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wpmaster

谁是全球最大的电影票房市场？谁是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城市？谁又是中国最喜欢看电影的城市？新冠疫情下谁在革新与突破电影商业模式？哪些国产电影跻身全球票房榜单前列？云河都市研究院运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中采用的“影院消费指数”，图文并茂地进行详细分析解说。

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2020“的数据，可以看到周牧之教授所说的院线市场向特定城市集中的实际情况。

影剧院数量：“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2020”排名前5位城市的影剧院数占全国影剧院总数的比重为12.6%，前10位城市的比重达到21%，前30位城市的比重更是高达39.3%。也就是说，虽然排名前30位城市在数量上只是297个城市的十分之一，但却拥有全国近40%的影剧院资源。

图2  2020年中国城市影剧院集中度

观影人数：“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2020”排名前5位城市的观影人次占全国观影总人次的比重为17.9%，前10位城市的比重达到28.9%，前30位城市的比重更是高达51.3%。也就是说，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观影人次。而且，与影剧院数量相比，观影人次向特定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

图3  2020年中国城市观影人数集中度

院线票房收入：“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2020”排名前5位城市的院线票房收入占全国院线票房总收入的比重为21.1%，前10位城市的比重达到32.1%，前30位城市的比重更是高达53.9%。也就是说，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票房收入。而且，与影剧院数量、观影人数相比，票房收入向特定城市集中的趋势更近一层。

对此周牧之教授解释，“不仅影剧院数量集中在’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排名前30位城市，而且由于观影人数集中，这些城市的票房收入更是远高于其他城市。”

图4  2020年中国城市票房收入集中度

从“中国城市影剧院消费指数2020”还可以看到以下几组城市与电影票房收入相关的数据。

中国电影票房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10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苏州。

中国观影人次最多的城市：全国观影人次规模排名前10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杭州、西安、苏州。

中国最喜欢看电影的城市：全国人均观影次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珠海、海口、杭州、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西安。

中国最肯花钱看电影的城市：全国人均票房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杭州、珠海、广州、南京、海口、长沙、拉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中国的银幕数量和影剧院数量都不减反增。全国银幕数量从2005年2,668块一路狂飙到2020年75,581块，期间增长了27倍。

从2019年10月到2021年5月，在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3个城市的影剧院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影剧院数量增加最多的前10位城市，分别是成都、苏州、广州、武汉、郑州、常州、保定、北京、杭州、石家庄。相反，也有38个城市影剧院数量有所减少，减少数量最多的3个城市分别是四平、台州和九江。结果，在这一期间全国影剧院数量净增了826个。

新冠疫情冲击了2020春节档，但却引发了一场电影商业模式的革命。原本定档大年初一的《囧妈》, 虽然在突如其来的疫情打击下被迫退出春节档，却被抖音母公司的字节跳动以6.3亿元购买了版权，并于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在其旗下的头条系APP上进行免费播放。 

作为电影，《囧妈》没有能够在院线实现票房价值，但却在头条系四大平台（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抖音火山版）等上线三天就实现了超过6亿的播放量，总观看人次达到1.8亿。《囧妈》给头条系的APP带入了大量的流量。

图5 新冠疫情冲击下电影发行模式的骤变

2020年是国产片在全球票房表现非常夺目的一年。根据Box Office Mojo的数据，《八佰》夺得了2020年度全球票房的冠军。同时，跻身全球年度票房前十的还有，第4位的《我和我的家乡》、第8位的《姜子牙》、第9位的《送你一朵小花》三部国产影片。此外《金刚川》也取得了名列第14位的好成绩。强劲反弹的中国市场硬是把一批国产电影抬进了全球票房榜单前列。

自2005年以来，国产电影在全国票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0%～60%之间浮动，然而2020年该比重一举上升到83.7%。

在过去的近20年，中国的电影票房一路飙升。从2005年的20.5亿元，到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642.7亿元，期间电影票房增长了30倍。由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可望更大幅度的反弹。

周牧之教授认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票房市场必将烘托出中国电影业的辉煌时代。”

图7 2020年中国城市影院消费指数排名前30位城市分析图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谁将率先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这是未来一线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北京作为首都，是引领中国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发展的首善之区，也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历年综合排名第一的城市。思考未来北京的发展之路，不能满足于国内的老大地位，需要与国际顶级城市进行对标，寻找差距。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利用卫星数据解析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的最新成果，将北京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等状况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四大世界大都市进行对比分析，为北京乃至中国城市思考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次详尽的体检报告。

③ 为什么人口集中度的差异如此之大？

东京大都市圈在日本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已经达到29%，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人口向东京大都市圈的一极集中，已经成为日本国土结构上的最大特征。

在人口规模分别为6,513万人和6,753万人的法国和英国，巴黎和伦敦都市圈的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8.8%和13.3%。

相比之下，纽约都市圈在全美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只有6.1%，这反映了美国3亿2,907万人庞大人口基数的现实。

在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的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被更进一步稀释。虽然北京人口规模已经高达2,154万，但其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却只有1.5%。

图5 人口首位度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19年）

人口集聚的最大动力是经济活力。20年来北京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无论是在经济规模上，还是在集聚全球资源的能力上，与世界大都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① 谁是经济规模最大的世界大都市？

从经济规模来看，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的2019年，纽约都市圈是这五个城市中GDP体量最大的都市圈，经济规模达到北京的3.7倍。其次是东京都市圈，经济规模是北京的3.3倍。巴黎与伦敦都市圈的GDP体量分别是北京的1.7倍和1.3倍。由此可见，在经济体量上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6 经济规模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19年）

② 北京20年经济体量增加13.3倍

然而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北京在这五个城市中却独占鳌头。在从2000年到2019年的20年间，北京的经济体量增加了13.3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北京奇迹”。纽约都市圈在此期间GDP翻了一番，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发展最快的城市。在此期间，伦敦、巴黎、东京各都市圈的经济规模分别增长了56%、34%和12%。

图7 经济增长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00-2019年）

③ 为什么经济首位度的差异如此之大？

在这五个城市中，从2019年各都市圈经济体量在各国所占的比重来看，东京都市圈最高，达到33.1%；巴黎都市圈紧追其后，为32.4%；伦敦都市圈也达到了23.6%。这三大都市圈的经济首位度显示，日本、法国和英国三国在经济上向首都经济圈高度集中。

纽约都市圈的经济首位度为8.8%，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最低的城市。这是由于美国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庞大，经济热点相对分散，因此即便是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都市圈的纽约，在经济首位度上仍然未及10%。

