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 撰文对比各国采取的抗疫政策，进行深度剖析。
2020年1月23号为了严防新型传染病的扩散，武汉和周边的鄂州、黄冈等城市相继宣布暂停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的运营，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汉通道，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1月24号湖北全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启动1级响应，到1月29号，1级响应覆盖全国。2月8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将该新型传染病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新冠肺炎”。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正式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
武汉作为最早直面新冠病毒的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感染者，医疗系统陷入了崩溃。
新冠病毒此后更是扩散到世界各地，在许多大城市造成了医疗系统崩溃的危机。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宣布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
针对全球城市所面临的医疗系统崩溃紧迫状况，笔者在4月20日发表了《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化：强大的大都市医疗能力为何如此脆弱？》的论文（以下简称《4月周论文》） ，剖析了为什么拥有强大医疗资源的大城市会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陷入医疗系统崩溃，论证了武汉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该论文在中国网发表后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上百家媒体和平台转载。4月21日，《4月周论文》的英文版《COVID-19: Why is medical system in metropolises so vulnerable?”》在中国网英文频道发表 ，被国新网、中国日报网等众多海内外英文媒体转载。
5月12日，《4月周论文》的日文版《新型コロナパンデミック：なぜ大都市医療能力はこれほど脆弱に？》也在中国网日文频道发表 。
《4月周论文》及时地分析了武汉抗疫的经验教训，梳理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下城市医疗系统面临的课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给当时在与未知病毒斗争中困惑的国内外城市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半年之后，本论文在《4月周论文》的基础上，更新数据，增加图表和注释，进一步深入验证全球抗疫的不同对策和效果。
１．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覆盖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武汉、济南、郑州、南京、太原名列该辐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 ，天津、沈阳、长沙、西安、昆明、青岛、南宁、长春、重庆、石家庄排名第11-20位，乌鲁木齐、深圳、大连、福州、兰州、南昌、贵阳、苏州、宁波、温州排名第21-30位。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下首当其冲的武汉排名高居第6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是由云河都市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共同开发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从2016年开始，每年向国内外发布中国城市的排名。
该指标的特点是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大项)综合评价中国城市的发展。每一个大项下设置3个中项，每个中项下设置3个小项，形成3×3×3结构。每个小项又由多个指标支撑。“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就是这些指标的其中之一。
这些指标共由785组数据构成。其中，不仅包括统计数据，还有卫星遥感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是能够运用不同领域的数据资源，可以用“五感”来高度感知和判断城市的，先进的多模态指标体系(Multimodal Index) 。
辐射力是评价城市广域影响力的指标，是衡量城市某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向外部输出能力的指标。如果辐射力高，该产业就具有向外部输出产品或服务的能力。相反，如果辐射能力较弱，城市就需要从外部购买该产业的产品或服务。
医疗辐射力着重评价城市的医师与三甲医院等医疗资源。该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国15%的执业(助理)医生、30%的卫生机构床位和45%的三甲医院。中国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高端医疗机构向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这些名列前茅的城市凭借优质的医师资源和一流的医疗机构，不仅服务市民的卫生健康，还为周边乃至全国的患者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4月周论文》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像武汉这样一座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会陷入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救治的“医疗系统崩溃”？未来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流行病的爆发？
图1 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 排名前30位城市
出处：根据云河都市研究院“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制作。 ２．新冠疫情拷问全球城市医疗能力
武汉是全球首个直面新冠疫情考验的城市。武汉以27家三甲医院，近4万名医师，5.4万名护士和9.5万张卫生机构床位，名列“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全国排名第6位，比前一年更提升了一个位次。然而，如此强大的武汉医疗能力却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下，被瞬间击穿，这一现象着实值得深究和深思。
无独有偶，纽约、米兰等国际大都市的医疗能力同样被新型冠状病毒瞬间击溃。2020年4月7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实施紧急事态措施的东京，当时也经历了医疗系统面临崩溃的危机。新型冠状病毒残酷地拷问着全球城市的医疗能力。
《4月周论文》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城市陷入“医疗系统崩溃”主要由以下三大原因引起。
