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年前的2001年9月3日和7日，“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 （以下简称：论坛）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个会场召开。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一路同行，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两场会议，并做了四次发言，对中国的国土发展、城市化进程、城市建设提出了睿智的思考和建议。
2005年出版的周牧之主编《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这四次发言整理成为两个部分收录，于光远先生亲自对文稿进行了校对。
二十年后的今天，于光远先生的讲话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本公众号特将于光远先生在论坛上的讲话刊出以飨读者，并纪念这位在立德、立功、立言上都堪称楷模的智者。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发展司、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中国日报社、中国市长协会四个单位主办的题为“2001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于2001年9月3日和9月7日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召开。我在这两天都作了简短的致辞，并在3日作了题为《国土经济中的沿海大城市群发展》的演讲，在7日论坛结束时根据会议安排，为会议作了总结。
１．在论坛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在9月3日上午，我在致辞中热忱地祝愿“2001年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顺利进行，取得成功！我还希望会后有关学者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致辞中我说，我认为论坛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引起中国政府和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解决得好，会对今后5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会议所提出问题的性质决定的。
在9月3日下午的演讲中，我讲了一件事。2000年春，中国西部大开发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时候，我去浙江宁波参加宁波市提出的“杭州湾交通通道”——即从杭州湾南岸到北岸修一座大桥——的思路和方案的论证。这座大桥的建成，将大大缩短宁波到上海的距离，因而也将缩短宁波到长江北岸的苏北、乃至渤海北岸和山东胶东半岛的距离。我认为中国有三个大跨海工程:：一是从海南岛的海口到广东省的雷州半岛；二是从烟台到大连；三是这个跨杭州湾通道。跨杭州湾的交通通道工程现在已走到前面。前两个跨海工程看来以修建火车轮渡比较适合，而跨杭州湾工程以建桥比较合适。三大跨海工程的建成，将会对中国沿海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宁波我发言前，请他们帮我制作了一张“册”字形战略示意图。
把这张图和这次会议中周牧之提出的《21世纪中国国土轴和大城市群示意图》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也有某些不同的地方。
应该说这两张示意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相同的。两者不同的地方是：
① 我当时使用的语言叫做“中国经济发达带”，当时我没有“大城市群”、“大城市圈”、“国土轴”的概念，没有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站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更没有提出“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特别是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超大城市群进行集约”的思想。这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我认为会议的这个中心思想，是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
② 我有一个观点，1983年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提出21世纪建设的重点将向西部转移。17年来，中国沿海经济大发展，使得党中央2000年宣布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可能。我认为，沿海经济的继续发展，是今后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前提。中国的发展是从沿海向西部推进。我看出会议提出的沿海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中，也注意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问题，但是我似乎更着眼于西部大开发。这次会议提出的中国大城市群发展战略，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似乎没有我那么强调。
③ 似乎两者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我讲的“经济发达带”中既有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达程度比较低的地区，甚至还有贫困县比较多的地区。而这个会上现在讲的大城市群当然也包括农村，只是在发达程度上，似乎比我讲的要高一些。
总之，在我讲的和这个会议上周牧之的基调报告中都有依靠沿海大城市来推进全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正因为两者的基本思路相同，两者之间的某些差异可以互相补充。
由于9月3日的会议是在上海开的，会间休息后下午的演讲都讲的是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整天没有一个人专门讲珠江三角洲，因此我在当天的演讲中也只讲了有关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问题。
关于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周牧之在基调报告中作了详尽的介绍，使我受到不少启发，也增加了不少知识。但是对基调报告，我也有一些意见。而且就在当天的发言中提了出来。