北京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3.6%，一方面有与美国“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庞大，经济热点相对分散”同样的原因，同时也显示北京在集聚全球资源的能力上还不能与四大世界大都市相比拟。

图8 经济首位度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19年）

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过去二十年北京的人均GDP增长了近10倍，目前北京人均GDP已经高达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

① 谁是人均GDP最大的世界大都市？

纽约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人均GDP最高的城市，2019年该城市人均GDP为北京的3.9倍。伦敦和巴黎的人均GDP也分别为北京的3.1倍和3倍。东京的人均GDP虽然略低于纽约、伦敦和巴黎，但亦是北京的1.9倍。

北京的人均GDP虽然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与四大世界大都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图9 人均GDP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19年）

② 谁是人均GDP增长最快的世界大都市？

然而从过去20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来看，北京的表现卓越，从2000年到2019年人均GDP增长了9.8倍。“北京奇迹”不仅是经济总量上的高速增长，也体现在人均GDP的飞跃。

四大世界大都市中，纽约人均GDP的增长幅度最大，20年间增长了80.5%。期间，伦敦和巴黎的人均GDP也分别增长了24.7%和21.8%。东京增长最为缓慢，20年间人均GDP只增长了2%，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真实地反映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的经济停滞。

图10 人均GDP增长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00-2019年）

四大世界大都市中，伦敦和巴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最大，分别为1.8倍和1.7倍。纽约稍逊，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世界大都市的国际交流枢纽功能，一方面成就了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吸引人口聚集的源泉。

东京是四大世界大都市中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最小的城市，只有1.2倍。对于长期刻意去追求区域均衡政策的日本而言，也可谓是求仁得仁。

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高于四大世界大都市的水平。这个数字一方面体现了北京等大城市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在区域上的不均衡发展。

图11 人均GDP全国平均比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
（2019年）

根据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人口正在全球性地向超大城市集中，世界级超大城市的经济在持续增长，这些超大城市的发展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空间结构。

① 人口向超大城市的集中在持续

如果把人口超过1千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超大城市的话，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和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正在越演越烈。

1950年全球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只有东京和纽约两个都市圈。二十年后的1970年只增加了日本以大阪为中心的近畿都市圈一个超大城市。然后1980年代以后，全球超大城市化的趋势骤然加速，到2020年全球超大城市数量增长到34个，居住在超大城市的人口达到5.6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6.3%。

加速超大城市化的最大动因是1980年代以后骤然提速的IT革命和全球化进程。正因为如此，这些超大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向以交流经济为主体的世界大都市演进。

图12  全球超大城市示意图
（2020年）

② 世界级超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在持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过去20年，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大都市的经济都在持续增长，人口也在持续增加。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甚至停滞的发达国家，这些城市能够实现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是这些世界大都市不仅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信息、人流的枢纽，也演进成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交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世界格局变化下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二是这些世界大都市成功地解决或者缓解了由于大规模聚集人口造成的大都市问题，提高了城市的有效容量和密度。例如东京都市圈在人口超过1千万人的时候各种大城市病非常严重，而今天其人口已经接近4千万，关于大城市病的问题反而却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

③ 超大城市在大国与中等国家国土经济中首位度的差异

战后在日本，经济和人口高度向东京都市圈集中一直被当作一个需要以举国之力来克服的问题。导致日本在政策上需要如此关注“东京一极集中”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是人口大规模集聚在环境、交通、住宅、生活、教育等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大城市病”。

二是持续的人口大量向流出东京，造成地方活力疲惫。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京都市圈的“大城市病”大都已经得到缓解或者解决，但是人口流出造成地方活力疲惫的问题仍然困扰日本。同样英国和法国，在国土结构上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相反，中国和美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复数的大城市作为热点。因此人口和经济形成了向多极集中的趋势，国土结构上相对平衡。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推行大城市群与大都市圈相结合的城市化政策对中国形成健康的国土结构非常重要。

（云河都市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栗本贤一、甄雪华、赵建参与了本文的数据整理和图表绘制）

该文发表在2022年７月26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谁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大国？谁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产业辐射力最强的城市是哪里？谁是电动汽车（EV）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云河都市研究院运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中采用的“汽车产业辐射力”指标，图文并茂地进行详细分析解说。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起步于1953年，在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在长春成立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改革开放以后，众多国外汽车企业进入中国设立生产基地，中国国产企业也在与国外厂商的合作与竞争下迅速发展，成就了今天中国作为全球汽车生产第一大国的地位。

如图8所示，“2020年中国城市汽车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分布，东起上海，西至重庆、成都，北起长春，南达深圳，汽车产业的据点城市遍及全国，还有一些国外媒体不熟悉的城市。周牧之教授认为：“这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产业布局政策的结果，今天汽车产业的据点城市既涵盖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有三线政策造就的西南、西北工业基地，更有改革开放以后新兴沿海工业基地的城市”。

图8  2020年中国城市汽车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城市分析图

从汽车产业营业收入来看，如图10所示，“2020年中国城市汽车产业辐射力”排名前5位城市在全国汽车产业营业收入的占比达到36.3%，高出从业人员数同占比近12个百分点。

排名前10位城市在全国汽车产业营业收入的占比达到51.3%，排名前30位城市的同占比更是高达81.1%，远高出从业人员数的同占比。

对此，周牧之教授认为：“这一系列数字一方面说明中国汽车产业向据点城市高度集聚，同时也说明这些据点城市的汽车产业在收益性上远高出其他城市”。

图10  2020年中国城市汽车产业营业收入集中度

▶▶周牧之（中方司会，东京经济大学教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场对话的三个目的。第一是希望我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讨论亚洲的未来，促进在中日之间形成一个能够共有的未来亚洲蓝图。第二是希望能整理出在实现未来蓝图过程中中日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第三是探讨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怎样去共同创造这些机制。

为此首先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陈昊苏会长以“四问”来设置这场关于“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的主题。

▶▶陈昊苏（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第一问亚洲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要如何考虑实现一体化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怎样设定积极可行的目标、亚洲一体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中日在区域一体化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中日关系对一体化的影响？

第二问安全保障。无可讳言，特别是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一些问题，鉴于西亚受西方干涉局势不治反乱的教训，东亚需要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由东亚人自己来解决东亚的问题。中日两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美国作为一种外部势力的过多插手其实对亚洲形势并不有利。

第三问亚洲未来发展预期。中日两国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亚洲的发展，怎样估计自己在亚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怎样看待对方的发展。如果互相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那显然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也不可能共同为亚洲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问建立互信。如果中日间存在相互不信任的问题，那我们关于亚太世纪的预言、中日关系的前途和世代友好的目标，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应该把互信问题当作中日关系和亚洲未来的重要议题。