（１）医疗挤兑灾害 新冠疫情的一个特征是感染人数的爆发性增长。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迅猛增长的感染人数和社会性恐慌导致大量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涌向医院寻求检测和治疗。远远超出医院处理能力的挤兑造成医疗现场陷入混乱，导致无法将医疗资源有效地向重症患者救治集中，严重影响医疗救助的效率和质量，是拉升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更加严重是，挤兑造成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甚至家属长时间拥堵在医院的密闭空间，引发大量交叉感染（又称：院内感染），灾难性地进一步扩大疫情。
出处：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OECD数据库、凯泽家族财团数据库、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统计要览》数据制作。 从表1可以看到，美国、日本、中国的每千人医师人数分别为2.6人、2.5人、2人，医疗人力资源远低于德国的4.3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4人。
得益于中国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武汉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为4.9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即使拥有如此雄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阻止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的挤兑导致的医疗系统崩溃。截至《4月周论文》日文版发表的前一天，即2020年5月11日，国内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83.3%集中在武汉 ，其中大部分可以认为是由于医疗挤兑恐慌导致的牺牲者。
与武汉一样，在美国医疗人力资源向大城市的倾斜也很明显，纽约州每千人拥有4.6名医师。但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纽约仍然没能阻止医疗系统的大崩溃。
从“每千人医师人数”来看，意大利多达4人，医疗人力资源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在新冠疫情的爆发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医疗机构挤兑灾害，引发医疗系统崩溃。米兰市所在的伦巴第大区的新冠感染人数3月2日突破千人，14日超过万人，到3月末超过4万人，呈现爆发性增长。严重的挤兑灾害导致很多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截至5月11日，意大利的感染人数突破22万人，死亡人数达到3万1,000人，死亡率(死亡人数/患者人数)高达14%。
作为日本首善之区的东京都，每千人医师人数是3.3人，低于武汉、纽约的水准。所以疫情伊始，日本就把如何避免医疗机构挤兑灾害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策略的重中之重。为此，政府制定了由保健所对核酸检测进行事前审核的制度，严格限制了检测人数 。同时还敦促人们在疫情爆发期间尽量少去医院。日本的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因院内感染引起的病毒蔓延。另外还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地集中在重症患者身上，拉低了死亡率。截至5月11日，东京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为5.3%，低于同期纽约州的7.9%。
表2 中国、欧美日各国新冠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死亡率的比较
注：本表中所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中不含无症状感染者数据。 表2是《4月周论文》日语版发表前一天的5月11日，与5个月之后的10月11日这两个时间点新冠疫情相关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日本、欧美主要国家、全球以及武汉、东京、纽约三个城市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死亡率和每10万人口死亡人数。
从每10万人口新冠死亡人数来看，截至5月11日，与西班牙的56.9人、意大利的50.5人、法国的40.4人、美国的24.4人相比，日本仅为0.5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第1波，成功地阻止了医疗机构挤兑，防止了医疗系统崩溃，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极低的水准。
从截至5月11日的新冠死亡率来看，法国高达19.1%，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也都达到了两位数。成功地压制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第1波的中国为5.6%，日本是4%。这一时期，全球平均新冠病毒死亡率高达12.4%。新冠肺炎的高死亡率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但是，从5月11日到10月11日的这5个月的区间来看，各国和各城市的新冠病毒死亡率都急剧下降。这一期间，中国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死亡率为零。日本将新冠病毒死亡率控制在1.4%。当初死亡率极高的法国和西班牙都将死亡率下降到1%。即使在累计新冠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美国，在这一期间死亡率也下降到了2.1%。
各国新冠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首先是得益于疫情爆发初期混乱导致的医疗现场挤兑逐渐得到了控制。同时，虽然还没有特效药，但各国大都确立了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是降低死亡率的重要原因。当然，随着核酸检测的普及，不断增大死亡率计算公式的分母数值，更进一步拉低了死亡率。
在上述的5个月区间，全球新冠死亡率的平均值下降到了2.2%。单从死亡率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但实际上，在不同年龄段，新冠死亡率的差异非常之大。存在较年轻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低，而老年人死亡率却非常高的现象。例如，日本8月份的新冠死亡率是0.9%。按年龄段来看，0岁〜69岁的死亡率只有0.2%，而70岁以上死亡率却飙升至8.1%，这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特朗普总统在10月14日的演说（President Trump Addresses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中表示，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人的美国，50岁以下感染者的存活率是99.98%，而患有宿疾的老年人患病风险却非常高。因此，如何完善医疗防控体系，保护好老龄等高风险人群，是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死亡率的关键。
（２）医护人员大量减员 病毒的感染造成医护人员的大量减员是新冠疫情的另一大特征。
