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
■编者按：
六一儿童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撰文回忆半个世纪前的童年。通过一张旧照片，讲述了祖父周立波回湘工作的经过和文革的遭遇，以及自身的童年岁月和来自家庭的熏陶。
我的童年与祖父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际遇密切相关。祖父出生湖南，青年时代为求学、革命和抗战曾经四次出走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却早在1955年就一头扎回老家益阳长期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当壮年的祖父能够毅然摆脱《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暴风骤雨》等名篇巨著带来的鼎盛名声，离开京城的荣华，的确是家乡情缘深厚。祖父虽然从1958年起就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誉职务，并没有对湖南文坛有太多介入。
1962年祖父正式从北京回湖南工作，还从全国邀请了康濯、蒋牧良、柯蓝三位湖南籍大作家回湘。康濯、柯蓝曾经是祖父任教过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员，是成名已久的小说大家。蒋牧良更是老资历，早在1930年代就参加了“左联”，1958年担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与祖父相同当时也只是名誉职务。
中南地区的当家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力挺祖父回湘，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创造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遵照陶铸的指示，张平化亲自选地拨款，在省委大院附近的春华路辟了一个小院，为周立波和蒋牧良、康濯、柯蓝每人修建了一幢小楼。
省文联秘书长谷曼是位能干人，从拨给四栋小楼的专款中挤出一笔经费,在小院里又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宿舍。本身就是省文联干部的父亲带着母亲、姐姐和我住在这个宿舍。同在一个院子里祖父宽敞的小楼自然成为我们姐弟躲猫猫的好藏所，我还闹出了一系列诸如偷吃爷爷胃药之类的顽劣乌龙。
1962年11月，在祖父的主持下，湖南省召开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主席周立波，副主席蒋牧良、康濯、胡青波、铁可、魏东明、蒋燕、周季平，秘书长谷曼，副秘书长王剑清、王之宪，可谓是衮衮诸公，为培育湖南文化事业排布下庞大阵容。这次一贯厌烦行政工作的祖父还亲自担任了省文联的党组书记。
中国文联派遣了以国歌词作者田汉和与祖父有“南周北赵”之誉的赵树理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专程到长沙祝贺大会召开。陶铸也从广州赶来，带领中南局书记金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周里等一干主官要员出席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气氛活跃，空前盛况，一时传为佳话，也为后来的文化湘军崛起奠定了强大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祖父三番五次被江青点名，又卷入周扬一案，自然难免劫难。在经历了造反派夜袭寓所、游街批斗等种种暴行之后，祖父最终被人揪走长期失去音讯，我们一家也被赶出了春华路小院。
直到五年之后形势才出现本质上的转变。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相互隔绝，中美关系迅速升温，同年10月新中国夺回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半年后的第二年2月尼克松总统到访北京，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09年在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之际，我与《日本第一》和《邓小平传》的作者，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做过一次对谈，询问过1970年代初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傅高义说他问过基辛格是“准同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打破了冷战平衡，最终导致苏联的败落和解体。因此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应该从1972年算起，是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给中国打开了西方的大门。