▶▶王英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1988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现在中国和印度发展都很快，所以按照邓小平先生的看法，现在可以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很大。

不过现在我又听到了一种新的议论，就是中日如果不能友好合作，21世纪能不能是亚洲世纪？这个回答也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回答，应该说中日关系对亚洲未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今天我先谈一个观点，就是必须彻底抛弃旧思想，旧观念，切实贯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思想。可以设想，东亚每个国家首要考虑的都是本国利益，但合作就不能不顾及其他各方的利益，就必须努力在互利共赢上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所以关系到中日关系和亚洲的未来，互利共赢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切实贯彻这个思想，中日关系能大有可为，东亚和亚洲的合作也能大有可为。

▶▶铃木宽（日本参议院议员、后来曾经担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副大臣）：我想就面向亚洲的未来和中日关系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谈谈看法。目前，西方兴起的所谓物质文明在很多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极限。能超越西方物质文明的哲学观念是共存思想，是亚洲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共存思想可能是中国古代自然主义思想的一种传承，它既是人与人的共存，也是宗教和宗教、文化和文化，更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存。

我觉得，在以建立亚洲联盟为目标的基础上，将环境和节能等问题作为共同哲学观念提出来是可行的。中日之间或者说亚洲可以从紧急性和重要性出发选择主题和领域，一个一个项目地进行合作。我认为现在能源环境是相当紧迫的重大问题，可以从这个领域开始合作。

另外，要创造亚洲新时代，有两件事需要着重去做。第一是建立新的媒体，第二是建立新的学派和学校。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为中日的互惠共赢采取最实际的行动，希望以后能建立起新的媒体，尽可能多介绍这样的人和事。

▶▶徐辉（中国国防大学副教授、大校军衔）：环顾全球，亚洲远远落在一体化的后面，在次地区组织层面上，亚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盟，这几年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很快，南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东北亚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个空白，而中日两个大国就在这个地区，所以说未来亚洲一体化进程能否实现，取决于中日。

之所以说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东亚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和平繁荣和发展，这说明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另外，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内，以符合各自国情的方式，陆续实施经济和政治转型。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和平发生的，没有出现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暴力现象，而且是在多样化的条件下发生的。

有人曾提出亚洲价值观是什么？我想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相互尊重各自文化的多样性。过去30多年，有各种历史文化背景的许多国家间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当然，东亚地区也有争端，但这不是主流，主流是合作，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具体该怎么办？我想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和扩大现有的合作互利领域。

第二是要针对各种冲突，想办法把这些冲突地区变成合作的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通过合作和平、互谅互让的方式，陆续解决了和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争端。中日都是很有智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民族也能够探索出这样的一条道路。

第三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不宜过快。既然叫东亚一体化，地理上来说应该是东亚国家，我觉得10+3比较符合现在的状况，首先我们文化上相近，地理上接近，经济上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排斥外部国家，实际上在10+3里，美国的影响力也是有的，美国和东盟国家有对话机制，和日本有同盟体系，所以不存在排斥美国的问题。

第四，东亚国家要以双赢的合作模式，来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

涉及到中日之间，到底谁领先谁主导，好像成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但从历史上看，亚洲的和平和繁荣与谁第一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供了很多资金和经济发展上的帮助，这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日本也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相互学习，互相提高，而不是争谁当第一，这样才能带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中谷元（日本众议院议员、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后来曾经担任过日本防卫大臣，现任岸田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我曾在2002年担任防卫厅长官，当时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当年5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止了我即将成行的对华访问。而此前，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互访及两国国防长官间的对话交流活动一直存在。

如果中日能够在安全保障方面建立某种协定，在东亚形成集体安全保障防御体系的话，这个工作恐怕具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潜质。

关于如何使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只要每个国家都本着优先东亚整体安全保障的目标，允许大同小异，努力扫清障碍，寻觅合作道路，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是能建立起来的。

妨碍我们前进的障碍有三个：一个是朝鲜半岛问题，一个是东海问题，还有一个是如何调整与美国关系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只有成功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朝鲜经济援助等问题，东亚安全保障机构才谈得上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第二点是东海问题，首先应该事前进行磋商后再采取海底调查、采掘等行动。此外针对今后有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要为避免事态扩大设置规则。

最后在中美关系上，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对台军售以及贸易摩擦等多方面问题，但中美经济关系正日益得到加强，美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对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也会采取符合世界标准的政策，到那时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争取早日在东亚构建起定期的安全保障机制。

▶▶西原春夫（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原早稻田大学校长）：对于日本与中国现在处于不能相互理解的状况，实在令人遗憾，我认为其原因是我们迄今的交往方式太笨拙。大多数人是从现在的情况出发，来考虑如何改善问题的。我建议，把这个思维方式改变一下，以将来作为前提，用更远大的眼光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员、物资、金钱、信息和经济交易等都会不断地超越国境。超越国境的程度越高，人们就会越感觉到国境是一种障碍，想要降低障碍。但国境一旦降低，国家间双边解决和协调超越国境纠纷的法律规范就不够了。

一方面相应国家会制定共同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会形成执行共同法律规范的地域性超国家组织。这种地域性超国家组织最初可能采取协议机构形式，然后逐步成为拥有独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权限的地域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共同管理的思维方式，我相信在本世纪内亚洲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刚才几位都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今后亚洲各国将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不希望亚洲各国只是凭借经济实力出现在世界的前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应该对正在面对危机的人类未来提出亚洲式的哲学和思想。现在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口号，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日本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哲学与中国相呼应呢？我认为值得去好好思考。

我现在是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的理事长，我们中心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要以亚洲“和为贵”的精神，在日本确立和实施和平国家理念。要将国际纠纷的苗头，在对立发展到战争之前化解。中心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日本不是以单个国家身份加入战争，而应同其他各国一起，以国际警察组织的名义，根据国际原则来制止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帮助救灾，重建振兴国家。

亚洲和平贡献中心认为，日本也应该呼吁中国和韩国一起加入进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日本全国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日本亚洲政策的理想根基。

▶▶林芳正（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内阁府副大臣、后来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现任岸田内阁外务大臣）：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相互克服国家主义的问题，只要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随之而解了。

目前，我觉得双轨对话机制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政府间的话，可能官样话语比较多，坦诚的话语稍少一些，但如果有第二轨道的话，大家就能够坦诚相待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铃木先生所说的欧盟型合作，设定具体的目的，推动并加强区域内合作，逐渐形成亚洲共同体。

