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精英对话“亚洲未来”

▶▶周牧之（中方司会，东京经济大学教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场对话的三个目的。第一是希望我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讨论亚洲的未来，促进在中日之间形成一个能够共有的未来亚洲蓝图。第二是希望能整理出在实现未来蓝图过程中中日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第三是探讨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怎样去共同创造这些机制。

为此首先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陈昊苏会长以“四问”来设置这场关于“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的主题。

▶▶陈昊苏（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第一问亚洲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要如何考虑实现一体化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怎样设定积极可行的目标、亚洲一体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中日在区域一体化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中日关系对一体化的影响？

第二问安全保障。无可讳言，特别是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一些问题，鉴于西亚受西方干涉局势不治反乱的教训，东亚需要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由东亚人自己来解决东亚的问题。中日两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美国作为一种外部势力的过多插手其实对亚洲形势并不有利。

第三问亚洲未来发展预期。中日两国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亚洲的发展，怎样估计自己在亚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怎样看待对方的发展。如果互相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那显然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也不可能共同为亚洲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问建立互信。如果中日间存在相互不信任的问题，那我们关于亚太世纪的预言、中日关系的前途和世代友好的目标，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应该把互信问题当作中日关系和亚洲未来的重要议题。

▶▶王英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1988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现在中国和印度发展都很快，所以按照邓小平先生的看法，现在可以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很大。

不过现在我又听到了一种新的议论，就是中日如果不能友好合作，21世纪能不能是亚洲世纪？这个回答也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回答，应该说中日关系对亚洲未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今天我先谈一个观点，就是必须彻底抛弃旧思想，旧观念，切实贯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思想。可以设想，东亚每个国家首要考虑的都是本国利益，但合作就不能不顾及其他各方的利益，就必须努力在互利共赢上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所以关系到中日关系和亚洲的未来，互利共赢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切实贯彻这个思想，中日关系能大有可为，东亚和亚洲的合作也能大有可为。

▶▶铃木宽（日本参议院议员、后来曾经担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副大臣）：我想就面向亚洲的未来和中日关系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谈谈看法。目前，西方兴起的所谓物质文明在很多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极限。能超越西方物质文明的哲学观念是共存思想，是亚洲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共存思想可能是中国古代自然主义思想的一种传承，它既是人与人的共存，也是宗教和宗教、文化和文化，更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存。

我觉得，在以建立亚洲联盟为目标的基础上，将环境和节能等问题作为共同哲学观念提出来是可行的。中日之间或者说亚洲可以从紧急性和重要性出发选择主题和领域，一个一个项目地进行合作。我认为现在能源环境是相当紧迫的重大问题，可以从这个领域开始合作。

另外，要创造亚洲新时代，有两件事需要着重去做。第一是建立新的媒体，第二是建立新的学派和学校。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为中日的互惠共赢采取最实际的行动，希望以后能建立起新的媒体，尽可能多介绍这样的人和事。

▶▶徐辉（中国国防大学副教授、大校军衔）：环顾全球，亚洲远远落在一体化的后面，在次地区组织层面上，亚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盟，这几年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很快，南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东北亚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个空白，而中日两个大国就在这个地区，所以说未来亚洲一体化进程能否实现，取决于中日。

之所以说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东亚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和平繁荣和发展，这说明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另外，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内，以符合各自国情的方式，陆续实施经济和政治转型。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和平发生的，没有出现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暴力现象，而且是在多样化的条件下发生的。

有人曾提出亚洲价值观是什么？我想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相互尊重各自文化的多样性。过去30多年，有各种历史文化背景的许多国家间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当然，东亚地区也有争端，但这不是主流，主流是合作，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具体该怎么办？我想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和扩大现有的合作互利领域。

第二是要针对各种冲突，想办法把这些冲突地区变成合作的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通过合作和平、互谅互让的方式，陆续解决了和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争端。中日都是很有智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民族也能够探索出这样的一条道路。

第三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不宜过快。既然叫东亚一体化，地理上来说应该是东亚国家，我觉得10+3比较符合现在的状况，首先我们文化上相近，地理上接近，经济上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排斥外部国家，实际上在10+3里，美国的影响力也是有的，美国和东盟国家有对话机制，和日本有同盟体系，所以不存在排斥美国的问题。

