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02 | 中国城市影剧院消费指数2020排行榜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了覆盖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影剧院消费指数2020”。

2020年，在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影剧院消费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苏州、西安。这10个城市分别占据了全国28.9%的票房、32.1%的观影人次、以及 21%的影剧院数量。可以看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实现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票房和观影人次。

影剧院消费指数排名第11位到30位城市，分别是郑州、南京、长沙、东莞、天津、佛山、宁波、合肥、无锡、沈阳、昆明、青岛、温州、南通、南昌、长春、石家庄、哈尔滨、济南、南宁。前30位城市占全国票房的53.9%，观影人次的51.3%、以及 39.3%的影剧院数量。也就是说，只占全国城市数量十分之一的排名前30位城市实现了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半壁江山。

图 中国城市影剧院消费指数2020 排名

从中国城市影剧院消费指数2020还可以看到以下几组数据。

中国电影票房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就是电影票房前10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苏州。

中国观影人次最多的城市，也就是观影人次规模前10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杭州、西安、苏州。

中国最喜欢看电影的城市，也就是人均观影次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珠海、海口、杭州、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西安。

中国最肯花钱看电影的城市，也就是人均票房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杭州、珠海、广州、南京、海口、长沙、拉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中国的银幕数量和影剧院数量都不减反增。全国的银幕数量从2005年2,668块一路狂增到2020年75,581块，期间增长了27倍。

从2019年10月到2021年5月，在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3个城市的影剧院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影剧院数量增加最多的前10位城市，分别是成都、苏州、广州、武汉、郑州、常州、保定、北京、杭州、石家庄。相反，也有38个城市影剧院数量有所减少，减少数量最多的3个城市分别是四平、台州和九江。结果，在这一期间全国影剧院数量净增了826个。

在过去的近20年，中国的电影票房一路狂飙。从2005年20.5亿元到2019年642.7亿元，期间电影票房增长了30倍。由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可望更大幅度的反弹。世界最大规模的票房市场必将烘托出中国电影业的辉煌时代。

该文发表在2021年5月27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

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5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原本预定到5月11日截止的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5月31日，并且将爱知县和福冈县也追加纳入了对象区域。“紧急事态宣言”实际上就是日式“封城”，这次延长期限意味着疫情防控没有能够达到原本预计的效果。

2020年4月8日，经历了76天惊心动魄的“封城”，武汉宣布“解封”。就在武汉“解封”前一天的同年4月7日，日本对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冈县颁布了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其后，更将对象扩大到全国。第一次“封城”实施了49天。

2021年1月8号日本对东京等4个都道府县颁布了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又“封城”了73天。

在武汉宣布“解封”一年后的同一天，2021年4月8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向日本政府申请，要求对东京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所谓 “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是菅义伟政府为减轻“封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推出的一个更加柔性的限制性措施，内容包括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避免跨地区人员流动等。

遗憾的是，“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没有能够起到压制新冠疫情的作用，最终日本还是不得不于4月25日对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实施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为什么日本的“封城”需要一而再，再而三？

一、不彻底的日式封城政策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紧急事态宣言”太严格，需要新弄一个“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来缓解强度，而是日式“封城”本身太不严格、太不彻底。日本“封城”政策连续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佛性封城

首先，“紧急事态宣言”并没有动用一切社会手段去隔断人与人的接触，而只是要求尽量做到“将人与人的接触削减7~8成”。这与要求停业、停课，切断交通，极力避免人员移动和接触的中国“封城”政策相比，显得极为宽松。

即使如此，颁布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后，日本的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量迅速减少，“紧急事态宣言”虽然佛性宽松，还是取得了显著的防控效果。

（2）不求清零

武汉是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零状态持续了16天之后才“解封”的。与中国不同，日本在2020年5月25日解除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的当天还有20名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这种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尚未清零情况下的“解封”，留下了疫情反扑的祸根。

不求彻底清零的结果很严重。仅在解除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的一周后，由于新冠感染人数急速增多，东京不得不拉响“东京警报”，呼吁市民对日趋严峻的新冠疫情提高防控意识。