疫情爆发初期，各国都存在对新冠病毒传播特性缺乏认知，以及口罩、防护服、负压病房等防护资源严重短缺等问题，给医护人员增添了巨大的感染风险。这种情况使得检测采样、插管等本来就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因此，各国都出现了由于感染导致的医护人员大量减员。这使得在疫情爆发下本来就紧缺的医护人员资源遭受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挤兑灾害。
不光在救治过程中存在风险，2020年3月，日本庆应大学病院实习医生聚餐引发的医护人员大量隔离和感染，也给东京当时本来就高度紧缺的医疗人力资源造成重大打击 。
根据国际护士理事会（ICN）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5月6日，30个上报国家的数据显示，至少9万名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从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截至5月5日，西班牙有4万3,956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占全部感染人数的18%）。截止到4月26日，意大利共有1万9,942名医护人员被新冠病毒感染，150名医师和35名护士死亡。
国际护士理事会9月16日公布的信息推测，全球可能已有近300万名医护人员被新冠病毒感染 。
东京都发表的数据显示，在1月至6月期间，有48家医疗机构发生了新冠病毒院内感染，医师、护士及患者共计有889人被感染，其中140人死亡。院内感染人数相当于东京同期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14%。院内感染造成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东京同期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的43%。院内感染不仅削弱了医务人员的战斗力，还造成患有宿疾的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大幅度拉高了死亡率。
即使到了10月份，医疗机构的院内感染在东京仍然频频发生。例如，足立区的大内医院在10月15日确认了39名患者和12名职员，共计51人感染新冠病毒。位于练马区的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练马医院也有58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有23名是患者。
新冠病毒超强的传播性严重威胁医护人员的安全，削弱医疗能力，是将城市推向医疗系统崩溃的巨大黑手。如何防止院内感染是这次抗疫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３）病床严重不足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从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到检测试剂、呼吸机、ECMO（人工肺）等，各国都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的现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病床的严重不足。由于新冠病毒传播性超强，为了防止感染扩大，新冠患者需要隔离治疗, 特别是重症患者需要在重症监护室（ICU :Intensive Care Unit）进行治疗。但是，在各国病床严重不足的现象都非常普遍。
从“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来看，日本高达13.1张，属全球最高水准。拥有12.8万张病床的东京都，每千人床位数为9.3张。即使如此，东京在新冠疫情的第1波大流行期间也出现病床严重不足的状况。
与东京相比，意大利每千人医师人数虽然较高，但是每千人床位数却只有3.1张。美国的每千人床位数更仅为2.9张，纽约州甚至比全美平均水平还要少，只有2.6张。显然，病床不足是制约医疗机构收容能力, 致使新冠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救助的一个重要瓶颈。
中国的每千人床位数为4.3张，虽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却高于意大利、美国的水准。特别是武汉拥有9.5万张病床，每千人床位数高达8.6张，已经相当接近东京的水准。但是武汉在新冠疫情初期也曾经受困于病床的严重不足。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并非所有的病床都具备接收新冠患者的隔离要求，这使得病床不足的情况在新冠疫情爆发性的挤兑下显得尤为严峻。
３．什么是有效的对策 最先经历医疗系统崩溃的武汉，在历经77天的封城之后，终于平息了新冠病毒灾难。到2020年6月中旬，中国全国各地也都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中国是如何迅速地收拾局面的？验证中国的经验，对于正在苦于被新冠疫情荼毒的全世界来说都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
（１）封城政策 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暂停了公共交通运营，关闭了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并要求市民不要前往市外，开始实施所谓的“封城”措施 。第二天24日，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湖北全省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响应等级规定了对被认定的感染区域采取各种措施的程度，1级响应要求停业、停课，切断交通，极力避免人员移动和接触 。
作为各省市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上位法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是在抗击非典的经验之上制定，于2006年2月26日公布的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 。
随后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到1月29日，随着西藏自治区最后一个启动1级响应，1级响应覆盖了整个中国。
图2 武汉在封城期间每天的新增新冠确诊感染病例人数与死亡人数
注1：没有1月23日封城当日，以及2月11日的数据。2月12日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激增，推测应该是由于叠加上了前一天的数据。 图2所表示的是从封城前的1月20日到4月8日解除封城的这一期间，武汉市每天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经历和克服了由未知病毒疫情爆发引发的医疗系统崩溃等种种困难，在封城21天后的2月13日，武汉每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人数终于开始下降。到封城56天后的3月18日，第一次清零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虽然在3月23日又出现过1例新增确诊病例，但是直到4月8日解除封城之前，连续16天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持续为零。
实施切断交通和停工、停产、停课等严格限制人员移动和接触的封城措施,无疑是一剂猛药。武汉通过77天艰辛的封城抗疫，终于击退了新冠病毒的袭击。