另外，刚才中谷先生提到了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现在有六方会谈的框架，朝核问题被解决以后，我们可以继续保留六方会谈的架构，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共同体的架构。

▶▶国分良成（日方司会，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后来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刚才的论题，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互不信任的根源，简单来说是相互之间国家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今后要成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这种类似国家展望的观念如果和社会发展运动相结合，就能更明确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亚洲的未来远景也会清晰可见。

第二点是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思考一下亚洲共同的课题。但我们在思考未来十年课题的时候，还要整理一下现在的问题。比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中日两国对待这些问题的立场等等。

第三点是今天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很具体的提议，具体要怎样去实施。也就是说首先把促进中日的相互理解作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来考虑，探讨在亚洲究竟应该开展什么行动，具体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和如何发展亚洲合作整体框架相结合，让中日双方取得最终的一致。

▶▶周牧之：对于东亚的今天，我想讲三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25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第四大经济大国。我最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展望下一个25年我们亚洲，以及中国和日本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没想到，是25年前谁也没有想像到日中经贸关系能发展到如此密切。2004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紧密合作局面。

另外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封闭的精神状态，日本和中国都有这个倾向：开放的经济、封闭的精神。

从GDP角度来讲，21世纪全球一半以上的GDP会在亚洲经济体中出现，而且这些GDP是在分工合作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精神共存状态继续下去吗？

我首先想请加藤先生和陈昊苏会长谈谈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希望两位政治家能给我们描绘一下25年后的亚洲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有可能是一个梦想，但他们描绘出来的应该是负责任的梦想。

其次，我希望两位政治家能谈谈21世纪亚洲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加藤纮一：尽快使亚洲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3000美元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再过25年有可能实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当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目前人均GDP只有100美元的老挝、250美元的缅甸怎么办？我认为那时日本、中国和印度必须来援助这些国家。另外，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政治、军事上的安定。

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提高，2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2500美元，面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日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跟日本差不多的话，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可能需要谋求自己的新定位。这时候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炫耀的不应是经济规模或是军事力量的大小，而应该是自己国家最有优势的东西。

过去我们总说亚洲各国的宗教、文明和经济发展是相互独立的，即使建立起类似东盟的组织也难以形成统一体。但是，如果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彼此能互相尊重对方价值观的话，就不会出现太多矛盾。

亚洲的未来，各国都要降低“门槛”，经济的各种标准也要实现全球化。在军事方面，日美中三方从宽松的协商和了解，过渡到形成对话和协调的机构，逐步走上欧盟那样的发展道路，最后形成由各具个性国家组成的宽松联合体。我觉得这样亚洲能减少纠纷，加强稳定。

▶▶周牧之：过去大多把亚洲的多样性说成是亚洲合作共赢的障碍，而加藤先生把它看成是亚洲的财富和未来。加藤先生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亚洲蓝图是一个个性国家的联合体。

▶▶陈昊苏：我只能提供一个心目中大体想像的未来世界。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经济会继续高速发展，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占到了世界上的5%，我预测再过25年，中国GDP将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0%。

对于日本我很难判断。现在日本GDP已占了全球的10%左右，如果25年后还能占到15%，这样中日两家的GDP就占了世界的1/4，而亚洲在世界的分量也可能占到1/3，世界就变成三大块，美国、欧洲以及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给未来的世界设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各国互相尊重，大国绝对不要以任何借口向小国发动侵略战争，那到时未来世界的和平就会有保证。

▶▶陈昊苏：至于未来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当然可以说有很多，比如说领导能力、和世界交往的水准、文明素质等等，但我觉得有一条是必须要虚心对待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潮流是大家都要发展经济，一个民族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家都可以掌握，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千万不要看不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这非常重要。

希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能够有一种平等相处的品质，作为大国的领导人，要懂得尊重小国的领导人。比如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招人怨怒，就因为他们缺乏尊敬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中国人看得很清楚。从东方的传统出发，中国懂得尊重别国的人民，也愿意用自己的真诚去换得世界各国朋友的友谊。

▶▶林芳正：我小时候曾学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儒家主张，这是亚洲领导人需具有的品质。中日同文同种，互相能够共享这样的品质，这是今后领导人之间进行交流时的一个关键词。

▶▶周牧之：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讨论亚洲未来是个什么样的具体形势。加藤先生刚才描绘的是一个个性国家的联合体，陈昊苏先生设定的题目是亚洲的一体化。那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最资深的外交家王大使的意见呢？

▶▶王英凡：首先，我想指出，虽然在发言中讲到亚洲世纪，但是我不想强调亚洲世纪这样一个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讲的相互依存，是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不仅是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我不认为地域或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它参加什么合作或是什么共同体。

我本人在讲东亚问题时，从来不用东亚共同体这个说法。东亚合作将来能不能形成东亚共同体，我有疑问。在讲东亚合作时，我考虑的也不仅仅是“10+3”，比如有澳新的问题，中国有人不赞成把澳新纳入东亚合作范围，但澳新同东亚国家，比如“10+3”的国家，在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希望在东亚合作过程中加强与澳新的合作。

所以，在探讨亚洲共同体的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个论坛在讲到亚洲未来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

如果我们讲21世纪是亚洲世纪，欧洲会怎么想？美国会怎么想？所以我要是为中国政府出主意的话，我就不主张他们过多地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认为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亚洲国家对世界未来，对世界和平、发展、政治、安全、文化等应该而且也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点，怎么开展合作？我认为要一个一个领域进行合作，要务实，由浅到深，从易到难。而且有些合作我认为会是跨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合作。

我讲到由浅到深的合作，中日之间也好，东亚或者亚洲也好，必须围绕着我们可能达成的共识，在一些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逐渐扎扎实实开展合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政治意愿，那就有可能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加强合作，到一定时期就可能形成一个机构，一种机制。

所以对亚洲的未来，我认为很可能在多领域以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最后会不会走到一起消除边界成为共同体，我现在不敢预想。

▶▶徐辉：目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个趋势同步发展，而且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并不是形成排他性的军事联盟团体，来阻碍全球合作。区域合作最后可能走向一体化。这是一个趋势，像战乱纷争的非洲现在也有了非盟，在这之前它有各种各样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

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国家都希望能形成一个地区性的一体化组织呢？他们的初衷可能各不相同，有些地区组织最初成立是排他性的，是为了防止外部力量的干预或威胁，有的地区组织成立更多是着眼于解决自己内部问题，解决共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必须合作而且地域靠近的国家，显然相互之间影响非常大，在解决内部问题时，他们要形成一种合作机制。