（3）鼓励人员流动

更为严重的是，过于性急地推行了鼓励人员流动的政策。2020年7月22日，日本开始在东京以外的地区推行刺激经济的观光振兴政策“Go To Travel（去旅行）活动”，政府重金补贴，积极鼓励跨地区旅游。这一天，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多达792名，是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时峰值的1.1倍。这一雷人的举措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不管不顾的蛮勇。

后果立竿见影，10天后日本的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翻倍飙升至1,575人，达到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时峰值的2.2倍。即便如此，到10月1日，连东京也被政府纳入了“Go To Travel活动”。

2020年12月28日，在疫情压力和批判声中，政府不得不暂停了这项荒唐的政策。仅12天后的2021年1月8日，日本颁布了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

图 日本每天新增新冠确诊感染病例人数与死亡人数

2020年5月13日，德国IFO经济研究所与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共同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经济和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最佳平衡是将Rt(有效再生数: 指出现症状的患者平均能够感染的人数)维持在0.75。也就是说，如果将Rt控制在0.75的话，就可以在把对经济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同时，还能较早地结束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这是在学术上对“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的提倡。但是该报告并没有提供针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如何将Rt控制在0.75并维持下去的有效对策。因此，该报告所提倡的所谓“黄金平衡”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尽管如此，该报告却给欧美各国推行“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提供了“学术背书”，为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留下了祸根。

结果是，欧美日各国经历了反复的“封城”与“解封”，至今都不能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三、经济增长与衰退的泾渭分明

2020年全球经济遭到了新冠疫情的重创，西方各国的实际GDP都跌落成负增长，增长率分别是，美国-3.5%、日本-4.8%、英国-9.9%、德国-4.9%、法国-8.2%、意大利-8.9%、西班牙-11%。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实行的是“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在“封城”与“解封”的反复之中，社会和经济都大伤元气，“与新冠病毒共存政策”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相反，得益于“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2020年中国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2.3%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大陆）一样，采取了类似“零新冠感染病例政策”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越南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1%、2.9%。

该文发表在2021年5月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1. 全球碳排放格局

目前，从能够清楚地把握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9个国家和地区来看，这些经济体的碳排放量总计占到全球的96.7%。

2000年―2019年期间，在上述7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美国、英国、德国、乌克兰、日本、意大利、法国、希腊、委内瑞拉、西班牙、捷克、荷兰、丹麦、乌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芬兰、比利时、瑞典、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爱尔兰、瑞士、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挪威等28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减少。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另一类是一批经济衰败的国家。

相反，在这一期间仍然有51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碳排放量增长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碳排放量增长的规模远高于上述28国碳排放量减少的体量，28国减少的碳排放量只占51国增长碳排放量的15.7%。可以说，正是51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拉动了这一期间全球碳排放量的飙升。

全球碳排放格局今天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是，存在着已经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国家和碳排放仍然在持续增加的国家这样两大群体。

第二个特征是，全球碳排放量高度集中在上位国家。2019年，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前5位国家的碳排放全球占比高达58.3%。也就是说，全球近6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于上位5个国家。将尺度稍微扩展一下可以看到，排名前10位国家的碳排放全球占比达到67.7%，前30位国家的碳排放更是占到全球的87%。在这次“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美国和日本分别承诺，到2030年削减50～52%（与2005年相比）和46%（与2013年度相比）的碳排放。这两个挑战性的目标对促进美日两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迭代而言无疑是一剂猛药。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以28.8%的全球占比，不仅位居首位，而且体量惊人。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接近排名第2至第5位的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4个国家的总和。正因为如此，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意义重大，同时也任务艰巨。

3. 中国的成就和任务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在出口和城市化两大引擎的推动下，步入了大发展阶段。2000―2019年期间，中国的出口规模增长了9倍，实际城市用地面积（Urban Area：达到一定的建筑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标准的城市型用地面积）增长了1.9倍，实际GDP增长了4.2倍。

高速的经济增长将中国的人均实际GDP从2000年的2,151美元，大幅度提升到2019年的9,986美元，增长了3.6倍。大规模的产业发展、急速的城市化和庞大人口生活模式的现代化，导致能源消费量的急速增大，这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大的基本原因。