对全国实施严格的行动限制措施很快取得了成效，中国的新冠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甘肃省2月21日率先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从1级下调至3级，有条件地恢复了日常的生产生活。之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将响应级别从1级下调至3级。6月13日，随着湖北省也将响应级别从1级下调至3级，全国的响应级别都下降到了3级。由于彻底地实施清零感染病例的封城政策，中国成功地抵制住了新冠疫情灾害的第1波。
此后，中国各地根据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进行了灵活的调整。例如，北京市由于出现聚集性疫情案例，在6月16日将响应级别从3级上调至2级，提高了防控等级。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到7月20日北京又再将响应级别从2级下调至3级。
（２）快速的人力支援 针对武汉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和大量减员，中国政府迅速从全国动员大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在封城的第二天，2020年1月24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就率先抵达了武汉，该团队由来自上海52家医院的呼吸科、传染病科、医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的136名医师和护士组成。最终全国向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派遣了346支救援医疗队，派遣的医务人员数量共计多达4万2,600人。
3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从医疗机构接到指令到医疗队组建完成，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从医疗队集结到抵达武汉，一般不超过24小时。这些紧急救援举措迅速缓解了武汉的医疗压力，有效地遏制住了武汉医疗系统崩溃。
可以肯定，一个国家能否对疫区实现迅速和有力的驰援，是决胜新冠疫情一个关键，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从纽约、东京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在医疗资源相对殷实的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动员足够数量的医护人员及时前往驰援。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姑且不论非洲，即使从近邻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来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仅为0.8人和0.3人，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也分别只有0.5张和1张。这些本来就医疗资源稀缺，又没有足够国家驰援能力的国家，新冠疫情爆发所造成的挤兑灾害有可能会异常惨烈。因此，如何组织全球性的驰援力量迫在眉睫。问题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本身现在正深受新冠疫情荼毒，一时无暇他顾。此时此刻，中国对外的医疗援助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３）迅速营建专门医院 武汉在国家的支持下迅速营建了两座高隔离等级，配备专业救治设备的重症患者专科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在封城12天后的2020年2月3日，拥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拥有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也在2月8日投入使用。
武汉还将体育场馆等改建成16家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迅速提供了1.3万张防菌防疫等级达到三甲医院水平的病床，实现了轻症患者的收治分流，使高端的医疗资源能够向重症患者集中，缓解了挤兑灾害。
通过快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迅速解决病床不足问题，武汉这一经验值得世界参考和学习。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1波期间，由于病床不足，日本不得不让一部分新冠确诊患者居家隔离。其实这种做法极其危险，首先居家隔离使患者的家庭成员处于危险之中，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聚集性感染。其次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专业治疗，无法及时掌握病情的进展情况，可能耽误病情恶化下的及时转诊救治。
所幸这种居家隔离后来基本上得到纠正，目前日本也采取了将酒店等改造成为收治轻症患者设施的措施，既收容了轻症患者，也缓解了医院压力。
东京更严峻的问题是ICU的紧缺，截至2018年，日本“每10万人ICU病床数”只有4.3张，与美国的35张，德国的30张，法国的11.6张，意大利的12.5张，西班牙的9.7张相比，差距甚巨。
日本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东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第1波到来之时，其ICU病床只有764张，折合成每10万人ICU病床数仅为5.5张。通过种种努力，东京克服ICU病床的严重不足，勉强地熬过了疫情第1波的袭击。但是随着秋冬之际新冠疫情大流行第2波的到来，ICU病床不足的问题将重新浮出水面，成为疫情高峰期能否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的一大关键。
为了缓解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病床紧张，各国采取的措施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甚至派遣海军的医疗船驰援疫区 ，韩国更是将“紧急进口医院”当成一种新的选项。迫于新冠疫情下床位严重缺乏，韩国直接从中国的远大集团进口了整座“芯板火神山医院”。远大运用不锈钢芯板装配式建筑，快速为韩国营建了配备全新风系统和臭氧技术，具有最高等级防止交叉感染的“负压隔离病房”。该工程在当地只用了两天的装备时间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４．经济与抗疫能否兼而顾之
在世界各国的新冠疫情对策中，抗疫和经济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大的政策焦点。中国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封城措施，实现了新冠感染病例的清零。目前正在努力保持“零新冠感染病例”的状况。中国采取的抗疫政策可以称之为“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Zero COVID-19 Case Policy）”
相反，欧美日发达国家即使实施了封城或紧急事态宣言等限制人们外出的各种措施，但大多都在新冠感染病例没有清零的情况下就开始恢复了经济活动。这些国家实施的抗疫政策可以认为是一种“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Coexisting with COVID-19 Policy）”。
本论文的后半部分将对比分析“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和“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验证有效的抗疫政策路径。