另外，这种合作可以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大效益，简而言之就是能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能分到更多的份额，这是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和动力所在。

再者，所谓东亚世纪也好，亚洲世纪也好，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将形成一个团体排斥其他国家，只不过是说这个地方经济政治影响力可能扩大了，国际社会更不能忽略它，如果想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话，需要这个地区的合作。

▶▶西原春夫：王先生刚才说的共同体其实还是加强合作，有些方面我是赞成的，但仍有分歧的地方。

我想说的是，在合作关系中，管理和共同规定是很必要的。因为在国境这个门槛还没有降低之前，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法。但随着国境门槛的降低，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法律法规让大家共同遵守的话，那么国家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

联合国如果拥有更强大的功能，那么在它的框架下就能解决亚洲的纠纷，但实际上联合国并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不建立地区性的规范，只靠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和平相处是不够的。

总之，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国家组织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王先生的看法，认为应该从协商机构开始着手，而不应该从共同体出发。协商机构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再走向共同管理的机制，最终实现某种共同体。

关于亚洲共同体到底是要将亚洲全部国家都纳入共同体，还是在某个范围内建立共同体的问题，我不想做深入考虑，但首先在历史大方向上我们要有一个共同认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建立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有国境而且比较稳定的联合体也是可以考虑的。

▶▶周牧之：西原先生的想法我认为跟加藤先生的蓝图还是很接近的。然而无论是联合体也好，还是一体化也好，亚洲的未来都取决于如何消除不安定因素，建立互信机制。

我大学时是学系统工程的，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除杂音，维护一个系统的稳定。让系统稳定运行需要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把干扰系统的杂音降到最小限度甚至消除。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正反馈的概念，就是将原先很小的杂音放大，最后导致系统崩溃。所以系统工程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怎样建立负反馈机制，排除正反馈机制，消除杂音稳定系统。

我们知道，朝鲜问题是东亚地区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按系统工程来讲是一个杂音，有可能使我们这个地区更不安定。但你也可以建立超国家的负反馈机制，通过处理好朝鲜问题使这个地区更加安定。中谷先生说六方会谈有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安全保障机制，就请中谷先生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具体一点。

▶▶中谷元：有关东亚安全保障的问题，中国主办了五次六方会谈，在第四次会谈时达成联合声明。但美国主张朝鲜先弃核然后再验证，而朝鲜反对这个说法。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朝鲜的态度也变得很强硬，能够缓解这种状况的首先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六方会谈将成为东亚安全保障的核心，期待中国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加藤纮一：每个国家都在走各自的发展道路，像王先生说的那样，只建立一个协商体制到底可不可行，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另外，如果我们近邻中有像朝鲜那样贫困而又面临外界外交压力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让他加入国际社会。

▶▶中谷元：朝鲜是否拥有核，这是将来安全保障问题的一个分歧点。如果朝鲜有核而日本不拥有核，日本就要加强跟美国的安全保障合作，日益脱离亚洲。另外，日本可能会出现也应该拥有核、应该加强军事力量的议论。因此为了保证亚洲的安定，中国需要努力促使朝鲜核问题放到六方会谈上来讨论。

▶▶徐辉：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涉及实质问题，越来越坦率。我这里也提一个问题，不管印度、中国还是朝鲜面临什么具体问题，他们也需要生存，希望达到日本人那样的生活水平，但又没有先进技术。

而这恰恰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契机。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行一步，从西方学了很多技术和管理模式，并打入了包括整个亚洲在内的世界市场。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从这些发展中国家获益，现在有责任来回馈这些国家，由日本提供技术和合作，帮助这些国家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是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会带来和平，带来大家能够接受的亚洲共荣和繁荣。这正好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如何转化冲突和危机，使坏事变成好事。

说到朝核问题，我觉得能把它变成中日合作的契机，变成中美相互增进了解、增进友谊的契机，变成整个东北亚日韩中三国合作的契机。其中关键在于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是采取传统的以强欺弱的强制外交方式，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了强制外交方式，但都导致了战争和武力冲突，所以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战后50年，日本是和平国家，发展经济走民主化道路，从来不采取强制外交方式来迫使别国让步，这也是日本战后被其他国家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可以劝朝鲜做出让步，同样日本也有责任劝美国不要一味采取强制外交，而应该向日本学习走和平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做的事情。

▶▶王英凡：讲到朝核问题，中日有共同利益，就是朝鲜不能搞核，必须维持东北亚和平稳定。如果六方会谈最后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对东北亚安全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不能以六方为基础建立一个东北亚合作机制。

如果真的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然后六方逐渐增加互信，那么东北亚安全就比较有保障，不仅对东亚，对整个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有耐心，还要继续不懈努力。

▶▶周牧之：我们谈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形成互信，这也是中日之间最大最根本的课题。铃木先生提过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需要有新的媒体来促进中日互信。

▶▶铃木宽：在信息社会论当中，有一个网络共同体的概念，它有两个形式，一个是地区性共同体，另一个是主题共同体。如果能够这把两个形式分清楚的话，我们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

谈到安全保障问题，地区的概念是绝对不能回避的。我认为亚洲的合作，应该从易处着手。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包括了几千年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还有在这里生活的人民，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成员之间能够持续进行交流，能够不断深化的交流。

创造亚洲交流共同体关键在于如何增进相互理解。民意测验显示，到过中国或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有好感。但一般人很难直接到中国或拥有中国朋友，这样他们就只有依赖媒体等间接信息。

因此我们要强化促进互相尊重、加深日中合作的媒体编辑方针，按照这样的方针和论调做出更加积极正面的报道，培养具备一些编辑能力和才能的人才，报道中日的相互尊重和善意，我觉得有必要主动培育和发展这样的媒体。

▶▶加藤纮一：日中在亚洲都是大国，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培育出自己可以引以为豪的部分，然后让对方对自己能够引以为豪的这部分予以尊重。日本如果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方面，创造很多优良的财产，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自然会赢得亚洲各国的尊重。如果日本能把这些知识财产慷慨地转让给其他国家，将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陈昊苏：在我们考虑亚洲前途时，都意识到中国和日本负有光荣的责任，我现在讲的是应该强调道义上的责任，而不只是说经济力量如何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

道义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文王之德”。你要让全世界能敬仰你，拥护你，当然不是听你的指挥，而是你能预见世界前进的方向，你要用仁义道德团结世界的人心。亚洲文明很古老，如果亚洲光大发扬自己的文明，扭转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潮流，将会赢得世界的尊敬。