我认为，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概念要扩大到杭州湾的南岸，也就是要包括宁波、绍兴、杭州市的萧山等地。那些地方在自然地理上不属于长江流域：宁波有一条甬江；绍兴有一条曹娥江；萧山就在杭州湾边。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上游，是流入杭州湾的。但是我还是主张把宁波、绍兴等地列入我们今天讨论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范围。在9月3日我作那个演讲前，其实会议材料已经把宁波列入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范围了。在会议发的材料中有一张《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概念图》，我在演讲前没有注意到这张图。我在准备这个演讲时只看了《中国日报》社华东办事处印的材料，那个材料同后来会议上发的材料不完全一样，它没有那张《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概念图》。回想起来，周牧之作基调报告时，这张《概念图》的幻灯片是打到屏幕上的，我听报告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在我眼前一晃而过。因此在演讲中，我对周牧之同志的批评，有与他的基调报告不符合的地方（为此，我在7日上午致辞时向周牧之表示了歉意）。但是我在3日演讲中指出的他对浙江省在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中的地位摆得太低这一点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在3日的演讲中我为了说清楚浙江省属于长江三角洲，从两个地方着眼进行了阐述：第一、浙江省嘉兴、湖州、除萧山以外的杭州全市，包括余杭、临安，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属于长江流域是丝毫问题都没有的。因为整个太湖周围都属于长江流域。天目山的水北流进入太湖，属于长江流域，南流最后流入钱塘江，经由杭州湾入海。因此浙江省杭嘉湖的城市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就是从自然地理的概念来看，也是不成任何问题的。第二、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等地区同长江三角洲关系十分密切，我认为应该属于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尤其在杭州湾交通通道建成后，杭州湾两岸更不应该分属不同的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龙头在上海。上海处在中心位置，它面朝大海，左翼是南通，右翼是宁波。中心和两翼不可分，少了宁波这一翼，上海的中心地位就不完整了。这一点是我之所以强调宁波属于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主要原因。
在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中，江苏省的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赞成江苏省融入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思想。
2000年初，我到了宁波，并去了宁波的慈溪（因为在“杭州湾交通通道”的论证中，其中有一个方案是把慈溪市作为大桥的起点，向北修至嘉兴），看了杭州湾交通通道桥头的南端方案中提出的选址（我是主张这个方案的）。几个月后，我又去了嘉兴，到了平湖西端和海盐交界的地方，看了杭州湾交通通道北岸桥头的选址。了解了这次投资的可行性和他们提出的初步方案。如果采取这个方案建桥，除宁波、嘉兴两市愿意投资外，投资者对嘉兴到苏州的高速公路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希望这项工程能够早日实施、早日实现。在整理我的四次发言时，我又特别用心地看了曾被我忽略的那张《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概念图》，发现我到过的余姚、慈溪被小心地划出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我不以为然。余姚是浙江省第一个县级市。慈溪很大可能是未来杭州湾交通通道——大桥的起点，应该包括在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范围之内。
我建议周牧之同志和其他先生们是否再去浙江作一些调查，使这个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意见更加全面。如果有困难，我主张浙江省的学者来补做这个工作。在3日的会议上，我没有能听到浙江省同志的发言，颇不满足。过些时候不妨开个小一点的会议专门谈谈浙江省的问题。
下面我想再讲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国际大都会的构思，现代化的新上海应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① 改造好了的上海老中心区。近年来，上海建设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中心区内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平衡。我老家在上海原南市区，那个地区就很落后，现在南市区并入上海老中心区的中心区―黄浦区，人口已大量迁出。上海老中心区还是有一个改造的问题。
② 建成了的浦东新区。这个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了。
③ 安排得更好的上海各卫星城。这些卫星城有的撤县改区，也有的有设市的酝酿。现在上海只有一个崇明还是县，它的土地面积是上海市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十三分之一，但是它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④ 广大的新型乡镇和农村。
⑤ 就是我提出的“杭州湾北岸带型城市新上海。它不是上海的卫星城，而是上海市中心区的姊妹城。姊妹城这个概念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但这个从南汇的芦潮港起，越过上海和嘉兴的边界到乍浦港一百多公里长、四公里左右宽、四百平方公里左右土地面积、五百万人口的带型城市的新上海概念，是我提出来的。
这五个部分构成我所说的太平洋西岸现代化国际大都会—新上海。它是长江三角洲大都市群的龙头。
我赞成这个大会提出的大都会范围内的交通工具要现代化，包括地铁。我对东京的地铁有深刻的印象：东京的地铁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最底层是容量很大的仓库。上海的地铁刚刚起步，差距还很远。在我的主张里有在金汇港上面修条高架直达铁路的建议，这大概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轻轨了。从徐家汇到金汇港口40来公里，20来分钟就可以到。上海有一个计划，打算从浦东国际机场到市内修一条磁悬浮铁路，8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想法我也很赞成，但上海建设应量力而行，按部就班来做。