（１）优先疫情控制的中国 在经历了2002年—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抗疫之后，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涉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条例和预案。200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进一步将上述法律、条例、应急预案在法理上体系化。在武汉封城之前的2020年1月20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由是，新冠病毒抗疫大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正是因为在经历SARS之后，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上述的法律、条例、应急预案体系，才得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未知传染病的爆发，能够迅速实施“封城”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等强制性措施。而且得益于这些法律、条例和应急预案具有优先控制疫情的强烈倾向，所以在一旦启动之后，就不会出现为了兼顾经济活动，在抗疫措施上出现反复的情况。实际上，虽然各地区都有尽早复工复学的强烈诉求，但都必须要等到满足新确诊感染病例清零的条件之后了。
如图3所示，中国由于采取了不惜一切经济代价的抗疫举措，迅速地压制了新冠疫情，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封城”和1级响应等措施虽然可以说是一剂猛药，但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得事态得以尽早平息。当然，要将这种传播性极强的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维持在零状态，的确并非易事。因此，在中国每当发现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时，就会对局部地区实施严格的行动限制和彻底地核酸检测，以防止传染扩散。
注：本图中所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中不含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数据。 （２）《报告9》和欧美各国的对应 武汉封城53天后的2020年3月16日，由英国的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等发表了《报告9：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对降低COVID-19死亡率和医疗需求的影响（Report 9: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以下简称《报告9》)。《报告9》预测，英国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未来4个月内将有8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导致51万人死亡。即使采取隔离感染人员、居家隔离家属、限制老年人外出等措施，死亡人数也会达到25万人。
《报告9》提出，如果针对全民实施严格限制行动的封城措施，死亡人数可以控制在2万人以内 。弗格森在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上否定了允许某种程度感染的流行，兼顾经济和抗疫的做法，明确指出除了长期封城之外别无选择。《报告9》发表一周后的3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全国“封城”，禁止民众非必要外出，关闭学校和大部分商铺。
《报告9》预测，美国死亡人数最多可能达到220万人。受该报告的影响，特朗普总统将原定3月30日到期的，联邦政府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相关指南的有效期延长至4月30日 。
6月8日，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刊发了题为《评估防控政策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The effect of large-scale anti-contagion policie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的报告，对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法国以及美国6个国家实施的病毒防控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该报告推算，从2020年1月到4月6日的3个多月，由于采取了(1)限制旅行、(2)暂停教育、商业、宗教等活动、(3)实施隔离和封城、(4)紧急事态宣言等政策，在以上6个国家阻止了上亿人的新冠病毒感染 。
然而，虽然封城政策的有效性非常明显，但是鉴于其对人们行为方式的严苛限制和对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休克效果，也备受抵触。在很多国家，类似封城的抗疫政策，在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却不得不中途“解封”。
（３）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Vs.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
中国对武汉解除封城的条件非常严格。解封之前不仅清零了新增确诊新冠感染的病例，而且还让这种零新增确诊病例的状态持续了16天之后，才对武汉解除封城。本论文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
不仅是武汉，2020年2月18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以县市区为单位，对全国各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划定标准，要求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才能评估为低风险地区 。
在成功地压制了新冠疫情第1波的大流行之后，中国仍然高度紧张地为维持各地的“零新冠感染病例”状态而不惜余力。一旦发现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立即对发病地区采取严格的行动限制、实施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等措施，严防感染扩散。例如，2020年10月11日，山东省青岛市出现3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病例，青岛对全市人口实施了核酸检测，对已经转移到市外的人员也进行了追踪检查。截至10月16日，实施了核酸检测的人数超过1,100万。
与中国不同，欧美各国虽然也采取了封城政策，但因为急于实现既控制新冠疫情扩散又兼顾经济的两立，大都草草收场。
2020年5月13日，德国IFO经济研究所与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共同研究报告 。该报告认为，经济和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最佳平衡是将Rt(有效再生数: 指出现症状的患者平均能够感染的人数)维持在0.75。也就是说，如果将Rt控制在0.75的话，就可以在把对经济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同时，还能较早地结束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这是在学术上对“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的提倡。但是该报告并没有提供针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如何将Rt控制在0.75并维持下去的有效对策。因此，该报告所提倡的所谓“黄金平衡”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尽管如此，该报告却给欧美各国推行“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提供了“学术背书”，为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留下了祸根。