▶▶林芳正：我们应该将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好的日中交流平台保持下去，面对面的沟通是建立互信的最好方式。

▶▶国分良成：对于今天的讨论，我想归纳三点：

第一点是大家谈论的亚洲原本是中华世界，近代以来日本存在感增强后被多用的概念。今天在亚洲各国都进行过很多问卷调查，不论哪个调查我们都会发现，亚洲人意识最低的是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则显示出较高的数字强调自己是亚洲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我们都说要跟亚洲合作，但在现实过程中，我们作为亚洲人的意识并不是很高，如何重新构筑地区合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第二点，日本一直在反复讨论亚洲价值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亚洲是多样性的，但讨论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我听了中方代表的发言，我发现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在承认亚洲价值的同时，又在追求一种更普遍的价值，从这个价值中寻找意义。我认为这对于中国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第三点，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有一个未来蓝图。今后比起日本，国际上恐怕更重视中国怎么做。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努力，但可能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今后日本和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去进行国际和平贡献的竞争，在竞争中就亚洲在国际中能做哪些事情提出各自的建议，并付诸于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合作的内容。

▶▶周牧之：中国在变化，亚洲也在变化。25年前，没有人能想像到中国今天的面貌，也没有人能想像到中日各界的领袖能坐在这儿，开诚布公地谈亚洲的未来。中国和日本，亚洲都在变化，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把亚洲变得更符合我们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探讨的未来，最终促使中日形成一个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的亚洲蓝图。

（对话曾经发表在：2007年2月16日《环球》杂志）

开完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回到美国后，吃惊地发现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波士顿，见到的官员、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一远在亚洲举行的论坛，综其所云为以下两点：一是中日关系的起伏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因素。二是中日之间的这种由民间主导，政府参与的囊括政界、财界、学界、舆论界的全方位高层对话，不仅是中日之间过去不曾有过的，也是中美之间所没有的尝试。

中日关系近年的起伏跌宕源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剧烈反应，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的崛起虽然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但也在改变日本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亚洲的角色。日本的政界和舆论一方面开始承认与中国的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但却更加敏感和渲染中国崛起对它的负面影响。第二是对于中国成长的持续性和巨大性认识不足，大部分日本各界领袖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持续性，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停滞甚至陷入混乱。第三面对日趋强大的中国，侵华历史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交往的扩大也增大了现实的摩擦。第四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日本缺乏明确的战略。一方面政府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却在防卫等领域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国粹主义思潮更是猖獗。

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更是把中日关系推入了邦交正常化后最低谷。一时间政府外交陷入僵局，国民感情异常严峻。在这种形势下，2005年初，一些有志同仁与笔者商议发起建立一个以中日各界领袖交流为目的的新平台。这一倡议首先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的支持，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和日本言论NPO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由此诞生。

北京-东京论坛是一个全新概念的精英对话平台。首先它是一个领袖论坛，旨在汇集各界领袖，通过全方位的对话促进相互了解，营养互信，促成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性应对。其次是通过讨论传递正确的信息，理解对方的思考和战略。第三是促进形成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舆论。论坛通过汇集众多媒体领导和舆论领袖，讨论舆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形成对中日关系负责的舆论力量。第四是对亚洲的未来进行坦诚的探讨。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分工合作的深化无疑正在改变亚洲的格局，如何共同描绘和创造双方都能接受的亚洲未来，是论坛的一个重要使命。第五是通过各界领袖对中日关系中重大问题的沟通，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将问题变成形成合作机制的契机。

第一届论坛于2005年8月23－24日在北京召开。面对当时险恶的中日关系，双方有识之士通过坦诚而尖锐的交流，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相互表达了解决中日关系危机的诚意。

第二届论坛在2006年8月3－4日于东京举行。这一期间正是小泉有可能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大选在即，中日双方都高度地关注日本未来首相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之时。当时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带领后来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到会论坛，首次表示了他重视中日关系的对华政策，并给中国的参会要人明确信号，就是未来的安倍内阁决定改善中日关系。第二届论坛对沟通安倍内阁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促使安倍上台后迅速访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安倍给第三届论坛的书面致辞上也做了肯定。两天的会议期间有上千人次到会，气氛热烈，形成了一股迫切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氛围。

今年8月28－29日第三届论坛在北京举行。分组会发展到“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中日金融体制与货币政策”、“中日相互理解与媒体的作用”、“亚洲的安全保障与中日关系”、“中日经济交流与利益互惠”、“地球温暖化”等六个，就这些领域如何创造中日合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讨。论坛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地进化。

用陈昊苏会长的话讲，“北京-东京论坛三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就是把远大的目标和务实的努力结合起来，所谓远大的目标就是致力于中日关系的良好互动，走出困境，进入平等互信、互相合作的美好前景。所谓务实的努力就是认清面对的现状，承认矛盾和差异，采取务实的讨论，对充满挑战的现实施加积极的影响。”

如图2所示，2020年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中占比达到59.8%，排名前30位的国家·地区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中占比更是高达86.5%。也就是说，这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到全球总量的近9成，是全球供应链最活跃的国家和地区。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名列榜首的中国大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占比的压倒性，高达30.1%。如果将排名第1位的中国大陆和第10位的中国香港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合计起来，竟然超过全球排名前12位中，美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日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德国、西班牙和印度等其他10个国家的总和。对此，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认为，“集装箱运输是全球供应链的物流基础，因此集装箱运输吞吐量是一把反映全球供应链活跃程度的尺度。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中压倒性的占比，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图2  2020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集中度

如图3所示，在2020年全球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新加坡、宁波-舟山、深圳、广州、青岛、釜山、天津、香港、鹿特丹。其中，包括香港在内，中国竟然有7个城市榜上有名（宁波-舟山作为一个城市计算)，显示了中国在集装箱运输领域压倒性的存在。

如果将排名扩大到前30位城市来看，中国共有12个城市上榜（含香港、高雄），亚洲更是总计有21个城市入围。周牧之教授指出，“这是一个昭示亚洲时代的排名结果”。

在全球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除中国之外只有美国有复数的城市入围，具体是17位的洛杉矶、19位的长岛、20位的纽约-新泽西。即使是世界排名第三位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只有京浜地区（东京-横滨-川崎作为一个城市计算）跻身第21位。

图3　2020年全球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港口作为支撑供应链运转的根本，对于国家和城市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功能。《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采用“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每年对中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港口功能进行分析评价。