至于江苏省，周牧之同志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我知道近年他常回国内，有很多时间在江苏进行调研工作。在这个论坛开始前不久，他给了我一张《新华日报》的剪报《专家谈江苏城市化的空间选择――融入长江三角洲大城市圈》。其中对大城市群概念下了半径为300公里的定义。周牧之还对江苏城市化战略提出一套设想，我看了材料感到很有意思，我想再多找些材料研究研究。
２．在论坛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2001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9月7日结束。会议安排我对上海和广州的两天会议作个简短的小结。在会议日程表上写的还是“总结”。对这样一个任务，我实在担当不起。会议的内容如此丰富，涉及面如此之广，我既缺乏研究在先，在会场又因自己耳背听不清楚，又要为自己的发言作些准备，许多发言没有听，想等着看讲稿。我那里敢来做什么“总结”。但是日程既已如此安排，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
关于城市化和城市计划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由若干个大都市联合形成大都市连绵带的概念。这件事我直到去年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才知道。我亲自接触城市计划是在1981年出席墨西哥世界经济学家大会，顺访墨西哥政府的时候。墨西哥的官员告诉我，多年来他们在搞城市发展的规划，联合国很看重他们的工作，世界上关于城市发展的会议就在墨西哥召开。在这之后我注意到，在我们中国，一直没有城市的发展计划，有的只是针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搞的城市内部的建设规划。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城市发展的思想。1978年11月到12月举行的、为期36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各分组召集人的汇报时，讲我们国家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他提出先富起来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邓小平说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办法是发展外贸。深圳这个城市经过几年建立起来了，可以说是平地建设起来的，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建设起来的。现在深圳已经发展成一个发达的大城市了。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什么地方建立什么样的城市，这个规划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城市化论坛研究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要城市化，特别是在中国沿海，要以发展大城市群的思想搞的，中国的城市计划。
当然，在中国有一个大城市群自发形成的趋势，比如这次会议讨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这次会议没有讨论的京津冀大城市群就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要对这件事进行更加理性的思考。这是我特别看重这次会议提出的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一个原因。
这种思考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要有切实具体的务实精神，既要总结本国的经验，又要吸收外国的经验。我觉得在两天会议当中，这样的精神是具备的，当然，不可能是充分的。因此需要我们中国的学者们继续努力。
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办的《经济时刊》，为配合这个会议专门出了一期特刊。会务组将这期刊物发给了所有的会议参加者。这期特刊封面的顶端有三句话:“中国需要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信息经济与国际大都市、沿海大城市群发展与西部大开发”。这三句话表明了这次会议视野的开阔。“中国需要大城市群发展战略”这是个总的主题；“信息经济与国际大都市”说的是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大城市群发展与西部大开发”说的是中国沿海和西部的关系问题。
中国需要大城市群发展战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了。关于信息经济与国际大都市，今天在座的日本著名学者清成忠男在这期特刊上有一篇他与周牧之的对谈，《大城市圈、大城市群：信息革命中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也是在这个特刊上，有一篇增田祐司与周牧之关于《信息经济与国际大都市》的对谈录。周牧之在他的基调发言中也提到大城市群和产业选择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世界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是一种现在可以看得清楚的趋势。关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趋势必须高度重视是不可怀疑的，许多城市都应该为发展这些经济做出努力，而且存在大有可为之处，我们需要大都市、特别是国际大都市来带头。
关于沿海大都市和西部大开发是我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这期特刊上也有一篇我与周牧之的对话录，题目是《沿海大城市群发展与西部大开发》。题目虽然是讲西部大开发，但实际上涉及了整个国土开发的问题，包括中部和沿海陆地以及海洋。
现在，我回到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问题。
我想先说一点对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范围的理解。在我的“册”字形战略中，“册”字中的竖轴海岸线和京九线的交点就是香港。这个交点略左一端便是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的土地面积比长江三角洲小，这从会议材料中那张《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概念图》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范围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加上广东省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但是在这个大城市群内，有三个发达的大城市∶广州、深圳和香港。这三大城市周围密集着许多既有实力又各具特色的城市。这个大城市群的东面是东江的东莞，西面是西江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再往西是开平、恩平、台山、新会和江门。