实际上，进入秋季后，欧洲的新确诊新冠人数正在激增。10月14日，欧洲日增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高达10万5,000人，超过了亚洲的10万3,000人。德国10月15日公布，过去24小时内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多达6,638人，这超过春季新冠病毒爆发期的峰值，刷新了最高记录。
在《报告9》原产地的英国，由于担心长期封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对该报告的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报告9》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新冠病毒感染在英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51万。由于英国采取了封城等措施，截至10月11日，英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控制在4万3,000人。尽管封城的效果明显，但迫于重启经济活动的压力，英国的封城政策并未能持续到清零新增确诊新冠病例的状态。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在秋季造成英国新确诊新冠病毒人数剧增，10月15日，伦敦不得不将警戒级别从“中风险”提升到“高风险”。
截止到5月11日，新冠病毒感染在意大利造成了3万1,000人的死亡。但是，为了尽快重启经济活动，5月上旬，意大利解除了2个月的封城。从表2可以看到，在5月11日到10月11日的5个月，意大利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从14%大幅下降到4%。显然，意大利已经从医疗系统崩溃的灾难中摆脱出来。但是，由于意大利采取了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政策，一到秋季新冠病毒大流行又卷土重来。10月14日，当日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达到了7,300人，超过3月份新冠病毒爆发期的峰值。为此，意大利又开始采取禁止聚餐，限制餐厅必须在深夜0点之前关门等措施。
10月25日，西班牙再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以遏制第2波新冠疫情大流行。10月29日，西班牙议会更是批准将紧急状态延长半年。
第2波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正在袭击法国。10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自17日零时起，在巴黎大区以及马赛等9个都市圈晚21时至早6时之间实行宵禁。第二天的15日，卡斯泰总理宣布自17日起，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当天，法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万人，创下了当日确诊病例新高。10月30日，法国进入第二次全国“封城”。11月6日，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6万例，再度创下新高，巴黎当天进一步收紧管制措施。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认为长期的全美范围封城不是解决方案，在5月下旬，就决定重启所有州的经济活动，虽然疫情一直还在蔓延。但是面对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大幅度增加，纽约又不得不在10月4日开始实施了局部封城。从11月4日开始，美国更是连续多天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不断刷新最高纪录。11月7日，美国累计新冠感染人数超过1,000万人，累计新冠死亡人数达到24万2,339人。
在采取“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的欧美日各国，现在又处于不得不重新启用封城等强力措施来防止疫情扩大的状态。
表3 各国和地区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测与比较
出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日本内阁府、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英国国民统计局、意大利国家统计局、西班牙国家统计局、德国联邦统计局、法国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韩国银行、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亚洲开发银行、IMF等数据制作。 秋冬时节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正在拷问“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的欧美日各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得益于采取了“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逐一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
到因新冠疫情延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5月28日结束后，全国都基本恢复了正常经济活动。在从10月1日至10月8日的“双节”期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4亿人次。2020年第一季度由于封城抗疫的影响，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实际GDP增长率为-6.8%。然而从第二季度开始，经济迅速恢复，实际GDP实现了3.2%的增长。IMF预测，2020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将增长1.9%。
相反，在实施“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的日本和欧美国家，到第二季度实际GDP仍然都还是负增长，且比第一季度的降幅更大，其中有好几个国家甚至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IMF预测，2020年全年，这些国家的实际GDP都将为负增长。