“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是将城市中心到港口的直线距离、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等数据指数化后的指标。如图4所示，“2020年中国城市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深圳、宁波、青岛、天津、广州、厦门、日照、苏州和大连，其中上海的表现非常突出。

2020年在上述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大连是唯一一个集装箱吞吐量减少的城市。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大部分港口城市仍然能够实现集装箱吞吐量增长，可见其背后制造业出口力的强大。

图4　2020年中国城市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

如图5所示，“2020年中国城市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5位的城市在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占比达到52.1%，排名前10位的城市其占比高达71.4%，排名前30位的城市其占比更是高达89.0%。这一系列数字显示，中国的集装箱运输高度集中在特定的港口城市。

图5　2020年中国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集中度

图6是“集装箱港口便利性”地理信息化（GIS）后的示意图，是将每个港口与所有城市对应计算，可视化排名前10位城市的状况。箭头的颜色、长度、粗细表示便利性的程度，数值越大颜色越红、粗细越粗，长度越长。

周牧之教授指出，“从可视化后的城市集装箱港口便利性的地图可以看出，中国的集装箱运输乃至全球的集装箱运输是如何向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大城市群高度集中的，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存在着全球供应链最大的产业集聚”。

图6　2020年中国城市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10位城市分析示意图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的今天，所有的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双碳战略之路。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利用卫星数据解析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的最新成果，将北京的二氧化碳排放状况对标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四大世界大都市进行对比分析，科学地找到差距，为北京乃至中国城市思考双碳战略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体检报告。

同时如图2所示，根据DID分析定位的北京都市圈在北京行政区划之内，所以在本文中北京都市圈的各项数值与北京市的数据相同。

图2 北京都市圈DID分析图

20年来北京的碳排放规模增长高速膨胀，导致目前碳排放规模巨大。与四大世界大都市相比，北京无论是在碳排放增速上，还是在碳排放规模上都显得非常突出。

① 北京二氧化碳排放规模远超四大世界大都市

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在这五个城市中，北京是二氧化碳排放体量最大的城市。

东京和纽约都市圈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分别只有北京的77%和41%，巴黎和伦敦都市圈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更小，分别只有北京的13.7%和5.8%。与四大世界大都市相比，北京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显得极其突出。

图3 二氧化碳排放规模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2019年）

③ 北京二氧化碳排放量全国占比2.6%

在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的五个城市中，东京都市圈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全国占比最高的城市，达到17.7%；其次是巴黎都市圈，全国占比达到11.8%；伦敦都市圈的全国占比为4%。

日本、法国和英国三国在经济上向首都经济圈高度集中，东京、巴黎、伦敦三个都市圈的经济首位度（经济体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3.1%、32.4%、23.6%。与经济首位度相比，这三个大都市圈的二氧化碳首位度相对要低很多，这些大都市圈在节能减排上的优势昭然。

与日本、法国和英国相比，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庞大，经济热点相对分散，因此纽约都市圈和北京的经济首位度，分别只有8.8%和3.6%。同样理由，纽约都市圈和北京的二氧化碳首位度也相对较低，分别只有2.1%和2.6%。

图5 二氧化碳首位度 北京与四大世界大都市比较（2019年）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被称之为“碳强度”。这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经济与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活动的扩大，以及人们在吃住行上生活模式的现代化，人均的能源消费量将会增大，导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应增加。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先出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的拐点，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要相对滞后。所以只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持续下降才意味着进入真正的转折点。因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碳排放的关键指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才是碳排放真正意义上的“峰值”。

　　2022年9月，中日将迎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过去的50年，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政治与经济都已经在全球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日两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阶段向新次元升华。

　　1979年12月，我有幸以首相秘书官的身份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已经过世，中国在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迈出了新的步伐。

　　12月7日，大平首相在全国政协礼堂发表重要讲演，回顾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景：“当时我们胸中充满期待，同时也深感不安。但是这种不安被周恩来总理的‘求大同，存小异’ 所表现出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度所打消，这才成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业”。大平先生当时作为外务大臣辅佐田中角荣首相，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做了周密的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大平先生后来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动向非常关心。

　　21世纪是以AI等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发展时代。而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世界正迎来石油时代。

　　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将1910年代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将资源、劳动力等生产手段以崭新的方法进行结合”。 对此，我想将今天信息革命时代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利用IT技术，整合和活用信息，创造新的知识价值”。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AI等信息技术超越人类肉体的极限，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克服复杂性的界限，提升附加价值。通过网络空间与物质空间的融合，确保准确性，提高效率性，充实时间价值，将经济活动从物质生产主义向价值利用主义进化。

　　AI的活用可以使工厂、店铺实现无人化，使先进的远程治疗变成现实，更使手机结算、无现金化、虚拟货币等成为日常。通过提高信息传播的准确度、快速性、效率性以及选择的最佳性，可以不断提升和创造价值。

　　创新发展的领域以高端信息技术为核心，更涉及生物化学、新材料、宇宙、海洋、先进医疗、新能源、电动汽车、蓄电装置、无人机、氢能利用等许多领域。

　　创新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正在追赶领先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色列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也不甘其后。日本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停滞，创新能力有所下降。但日本最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为了加快创新，主要各国不断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支持，加大在培养知识人才、完善新竞争环境等领域的政策力度。就完善市场环境而言，创新性、公平性、效率性和竞争性都至关重要。

　　近年，城市的知识经济集聚对创新而言显得越来越显得重要，美国的硅谷、中国的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南山区都是很好的案例。因此，周牧之教授主持开发的“中国城市发展综合指标”对城市与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要有效率地利用好全球市场，就需要尽可能在自由、合理、公平、安全的规则下运营全球市场。为此，中日两国需要与美国、欧盟等合作达成共识，致力于恢复和强化世界贸易组织（WTO）应有的功能。

　　作为过渡，中日需要合理推进和利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有必要努力促使人口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占到全球三成的RCEP更进一步扩大成员国。关于TPP，中国、英国都已经申请加盟，这无疑有助于完善全球贸易体制。另外，美国与英国也正在协商签署新大西洋宪章。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仅使技术垄断等对全球的竞争条件能够产生巨大影响，还可能导致企业据点出现集中化的危险。对此，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中日两国为制定这些规则，应该交流各自的经验，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做出先行。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也以数字办公等形式正在革新工作方式。新冠疫情更是将企业经营DX化（数字化转型）猛推了一把，很多企业开始从根本上变革经营模式。例如，企业利益结构已经从追求规模经济向追求信息、连接、时间的价值进行转变，实现复杂系统的整体优化已经成为可能。AI为企业追求收益价值、顾客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提供了手段。 