第四，东亚国家要以双赢的合作模式，来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

涉及到中日之间，到底谁领先谁主导，好像成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但从历史上看，亚洲的和平和繁荣与谁第一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供了很多资金和经济发展上的帮助，这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日本也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相互学习，互相提高，而不是争谁当第一，这样才能带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中谷元（日本众议院议员、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后来曾经担任过日本防卫大臣，现任岸田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我曾在2002年担任防卫厅长官，当时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当年5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止了我即将成行的对华访问。而此前，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互访及两国国防长官间的对话交流活动一直存在。

如果中日能够在安全保障方面建立某种协定，在东亚形成集体安全保障防御体系的话，这个工作恐怕具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潜质。

关于如何使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只要每个国家都本着优先东亚整体安全保障的目标，允许大同小异，努力扫清障碍，寻觅合作道路，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是能建立起来的。

妨碍我们前进的障碍有三个：一个是朝鲜半岛问题，一个是东海问题，还有一个是如何调整与美国关系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只有成功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朝鲜经济援助等问题，东亚安全保障机构才谈得上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第二点是东海问题，首先应该事前进行磋商后再采取海底调查、采掘等行动。此外针对今后有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要为避免事态扩大设置规则。

最后在中美关系上，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对台军售以及贸易摩擦等多方面问题，但中美经济关系正日益得到加强，美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对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也会采取符合世界标准的政策，到那时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争取早日在东亚构建起定期的安全保障机制。

▶▶西原春夫（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原早稻田大学校长）：对于日本与中国现在处于不能相互理解的状况，实在令人遗憾，我认为其原因是我们迄今的交往方式太笨拙。大多数人是从现在的情况出发，来考虑如何改善问题的。我建议，把这个思维方式改变一下，以将来作为前提，用更远大的眼光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员、物资、金钱、信息和经济交易等都会不断地超越国境。超越国境的程度越高，人们就会越感觉到国境是一种障碍，想要降低障碍。但国境一旦降低，国家间双边解决和协调超越国境纠纷的法律规范就不够了。

一方面相应国家会制定共同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会形成执行共同法律规范的地域性超国家组织。这种地域性超国家组织最初可能采取协议机构形式，然后逐步成为拥有独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权限的地域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共同管理的思维方式，我相信在本世纪内亚洲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刚才几位都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今后亚洲各国将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不希望亚洲各国只是凭借经济实力出现在世界的前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应该对正在面对危机的人类未来提出亚洲式的哲学和思想。现在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口号，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日本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哲学与中国相呼应呢？我认为值得去好好思考。

我现在是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的理事长，我们中心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要以亚洲“和为贵”的精神，在日本确立和实施和平国家理念。要将国际纠纷的苗头，在对立发展到战争之前化解。中心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日本不是以单个国家身份加入战争，而应同其他各国一起，以国际警察组织的名义，根据国际原则来制止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帮助救灾，重建振兴国家。

亚洲和平贡献中心认为，日本也应该呼吁中国和韩国一起加入进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日本全国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日本亚洲政策的理想根基。

▶▶林芳正（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内阁府副大臣、后来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现任岸田内阁外务大臣）：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相互克服国家主义的问题，只要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随之而解了。

目前，我觉得双轨对话机制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政府间的话，可能官样话语比较多，坦诚的话语稍少一些，但如果有第二轨道的话，大家就能够坦诚相待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铃木先生所说的欧盟型合作，设定具体的目的，推动并加强区域内合作，逐渐形成亚洲共同体。

另外，刚才中谷先生提到了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现在有六方会谈的框架，朝核问题被解决以后，我们可以继续保留六方会谈的架构，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共同体的架构。

▶▶国分良成（日方司会，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后来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刚才的论题，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互不信任的根源，简单来说是相互之间国家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今后要成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这种类似国家展望的观念如果和社会发展运动相结合，就能更明确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亚洲的未来远景也会清晰可见。

第二点是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思考一下亚洲共同的课题。但我们在思考未来十年课题的时候，还要整理一下现在的问题。比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中日两国对待这些问题的立场等等。

第三点是今天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很具体的提议，具体要怎样去实施。也就是说首先把促进中日的相互理解作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来考虑，探讨在亚洲究竟应该开展什么行动，具体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和如何发展亚洲合作整体框架相结合，让中日双方取得最终的一致。