与中国一样经历过SARS疫情考验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抗疫政策也大多类似“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如表3所示，越南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表现较好。IMF预测，2020年全年，越南的实际GDP将实现1.6%的增长，中国台湾地区全年的实际GDP可以维持在零增长。韩国2020年全年的实际GDP增长率虽然可能为-1.9%，但下滑幅度还是比欧美日各国小很多。新加坡由于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国际贸易，非常容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季度经济的下滑现象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与“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相比，本来是企图缓解和规避因封城造成的经济重创而采取的“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落。
截至11月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5,000万，秋冬之际的第2波疫情大流行更是来势汹汹，感染人数增加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而且欧美各国已经沦陷为“新冠疫情重灾区”。因此，笔者强烈倡议，在新冠病毒特效药和有效疫苗问世之前，各国应该尽快采用“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有效地压制疫情的扩大。
（４）在经济和疫情防控上摇摆的日本 2020年1月16日，日本首次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月29日，搭乘206名乘客的第一架日本政府接侨包机从武汉市飞回日本。2月13日，日本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2月28日，北海道发布了独自的“紧急事态宣言”。3月13日，日本议会通过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将新冠病毒感染症纳入该特别法的适用对象。该特别法规定，在发生的新型流感可能威胁到国民生命安全，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失时，政府可以宣布一定地区在一定时期进入“紧急状态”。修正案为政府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奠定了法律依据。
4月7日，日本政府对东京、埼玉、神奈川、千叶、大阪、兵库、福冈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4月16日，政府将“紧急事态宣言”对象扩大到全国。“紧急事态宣言”并不是以清零新冠确诊病例为目标的封城措施，而是以“将人与人的接触，最少削减至7〜8成”为目标的，较为宽松的行为限制要求。即使如此，如图4所示，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后，日本的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量迅速减少，“紧急事态宣言”取得了显著的防控效果。随着疫情得到改善，日本政府于5月25日解除了全国的“紧急事态宣言”。与中国不同的是，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当天还有20名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这是一种在没有清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情况下的“解封”。
中国在将新冠病毒流行地区降级为低风险区域之前，要求该地区必须两周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持续为零。而日本却在还没有清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状态下解除了“紧急事态宣言”，留下了新冠疫情反扑的祸根。结果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一周后，由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速增多，东京不得不拉响“东京警报”，呼吁市民对日趋严峻的新冠疫情提高防控意识。
7月22日，日本开始在东京以外的地区推行刺激经济的观光振兴政策“Go To Travel” 活动。这一天，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多达792名，是“紧急事态宣言”时峰值的1.1倍。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不管不顾的蛮勇。10天后，日增新冠确诊病例飙升到1,575人，达到“紧急事态宣言”时峰值的2.2倍。
10月1日，东京也被纳入到“Go To Travel”活动。10月15日，东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84人，再次呈现出新的上升趋势。
从表2可以看到，截至到10月11日, 就每10万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而言，与西班牙的70.7人、美国的66.3人、英国的63人、意大利的59.8人、法国的50.1人、德国的11.6人相比，日本只有1.3人，为发达国家中最低。可以说，日本是采取“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各国中人员损失最少的国家。但是，流感病毒肆虐的冬季即将到来，流感与新冠病毒的同时流行，将给日本带来更大的考验。同时，长期的“与新冠病毒共存”使日本经济无法放开手脚，日渐疲惫。如表3所示，IMF预测，2020年全年日本实际GDP将陷入-5.3%的负增长。
图4 日本每天新增新冠确诊感染病例人数与死亡人数
出处：根据厚生劳动省官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阳性人员数据库》、NHK《特设网站新型冠状病毒•日本国内死亡人数》等制作。 ５．从全球性的失败到全球抗疫 感染性疾病曾经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最大的杀手。例如，1347年在西西里群岛爆发的黑死病，20年间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2,500万〜4,000万人死亡。
近百余年来，随着抗菌药、疫苗的发展和普及，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破、伤风、百日咳、白喉等曾经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感染性疾病大部分都被灭绝或者得到了控制。195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肺炎、肠胃炎、肝炎、结核、流感等感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减少，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主要的死因。
对感染性疾病的防疫和治疗所取得的胜利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主要死因的交替也让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重心从感染性疾病转向了慢性疾病。结果导致各国目前在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上的资源投入过小，同时更造成现有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应对慢性疾病的结构性问题。
从现有医疗资源上来看，无论是医疗人员的专业背景，还是设备配置，甚至整个医疗体制都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因此，在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中，即便是武汉、纽约、东京这些坐拥巨大医疗资源的大都市也都措手不及，付出惨重代价。
比尔•盖茨早在2015年就警告世人，对病毒感染性疾病投入过少，会酿成全球性的失败。新冠病毒疫情之祸不幸印证了比尔•盖茨的预言。