好在无论是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源消费量还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中国都已经出现拐点，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与2000年相比，2019年中国下降了10%。在此期间，单位实际GDP能源消费量和碳强度更是都下降了40%。这些成绩当然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上做出的巨大努力。中国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中国在2000―2019年期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6倍。虽然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源消费量、碳强度都已经通过拐点呈下降趋势，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如何快速地达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并使其持续地下降是中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这一宏大挑战的关键。

5. 碳排放前30位国家和地区碳排放峰值分析

为了科学地分析碳排放的峰值，避免单年度异常值带来的紊乱，本报告导入“移动平均”概念，针对“移动平均线”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分析。所谓移动平均分析是将一定时期内的数据加以平均，并对把不同时间的平均值连接起来的移动平均线进行趋势分析的手法，被广泛用于金融、经营等领域的趋势分析，最近在国际上还被应用于对新冠疫情扩大亦或是收敛的分析。

本文以5年为单位计算平均值，对1980—2019年期间各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两大指标进行移动平均线分析，以对拐点和趋势更准确的判断来评价各国在碳排放和节能减排上的表现。

（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峰值分析

从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移动平均线分析来看，在二氧化碳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南非、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波兰、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埃及等17个国家通过了拐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相反在这一期间，中国、印度、伊朗、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越南、阿联酋、中国台湾、哈萨克斯坦、新加波、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仍然处在增长状态。

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一直持续下降的趋势。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首先得益于发达国家减排努力的效果。

在2000―2019年期间，英国减少了40%，美国、意大利、法国、阿联酋减少了30%，德国、西班牙减少20%，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减少了1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的成就显著。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模式提高，造成能源消费增长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扩大。在这一期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增长了1.6倍和1倍，越南更是飙升了4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90%，印度尼西亚增长了80%，伊朗增长了70%，泰国增长了60%，土耳其、马来西亚、新加波增长了40%，韩国、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增长了30%，巴西增长了20%，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增长了1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多都有所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高于英国和法国。尽早实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点应该成为政策目标。

（2）二氧化碳排放量峰值分析

从对二氧化碳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移动平均线分析来看，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南非、墨西哥、巴西、英国、意大利、波兰、法国、西班牙等12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通过峰值呈现下降趋势。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峰值的17个国家相比，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埃及等5个国家不在其中。这5个国家虽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峰值，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没有通过峰值。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2000―2019年期间，沙特阿拉伯增长了70%、加拿大增长了20%、澳大利亚增长了30%、马来西亚增长了40%、埃及增长了50%的人口。大幅度的人口增长滞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

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出现。2000―2019年期间，美国人口增长了4,735万，庞大的新增人口造成两个峰值之间出现了滞后。虽然美国2000年就通过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但直到2007年才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已经放缓，但还没有达到峰值。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下，各行各业各地都在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期待这一目标能够如期，甚至提早实现。

6. 中美：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和受益国

步入21世纪以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全球的贸易、投资、技术交易、人员交往急剧增大。以出口为例，如果将2019年全球的出口总额一分为三，可以发现，1979年全球出口额的体量只占今天的10.8%。1980―1999年，期间净增长的部分就比1979年的水平翻了一番多，占到今天全球出口总额的23.2%。2000—2019年，出口更是爆发性增长，期间增量达到今天出口总额的66%。换句话说，今天全球出口总量的70%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增长出来的。由此可见，财富机制正在急速地从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转型。

是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财富实现爆发性增长。2000―2019年，全球实际GDP增长了74.5%。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了4.2倍，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美国虽然增长率不算高，这一期间实际GDP只增长了45.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基数庞大，财富增长的体量巨大。

结果在这一期间，全球实际GDP增量的近半，49.6%为中国和美国所贡献。其中，中国占到全球增量的32.2%，美国占17.4%，为GDP增量的全球首位和第2位。第3位到第10位分别是印度5.4%、英国2.4%、韩国2.3%、德国2.1%、俄罗斯1.9%、印度尼西亚和日本1.8%、巴西1.7%。可以看到，与中美相比，第3位以后国家这一时期在全球GDP增量所占的份额都很小。

可以说，正是中美两国的分工与合作，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段财富大爆发的时代。中美两国既是全球化大发展时代最大的推手，也是最大的受益国。

那么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从实际GDP增长率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来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前30位国家和地区可以分成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实际GDP低增长，碳排放负增长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7个主要发达国家属于这个群体。