▶▶周牧之：对于东亚的今天，我想讲三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25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第四大经济大国。我最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展望下一个25年我们亚洲，以及中国和日本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没想到，是25年前谁也没有想像到日中经贸关系能发展到如此密切。2004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紧密合作局面。

另外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封闭的精神状态，日本和中国都有这个倾向：开放的经济、封闭的精神。

从GDP角度来讲，21世纪全球一半以上的GDP会在亚洲经济体中出现，而且这些GDP是在分工合作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精神共存状态继续下去吗？

我首先想请加藤先生和陈昊苏会长谈谈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希望两位政治家能给我们描绘一下25年后的亚洲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有可能是一个梦想，但他们描绘出来的应该是负责任的梦想。

其次，我希望两位政治家能谈谈21世纪亚洲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加藤纮一：尽快使亚洲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3000美元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再过25年有可能实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当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目前人均GDP只有100美元的老挝、250美元的缅甸怎么办？我认为那时日本、中国和印度必须来援助这些国家。另外，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政治、军事上的安定。

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提高，2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2500美元，面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日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跟日本差不多的话，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可能需要谋求自己的新定位。这时候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炫耀的不应是经济规模或是军事力量的大小，而应该是自己国家最有优势的东西。

过去我们总说亚洲各国的宗教、文明和经济发展是相互独立的，即使建立起类似东盟的组织也难以形成统一体。但是，如果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彼此能互相尊重对方价值观的话，就不会出现太多矛盾。

亚洲的未来，各国都要降低“门槛”，经济的各种标准也要实现全球化。在军事方面，日美中三方从宽松的协商和了解，过渡到形成对话和协调的机构，逐步走上欧盟那样的发展道路，最后形成由各具个性国家组成的宽松联合体。我觉得这样亚洲能减少纠纷，加强稳定。

▶▶周牧之：过去大多把亚洲的多样性说成是亚洲合作共赢的障碍，而加藤先生把它看成是亚洲的财富和未来。加藤先生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亚洲蓝图是一个个性国家的联合体。

▶▶陈昊苏：我只能提供一个心目中大体想像的未来世界。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经济会继续高速发展，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占到了世界上的5%，我预测再过25年，中国GDP将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0%。

对于日本我很难判断。现在日本GDP已占了全球的10%左右，如果25年后还能占到15%，这样中日两家的GDP就占了世界的1/4，而亚洲在世界的分量也可能占到1/3，世界就变成三大块，美国、欧洲以及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给未来的世界设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各国互相尊重，大国绝对不要以任何借口向小国发动侵略战争，那到时未来世界的和平就会有保证。

▶▶陈昊苏：至于未来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当然可以说有很多，比如说领导能力、和世界交往的水准、文明素质等等，但我觉得有一条是必须要虚心对待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潮流是大家都要发展经济，一个民族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家都可以掌握，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千万不要看不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这非常重要。

希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能够有一种平等相处的品质，作为大国的领导人，要懂得尊重小国的领导人。比如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招人怨怒，就因为他们缺乏尊敬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中国人看得很清楚。从东方的传统出发，中国懂得尊重别国的人民，也愿意用自己的真诚去换得世界各国朋友的友谊。

▶▶林芳正：我小时候曾学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儒家主张，这是亚洲领导人需具有的品质。中日同文同种，互相能够共享这样的品质，这是今后领导人之间进行交流时的一个关键词。

▶▶周牧之：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讨论亚洲未来是个什么样的具体形势。加藤先生刚才描绘的是一个个性国家的联合体，陈昊苏先生设定的题目是亚洲的一体化。那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最资深的外交家王大使的意见呢？

▶▶王英凡：首先，我想指出，虽然在发言中讲到亚洲世纪，但是我不想强调亚洲世纪这样一个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讲的相互依存，是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不仅是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我不认为地域或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它参加什么合作或是什么共同体。

我本人在讲东亚问题时，从来不用东亚共同体这个说法。东亚合作将来能不能形成东亚共同体，我有疑问。在讲东亚合作时，我考虑的也不仅仅是“10+3”，比如有澳新的问题，中国有人不赞成把澳新纳入东亚合作范围，但澳新同东亚国家，比如“10+3”的国家，在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希望在东亚合作过程中加强与澳新的合作。

