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述评】周其仁

　　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城镇化进展迅速,大量人口移居城镇,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以及作为结果的城市物理尺寸的扩张与膨胀。长期滞后的城镇化,终于提速急行。

　　常识说,城市之所以称其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间里承载大量、多样、复杂也更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这样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来定义。至于为什么人口、资源要在空间上凑成一个高密度形态,答案是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细化提升生产率, 从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可是对比现实,迄今为止我国的城镇化,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依然超过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快过人口城镇化”是也。

　　很有意思的是:我国经济也是总量傲人,但算到人均水平依然拉后。城市亦然, 总量大哥哥,密度小弟弟。如此同构,总有点道理吧?

　　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城市”系广域的行政区划,其中既包括市区, 也包括郊区, 甚至还囊括大面积的农村。多年“市管县”、“整县改市”、以及含义不明的“城乡一体化”,使我们这里的“城市”概念与世界通行的不一样,不那么有可比性。

　　城乡划到一起, 边界模糊,行政权力主导,铺开地图画个大圈,修上大马路、盖起大楼房,“城市”就拔地而起了。

　　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急急火火搞起来的,光建好物理外观就不容易,至于环境、财务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市民文化建设,更有待一个发育过程,绝非一日之功。

　　于是提出“城镇化下一程”的问题。要明确,我国城镇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单纯服务于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都难以为继。城镇化下一程非转不可, 向哪里转,值得城市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建设主体思考。

　　这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条经验是讲导向。2014年3月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对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导向明确的原则、方针和重点任务。

　　实施此项《规划》,关键要遵循城镇化规律,真正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有了战略导向,还要具有可执行的“指挥棒”。这也是中国经验,一套合适的考核指标同时就是赛项和赛点,就能“指挥”各城市决策者、管理者和建设者在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按照大政方针规定的方向行动。

　　从这点看,牧之教授和他领导的团队,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的支持和参与下,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分析、比较拿出的这份《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为中国城镇化下一程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也对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挥棒”,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我特别认同本项研究得出的一个核心认知：当下中国城市、包括特大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可以通过“适度加密”的取向来谋求解决之道。过去讨论城市问题,基本选项限于“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殊不知城市的标度,不仅仅单是维度的大、中、小,更应该是多变量之间的密度。

　　当下我国不少特大城市,并不等于“特密城市”——不少特大城市的很大部分空间、密度严重偏低,生态、经济、文化等综合效益都不高。因此,无论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集镇,都有一个从密度考量来更新的问题。这一点,要请读者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