　　对企业经营而言，如何实现人类安全保障这一新的制约因素今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保护知识产权、消除信息垄断弊端等市场管理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因此，市场框架必须不断合理化和优化。为应对这些变化，中日两国需要凝聚智慧持续地完善市场条件。

 （1）国际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是政治的宿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倡“美国第一主义”，保护国内产业，从短期来看是政治的必然，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在动摇国际政治体制，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从18世纪到19世纪，君主制在欧洲瓦解，市民社会形成，但主要国家的政治却倾向扩张主义、强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结果导致主要各国之间激烈争斗，在20世纪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之后，主要各国创建联合国，提倡国际合作主义。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美苏进入冷战，东西对立的时代一直延续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后，世界政治真正步入全球化时代。

　　国际社会格局的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机会，使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结果造成主要国家主导能力下降。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结构下，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机构难以形成共识，世界秩序发生动摇。

　　在这种形势下，特朗普总统期间美国采取了优先本国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增强，不仅在贸易上与美国发生了激烈摩擦，而且在经济、政治、技术、军事等方面也使美国认为对其霸权构成威胁。

　　在这种变化的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活动需要按照全球统一规则进行运营，像过去那样特定国家凭借政治力量支配国际市场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困难。再加上出现了全球变暖这种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应对的大课题，国际政治已经不能再只是国内政治的延伸。

　　最近，围绕亚太地区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一方面以日美为中心，正在推进印太合作和QUAD（四方安全对话：Quad-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合作体制，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如何看待这些动向，各方需要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国际社会必须尊重人权、保证自由贸易、尊重主权、确保法治，此外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各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在制定国际社会规则时，如何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中日两国一方面需要加深对以连带、信赖、自由、创造为理念的世界格局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类作为人的价值与能力能够得以施展的国际环境究竟应该是怎样？如何形成引领全球“新经济”的机制等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需要更进一步推进与美国、欧盟等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对话。

　　我衷心期待中日两国能够共同引领世界，完善人类安全保障体制。这在“中国城市发展综合指标”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领域。

　　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人类安全保障政策”，提出了应对健康、医疗、教育、反恐、自然灾害等的建议。此后，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内容，并于2015年9月通过了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的， No Poverty（消除贫困）、Zero Hunger（消除饥饿）、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Climate Actions（气候行动）等17个目标、169个行动计划。SDGs是全球企业应该认真践行的内容，中日两国企业也有必要开展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人类安全保障的一大考验。中日两国应该与主要国家合作，率先制定应对机制。遗憾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确定传染源、制定治疗方法、普及疫苗等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感染国家在封城与恢复经济的选择中备受煎熬。

　　2021年，英国、以色列、美国、中国等已经将疫苗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对策进行普及。疫苗的提供和有效性的确认，不应该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对象，而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供应。

　　希望中日两国一方面努力使这种意识能够扎根于世界，另一方面在防止破坏自然，完善Human-Animal Relations（人与动物）关系上做出贡献，防止新的疫情出现。

　　全球变暖现象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美国、中国、欧洲等地近年都遭受强烈的热浪与暴雨的袭击，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何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向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转型已经成为人类直面的重大课题。

　　在菅直人首相时期，日本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也承诺在2060实现同样的目标。地球环境问题也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 的一个重点评价领域，相信精细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拜登政府已经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世界正在开启“大重构”体制。以技术开发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是改革的关键，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和能源供应的网络化，电动汽车的研发和普及，蓄电设备的开发，二氧化碳的固化，乃至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构建都是紧迫的课题。

　　欧盟正在考虑导入碳税，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甚至建议全球采用通用的碳税。希望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合作下，通过日中经济协会举办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中日两国对提升能源效率、环境保护技术的交流等问题开展了持续的合作。两国今后还应该在技术开发上开展更广泛合作，并努力在全球普及这些技术成果。

　　如何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日本已经进入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确保相应的财政等都是严峻的课题。

　　中国最近虽然改变了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会进入人口减少的阶段，面临与日本同样的问题。两国有必要相互交流经验，在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进行合作。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1996年发表了名为《文明的冲突》的著作。书中，将世界划分成8个文明圈，并预言了21世纪伊斯兰文明内部的纷争、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对立。确实，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因支持以色列，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产生了严重对立。从2018年开始，中美两国贸易纠纷也不断激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货币等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文明的进步令人瞠目，文化的演进也绵延不断。希腊、罗马时代绚烂的文化发展，最终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开花结果。早在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就与印度、伊斯兰等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相互竞争和融合。日本通过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吸收了这种文化融合的精髓，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化之中。此后日本又引进欧美的技术和文化，奠定了今天的社会发展基础。日本历来对异文化态度宽容，历史上一直积极地吸收异文化。

　　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高层次价值，是精神文明的极致。

　　“美”是人类共同的憧憬，由于强调在与自然的共生中去发现美，日本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凭借“匠技”打造的优秀艺术品，追求自然与人工和谐美的日本庭园，重视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如今都受到世界的高度评价。中国更是在文学、书画、陶瓷、佛像等广泛的领域，为世界提供了优秀的文化作品。中国的美食今天遍布全球。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集信息通信技术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也在不断诞生。2001年，美国记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指出：“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虽陷停滞，但是GNC（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ross National Cool）却有过人之处”。例如动漫、漫画、美食、时尚、以及文化相关电子设备等，信息技术正在为产业和文化、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发展提供新天地。

　　近年，中国的新旧文化都在积极引进信息技术，中国在振兴文化、扩大文化市场、培养艺术家上的努力卓有成效。

　　我以为虽然存在“文明的冲突”，但并不存在“文化的冲突”。文化是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综合，是国际融合的象征。特别是以AI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步，提升了商品和服务本身的文化性，使表现方法的艺术化、文化传播的高度化、以及文化与效率的并存得以实现。

　　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在通过文化交流扩大文化市场的同时，要注重开发对文化性的评价方法，例如研究如何计量感性价值，并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研究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在这一领域，也期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能够做出贡献。

　　我认为，中日两国在产业与文化、技术与艺术融合上的合作，能够提高人类的价值意识，引导对彼此文化的相互理解，进而对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融合做出巨大贡献。

　　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动态，我更进一步坚信中日两国的合作对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进化所能做出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两千多年来，除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外，中日两国人民一直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保持密切的交流。我衷心希望两国人民能够面向未来百年、两百年乃至千年，结成牢固的“信赖纽带”，并通过这种交流加深对人类智慧的认识，提升人类价值。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日两国一定会为地球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