所以，在探讨亚洲共同体的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个论坛在讲到亚洲未来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

如果我们讲21世纪是亚洲世纪，欧洲会怎么想？美国会怎么想？所以我要是为中国政府出主意的话，我就不主张他们过多地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认为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亚洲国家对世界未来，对世界和平、发展、政治、安全、文化等应该而且也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点，怎么开展合作？我认为要一个一个领域进行合作，要务实，由浅到深，从易到难。而且有些合作我认为会是跨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合作。

我讲到由浅到深的合作，中日之间也好，东亚或者亚洲也好，必须围绕着我们可能达成的共识，在一些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逐渐扎扎实实开展合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政治意愿，那就有可能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加强合作，到一定时期就可能形成一个机构，一种机制。

所以对亚洲的未来，我认为很可能在多领域以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最后会不会走到一起消除边界成为共同体，我现在不敢预想。

▶▶徐辉：目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个趋势同步发展，而且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并不是形成排他性的军事联盟团体，来阻碍全球合作。区域合作最后可能走向一体化。这是一个趋势，像战乱纷争的非洲现在也有了非盟，在这之前它有各种各样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

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国家都希望能形成一个地区性的一体化组织呢？他们的初衷可能各不相同，有些地区组织最初成立是排他性的，是为了防止外部力量的干预或威胁，有的地区组织成立更多是着眼于解决自己内部问题，解决共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必须合作而且地域靠近的国家，显然相互之间影响非常大，在解决内部问题时，他们要形成一种合作机制。

另外，这种合作可以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大效益，简而言之就是能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能分到更多的份额，这是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和动力所在。

再者，所谓东亚世纪也好，亚洲世纪也好，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将形成一个团体排斥其他国家，只不过是说这个地方经济政治影响力可能扩大了，国际社会更不能忽略它，如果想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话，需要这个地区的合作。

▶▶西原春夫：王先生刚才说的共同体其实还是加强合作，有些方面我是赞成的，但仍有分歧的地方。

我想说的是，在合作关系中，管理和共同规定是很必要的。因为在国境这个门槛还没有降低之前，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法。但随着国境门槛的降低，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法律法规让大家共同遵守的话，那么国家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

联合国如果拥有更强大的功能，那么在它的框架下就能解决亚洲的纠纷，但实际上联合国并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不建立地区性的规范，只靠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和平相处是不够的。

总之，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国家组织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王先生的看法，认为应该从协商机构开始着手，而不应该从共同体出发。协商机构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再走向共同管理的机制，最终实现某种共同体。

关于亚洲共同体到底是要将亚洲全部国家都纳入共同体，还是在某个范围内建立共同体的问题，我不想做深入考虑，但首先在历史大方向上我们要有一个共同认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建立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有国境而且比较稳定的联合体也是可以考虑的。

▶▶周牧之：西原先生的想法我认为跟加藤先生的蓝图还是很接近的。然而无论是联合体也好，还是一体化也好，亚洲的未来都取决于如何消除不安定因素，建立互信机制。

我大学时是学系统工程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除杂音，维护一个系统的稳定。让系统稳定运行需要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把干扰系统的杂音降到最小限度甚至消除。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正反馈的概念，就是将原先很小的杂音放大，最后导致系统崩溃。所以系统工程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怎样建立负反馈机制，排除正反馈机制，消除杂音稳定系统。

我们知道，朝鲜问题是东亚地区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按系统工程来讲是一个杂音，有可能使我们这个地区更不安定。但你也可以建立超国家的负反馈机制，通过处理好朝鲜问题使这个地区更加安定。中谷先生说六方会谈有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安全保障机制，就请中谷先生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具体一点。

▶▶中谷元：有关东亚安全保障的问题，中国主办了五次六方会谈，在第四次会谈时达成联合声明。但美国主张朝鲜先弃核然后再验证，而朝鲜反对这个说法。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朝鲜的态度也变得很强硬，能够缓解这种状况的首先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六方会谈将成为东亚安全保障的核心，期待中国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加藤纮一：每个国家都在走各自的发展道路，像王先生说的那样，只建立一个协商体制到底可不可行，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另外，如果我们近邻中有像朝鲜那样贫困而又面临外界外交压力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让他加入国际社会。

