了祖父周立波回湘工作的经过和文革的遭遇，以及自身的童年岁月和来自家庭的熏陶。

该文发表在2023年6月1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