珠江三角洲经济实力的发达程度是很高的。薛凤旋教授在发言中讲，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城市群，1999年GDP占了全国的21％，实际利用外资占56.9％，出口占60.7％，在出口方面远超过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两个大都市群的总和。我感觉到，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需要研究的，那就是上述三大城市发展的战略和优势互补的问题。由于现在大陆和国外的直接联系多了，香港的中介作用相应地有所削弱，但是可以争取新的发展。薛凤旋教授主张香港要充当跨国公司在亚洲的总部和生产性服务在亚洲最集中的城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物流平台。
广州、深圳、香港这三个大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范围内其他城市，各有各的强点和优势，也各有各的弱点和制约因素。如何使强点更强，弱点转化为强点，克服制约发展的因素，就要寻找发展的大思路、大智慧，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战略，至关重要。香港和澳门是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它们和其他的城市共同组成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就有实行两种制度的地区间相互联系和结合的问题。关于这些地区发展的战略研究不是我今天能讲的题目，我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需要各个城市在会后自己来研究。
但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要提高对知识经济意义的认识。如果不能克服这种认识上的不足，这个地区的经济就不能够更大提高自身的发展。最近，我形成了四种生活资料对社会进步所起的四种不同作用的理论观点。所谓的四种生活资料，第一种是毒品，包括大麻、海洛因、摇头丸等。这种产品的消费对社会进步只能起消极的作用。第二种是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玩的和发展社交关系所需要的产品，乃至嗜好品，比如抽烟。这类产品的消费使我们的生产获得它的目的性，使人们得以生存、享受。这种产品的消费使劳动力得到再生产，当然这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种是像汽车、飞机、公路和高速公路、机场、电话、电报、电传等交通通讯手段。这类产品的生产要花费劳动时间，但它们的使用又会大大提高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也可以说生产出很多时间。这种产品从外部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第四种产品，那就是知识产品。举例来说，生产电脑和与电脑相配的软件，是耗费很多劳动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比如用电脑打字，也要花很多劳动时间。但是，在使用当中，在消费当中，使用者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因此，社会生产力也就提高了。
这就是说，使用消费和生产力的提高两种过程同时发生。书籍的编辑出版，包括网络资讯，它们也是知识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从而起到提高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又比方办学校、教学生。老师和学生在教学当中都要耗费劳动，但同时都起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这种活动是通过人本身的变化而实现的。它与交通通讯工具不同，因为后者是从外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前者是从内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四种产品也就是恩格斯讲的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资料。当代社会、当今世界进步如此之快，是和第三种、第四种产品的发展相联系的。我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要不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就得在认识、发展第三种产品，特别在认识、发展第四种产品上要走在前面，切实有效地来干。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是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情，那么我就要说，我的意见不是一般地注意这一问题，而是要花最大的力量把信息经济、知识产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上去。也可以说要采取某种非常措施，要在非常两个字上打引号，做文章，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非常”出来。我想我们应该有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魄力。这最后的几句话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中心思想。
于光远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1915～2013年。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历任《学习》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经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主要学术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第1-7卷）》、《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我的教育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