▶▶中谷元：朝鲜是否拥有核，这是将来安全保障问题的一个分歧点。如果朝鲜有核而日本不拥有核，日本就要加强跟美国的安全保障合作，日益脱离亚洲。另外，日本可能会出现也应该拥有核、应该加强军事力量的议论。因此为了保证亚洲的安定，中国需要努力促使朝鲜核问题放到六方会谈上来讨论。

▶▶徐辉：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涉及实质问题，越来越坦率。我这里也提一个问题，不管印度、中国还是朝鲜面临什么具体问题，他们也需要生存，希望达到日本人那样的生活水平，但又没有先进技术。

而这恰恰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契机。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行一步，从西方学了很多技术和管理模式，并打入了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世界市场。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从这些发展中国家获益，现在有责任来回馈这些国家，由日本提供技术和合作，帮助这些国家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是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会带来和平，带来大家能够接受的亚洲共荣和繁荣。这正好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如何转化冲突和危机，使坏事变成好事。

说到朝核问题，我觉得能把它变成中日合作的契机，变成中美相互增进了解、增进友谊的契机，变成整个东北亚日韩中三国合作的契机。其中关键在于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是采取传统的以强欺弱的强制外交方式，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了强制外交方式，但都导致了战争和武力冲突，所以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战后50年，日本是和平国家，发展经济走民主化道路，从来不采取强制外交方式来迫使别国让步，这也是日本战后被其他国家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可以劝朝鲜做出让步，同样日本也有责任劝美国不要一味采取强制外交，而应该向日本学习走和平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做的事情。

▶▶王英凡：讲到朝核问题，中日有共同利益，就是朝鲜不能搞核，必须维持东北亚和平稳定。如果六方会谈最后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对东北亚安全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不能以六方为基础建立一个东北亚合作机制。

如果真的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然后六方逐渐增加互信，那么东北亚安全就比较有保障，不仅对东亚，对整个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有耐心，还要继续不懈努力。

▶▶周牧之：我们谈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形成互信，这也是中日之间最大最根本的课题。铃木先生提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需要有新的媒体来促进中日互信。

▶▶铃木宽：在信息社会论当中，有一个网络共同体的概念，它有两个形式，一个是地区性共同体，另一个是主题共同体。如果能够这把两个形式分清楚的话，我们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

谈到安全保障问题，地区的概念是绝对不能回避的。我认为亚洲的合作，应该从易处着手。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包括了几千年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还有在这里生活的人民，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成员之间能够持续进行交流，能够不断深化的交流。

创造亚洲交流共同体关键在于如何增进相互理解。民意测验显示，到过中国或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有好感。但一般人很难直接到中国或拥有中国朋友，这样他们就只有依赖媒体等间接信息。

因此我们要强化促进互相尊重、加深日中合作的媒体编辑方针，按照这样的方针和论调做出更加积极正面的报道，培养具备一些编辑能力和才能的人才，报道中日的相互尊重和善意，我觉得有必要主动培育和发展这样的媒体。

▶▶加藤纮一：日中在亚洲都是大国，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培育出自己可以引以为豪的部分，然后让对方对自己能够引以为豪的这部分予以尊重。日本如果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方面，创造很多优良的财产，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自然会赢得亚洲各国的尊重。如果日本能把这些知识财产慷慨地转让给其他国家，将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陈昊苏：在我们考虑亚洲前途时，都意识到中国和日本负有光荣的责任，我现在讲的是应该强调道义上的责任，而不只是说经济力量如何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

道义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文王之德”。你要让全世界能敬仰你，拥护你，当然不是听你的指挥，而是你能预见世界前进的方向，你要用仁义道德团结世界的人心。亚洲文明很古老，如果亚洲光大发扬自己的文明，扭转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潮流，将会赢得世界的尊敬。

▶▶林芳正：我们应该将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好的日中交流平台保持下去，面对面的沟通是建立互信的最好方式。