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气候，祖父的境遇也逐渐缓和。1973年10月15日，父亲被专案组通知到省公安厅将祖父接出并送到湘江西岸的五七干校。母亲在日记中准确的记录下了这个祖父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日子。
在五七干校，重获自由的祖父可以请假外出。10月20日进干校后的第一个周六，爷爷来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我们的住处小住。从春华路小院被赶出后，我们迁居到了母亲工作的七中。
七中位于当时长沙的城乡结合部，生活条件艰苦。祖父来访时我们居住的宿舍只有两间陋室，厨房与邻居共有。屋里的地面既不是地板，也非水泥，直接就是泥土。湖南多雨潮湿，地面常常渗出水来，每天早上用煤渣吸收渗水是我的日课。所谓的天花板只是一块简陋的篾席，晚上能听到老鼠在上面奔跑。最要命的是院子里近50户人家只有一个水龙头，而且因为水压不足，水量往往只有滴滴答答。通宵达旦地排队接水挑水就成了我这个小男子汉的职责。这个重任让我枉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祖父，却没能长到一米七零。好在无独有偶，这个院子里的一众男孩好像也没有谁长成了高个子。
早起买菜是我的另外一个日课。那时国营市场供应匮乏，买肉要凭肉票，蔬菜品种单一， 而且卖相都很难看。然而自由市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从肩挑手提的农民手中可以买到各种新鲜蔬菜和鸡鸭鱼肉蛋，只是当时这种自由市场是不被允许的。正是因为“非法”，家里派我这样的孩童出来买菜，也算是一种风险规避。交易往往是在天还没有亮透的黎明时分进行，等到有人喊“治安的来了”，喧闹的市场就会在一瞬间做鸟兽散。清晨清爽的空气和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烟火气息是童年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后来出差抑或是旅游世界各地，总要去当地的早市看看，一方面想找回些许对童年的追忆，另一方面集市是观察风土人情的最好处所。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祖孙三代迎来了难得的团聚欢愉。乐在其中的爷爷啧啧称赞我们“生活殷实”。因为在艰苦中还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得到表扬，母亲为此得意一辈子。
第二天是周日，一家老小同游烈士公园。在公园里邂逅了当年祖父邀请回湘的柯蓝，这位大作家抱着祖父禁不住失声痛哭。文革期间柯蓝家横遭迫害，长子竟然被造反派残害致死。两位老人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至今让我刻骨铭心。柯蓝小说《深谷回声》后来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摄影拍摄成《黄土地》而再度闻名于世。
那天在公园里还巧遇七中宿舍隔壁邻居赵秦生叔叔，这位曾经留学苏联的学者正好带了相机，为我们拍下了文革期间初见曙光时珍贵的全家福，那一年我10岁。
第三天父亲一大早将祖父送回五七干校，结束了这次难得而短暂的团聚。此后爷爷时常来七中与我们相聚。湖南河川纵横，水系发达，在七中的近旁蜿蜒流淌着一条浏阳河。这条原本籍籍无名的湘江支流，因为母亲堂兄徐叔华创作的《浏阳河》唱响中华大地而名动天下。七中宿舍的孩子们喜欢去河里游泳，但是浏阳河不仅暗流涌动，不时还有长长的木排顺流而下，其实是一个相当的凶险之地，每年都有人溺水。
虽然有风险，喜水的祖父却不肯放过这个热闹，经常撺掇姐姐和我一起去浏阳河游泳，母亲最害怕我们搞这样的冒险活动。记得有一次祖父一边带着我们往河边跑，一边还顽皮地嘱咐“要顶住！”，让我们不要回头搭理在后面追赶的母亲。
坐在到河对面去的渡船上，爷爷喜欢滋滋有味地听艄公与渡客的搭讪，回家的路上还会在称赞长沙俚语的生动好听之余，给我们解读这些闲聊言语中的精彩之处。现在想来，这些归途余韵是我们姐弟人生中宝贵的文学熏陶。
祖父能够用并不熟悉的东北话，又用家乡益阳话分别创作出《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两部极富语言魅力的名著，都源于这种对乡土语言的敏感与热爱。
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样是作家的父亲周健明也喜好观察生活，一有时间就溜达进大街小巷，下馆子品味家常风味，钻巷子观察人生百态，扯闲谈欣赏市井言语。记得那个时候去火车站迎来送往的一大风险是可能把父亲走失。当然一番折腾之后，都能在车站附近乱哄哄的摊贩区里找到与人聊得起劲的老爸。
对平常生活的欣赏和爱好观察可能刻入了家族的基因，我们姐弟虽然都是出身工科，姐姐能在人到中年开始写作而有成，我能半途出家转学经济，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种传承。
46年后的同一天，2019年10月21日，于《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中国文学作品获得“斯大林奖金”条目下。父亲周健明、母亲徐裕豪、周牧之和女儿周安楠。条目写道：1952年3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歌剧剧本《白毛女》荣获1951年度科学和文化艺术“斯大林奖金”。
该文发表在2023年6月1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