６．暴发性的科技进步 国家紧急事态、封国、封城、外出自肃、保持社交距离等，各国目前采取的这些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着眼点都在于大幅度减少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阻断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能真正根绝病毒的危害。因此，即使通过实施强有力的“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这种成果也非常脆弱，防控的松懈和漏洞随时都可能让新冠疫情卷土重来。
要找回安心安全的世界，最终还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目前，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发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
新冠疫情正在激发相关科技的爆发性进步，只有掌握了从检测、特效药到疫苗的三大法宝，人类才真正敢言可以控制和战胜新冠疫情。
危机也是转机，近现代每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和危机都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转机和爆发性的技术进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航空产业的发展、开启了核工业的大门；冷战不仅催生了航天宇宙技术的开发、还奠定了网络技术的基础。新 冠疫情不仅刺激了相关科技的爆炸性进步，同时也在强力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数字化变革(DX)。
疫情造成的特殊紧迫感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可能拓展新的技术路径，使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技术路径脱颖而出。例如中医，由于在武汉的抗疫过程中表现卓越，正在得到全球的关注。新冠抗疫有可能成为中医真正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
臭氧也是一个由于偏见一直被忽视的技术路径，笔者早在2月18号就撰文呼吁关注臭氧的灭菌杀毒性能，倡导用好臭氧抗击新冠疫情 。
日本有实验证明，在封闭的环境中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封闭环境的18.7倍。因此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疫情对策是呼吁国民尽量避免密闭空间、人员密集、近距离密切接触的“三密”环境。如果能够在臭氧传感器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像控制温度一样廉价、自如地控制臭氧浓度，就有望通过利用臭氧在有人情况下灭菌杀毒，解决室内空间的病毒感染问题，将人们从交往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全球共战新冠疫情一定会引爆一场巨大的科技进步，推动大批产业的更新迭代。
７．全球化不会停顿 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切断国际间的人员往来，封锁疫情爆发的城市，全球化被瞬间熔断。对全球化未来的担忧，对大城市化的疑虑，甚至否定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的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间人员往来极速扩大，国际旅游人数从30年前的年4亿人次，猛增到2018年的14亿人次。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化更是世界性的展开。从1980年到2019年全球人口净增2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17座，期间这些城市中净增人口合计多达6.3亿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也从1980年的5座猛增到今天的33座。而且这些超大城市大多是国际交流的中心，是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都会，它们的人口合计多达5.7亿人，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5.7%。
高密度的航空网络和大量的国际间人员来往让新冠病毒瞬间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流行病。许多人口众多、国际交往密集的国际大都市更是沦陷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
但是必须清楚认识的是，新冠病毒全球性扩散的真正原因不是在于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速度和密度，而是在于人类长期以来对感染性疾病威胁的轻视。
其实，全球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感染性疾病扩散的威胁。从大航海时代到今天，人类一直都在与感染性疾病博弈，期间曾经付出过多次惨重的代价。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压制感染性疾病中取得的成绩，导致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出现了长期轻视感染性疾病威胁的倾向。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0（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列举的未来十年全球可能发生的十大风险排名中，居然没有感染性疾病的问题，而未来十年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十大风险排名中感染性疾病也只是忝居末位。
不幸的是与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相反，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越南等经历过非典疫情的国家与地区，在新冠疫情的对策上，大多采取了类似“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抗疫成效。这恐怕都是拜当年非典超强的传播感染体验所赐。中国更是将在抗击非典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反映到法律、条例、总体应急预案中，并将对策手册化、指南化，因此能够在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时，及时启动这些有效的对策，迅速地压制了疫情 。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必悲观。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启动全球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关注和投入，必将引发一场爆发性的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最终一定能够克服病毒感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让全球性的失败走向全球性的胜利。
新冠疫情不会终止全球化和国际大都市化，而是会在阵痛之后孕育出更好的全球化和更健康的国际大都市。
(栗本贤一、甄雪华、赵建三位参与了本文的数据整理和图表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