▶▶国分良成：对于今天的讨论，我想归纳三点：

第一点是大家谈论的亚洲原本是中华世界，近代以来日本存在感增强后被多用的概念。今天在亚洲各国都进行过很多问卷调查，不论哪个调查我们都会发现，亚洲人意识最低的是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则显示出较高的数字强调自己是亚洲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我们都说要跟亚洲合作，但在现实过程中，我们作为亚洲人的意识并不是很高，如何重新构筑地区合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第二点，日本一直在反复讨论亚洲价值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亚洲是多样性的，但讨论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我听了中方代表的发言，我发现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在承认亚洲价值的同时，又在追求一种更普遍的价值，从这个价值中寻找意义。我认为这对于中国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第三点，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有一个未来蓝图。今后比起日本，国际上恐怕更重视中国怎么做。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努力，但可能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今后日本和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去进行国际和平贡献的竞争，在竞争中就亚洲在国际中能做哪些事情提出各自的建议，并付诸于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合作的内容。

▶▶周牧之：中国在变化，亚洲也在变化。25年前，没有人能想像到中国今天的面貌，也没有人能想像到中日各界的领袖能坐在这儿，开诚布公地谈亚洲的未来。中国和日本，亚洲都在变化，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把亚洲变得更符合我们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探讨的未来，最终促使中日形成一个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的亚洲蓝图。

（对话曾经发表在：2007年2月16日《环球》杂志）

开完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回到美国后，吃惊地发现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波士顿，见到的官员、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一远在亚洲举行的论坛，综其所云为以下两点：一是中日关系的起伏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因素。二是中日之间的这种由民间主导，政府参与的囊括政界、财界、学界、舆论界的全方位高层对话，不仅是中日之间过去不曾有过的，也是中美之间所没有的尝试。

中日关系近年的起伏跌宕源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剧烈反应，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的崛起虽然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但也在改变日本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亚洲的角色。日本的政界和舆论一方面开始承认与中国的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但却更加敏感和渲染中国崛起对它的负面影响。第二是对于中国成长的持续性和巨大性认识不足，大部分日本各界领袖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持续性，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停滞甚至陷入混乱。第三面对日趋强大的中国，侵华历史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交往的扩大也增大了现实的摩擦。第四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日本缺乏明确的战略。一方面政府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却在防卫等领域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国粹主义思潮更是猖獗。

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更是把中日关系推入了邦交正常化后最低谷。一时间政府外交陷入僵局，国民感情异常严峻。在这种形势下，2005年初，一些有志同仁与笔者商议发起建立一个以中日各界领袖交流为目的的新平台。这一倡议首先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的支持，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和日本言论NPO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由此诞生。

北京-东京论坛是一个全新概念的精英对话平台。首先它是一个领袖论坛，旨在汇集各界领袖，通过全方位的对话促进相互了解，营养互信，促成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性应对。其次是通过讨论传递正确的信息，理解对方的思考和战略。第三是促进形成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舆论。论坛通过汇集众多媒体领导和舆论领袖，讨论舆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形成对中日关系负责的舆论力量。第四是对亚洲的未来进行坦诚的探讨。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分工合作的深化无疑正在改变亚洲的格局，如何共同描绘和创造双方都能接受的亚洲未来，是论坛的一个重要使命。第五是通过各界领袖对中日关系中重大问题的沟通，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将问题变成形成合作机制的契机。

第一届论坛于2005年8月23－24日在北京召开。面对当时险恶的中日关系，双方有识之士通过坦诚而尖锐的交流，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相互表达了解决中日关系危机的诚意。

第二届论坛在2006年8月3－4日于东京举行。这一期间正是小泉有可能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大选在即，中日双方都高度地关注日本未来首相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之时。当时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带领后来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到会论坛，首次表示了他重视中日关系的对华政策，并给中国的参会要人明确信号，就是未来的安倍内阁决定改善中日关系。第二届论坛对沟通安倍内阁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促使安倍上台后迅速访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安倍给第三届论坛的书面致辞上也做了肯定。两天的会议期间有上千人次到会，气氛热烈，形成了一股迫切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氛围。

今年8月28－29日第三届论坛在北京举行。分组会发展到“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中日金融体制与货币政策”、“中日相互理解与媒体的作用”、“亚洲的安全保障与中日关系”、“中日经济交流与利益互惠”、“地球温暖化”等六个，就这些领域如何创造中日合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讨。论坛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地进化。

用陈昊苏会长的话讲，“北京-东京论坛三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就是把远大的目标和务实的努力结合起来，所谓远大的目标就是致力于中日关系的良好互动，走出困境，进入平等互信、互相合作的美好前景。所谓务实的努力就是认清面对的现状，承认矛盾和差异，采取务实的讨论，对充满挑战的现实施加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