第二个群体是经济中低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群体有俄罗斯、伊朗、韩国、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南非、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土耳其、波兰、泰国、阿联酋、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巴基斯坦18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个群体是经济中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4个亚洲国家，其中越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幅度特别突出。

第四个群体是中国，实现了全球一枝独秀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与前一个群体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图 实际GDP增长与CO2排放量增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是借力科技进步和全球化，推动国际分工合作，实现全球性财富爆发性增长的20年。这20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大分工了实现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的大排放。

下一个20年，人类需要通过推动全球合作，快速推进大幅度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循环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发展品质来应对气候变化，保住来之不易的繁荣。

4月15―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了关于气候危机问题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去年增加4.8%，碳排放增长压力依然严峻。

中美作为21世纪前20年国际分工合作的最大推手和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在下一个20年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引领全球绿色循环经济增长的旗手。

该文发表在2021年4月26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

文 丨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一、3月15日沙尘暴与草地劣化

　　2021年3月14日-15日，中国北方遭遇近十年来最强烈的沙尘暴袭击。15日北京漫天黄沙遮天蔽日，PM10指数达到了2,153微克/立方米，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了舆论热议。

　　这次沙尘暴的影响波及新疆、青海、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13省・直辖市・自治区，波及人口多达1.2亿。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沙尘暴？气象当局认为是由于蒙古国以及我国西北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减少，且出现6-8级阵风天气，为沙尘天气的发生提供了热力和动力条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引发沙尘暴的重大环境因素就是草地的劣化，甚至沙漠化。

　　这一次的沙尘天气被认为主要起源于蒙古国。许多专家指出因为农垦和过度放牧，导致了蒙古国草原草地的荒漠化加速。草地具有防风、固沙保土、净化空气、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对调节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当开发却正在对草地造成严重破坏。对草地的重要性和危机的认识，今天已经在全球成为共识。

　　二、草地的分布和增减

　　那么我国草地面临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根据云河都市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关于草地面积的卫星遥感解析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草地资源呈现出极其不均衡的分布。

　　从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层级来看，在草地面积的拥有量上，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稳坐前4位，分别占全国的32%、18.4%、16.8%、15.9%。这四个省・自治区占据了全国83.1%的草地资源，前10位的省・自治区更是囊括了全国草地面积的97.9%。

　　草地虽然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土资源之一，也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枢纽，但其分布却高度集中在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

表：草地面积前10位省・自治区

　　在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那曲、日喀则、昌都、呼伦贝尔、鄂尔多斯、赤峰、山南、酒泉、林芝、乌兰察布是草地面积排名前10位的城市。这10个城市的草地面积占到了全国的31.3%，但是10城市的常住人口却只占全国的1.1%，GDP更是只有全国的0.9%，即使是第一产业GDP也只占到全国的1.7%。这说明，对全国生态环境极其重要的草地资源高度地集中在前10位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无论是人口还是GDP在全国所占的份额都极小，即使是第一产业在全国的比重也微乎其微。

表：草地面积前30位城市

　　把尺度放大到草地面积前30位的城市，也能看到同样的状况。前30位城市的草地面积占到了全国的41.5%，虽然包括有拉萨、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四座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在内，这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和GDP仍然分别只占全国的4.4%和3.8%，第一产业GDP的全国比重也只有5.5%。即使地广人稀，但是这30个城市的人均GDP却只有全国平均的83.5%。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从全国的视角来看，草地虽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作用，但是其在人口承载和GDP贡献上的能力却不高。不仅如此，草地生态还极其脆弱。

　　今天在很多地区，开垦农田、过度放牧、开矿、乱挖中草药等不当开发仍然正在侵蚀着宝贵并且脆弱的草地资源。

　　仅从2017年到2018年，中国的草地面积就减少了8,185平方公里，虽然只占全国草地面积的0.26%，但这个面积本身已经超过一个贵阳市的市域面积，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当然近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努力已经开始卓见成效，在297个城市中有70个城市的草地面积有所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还仍然有227个城市的草地面积在减少，各地区在草地保护上的力度和成效呈现一定的差距。

　　本次沙尘暴警示我们，对草地的过度开发，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环境破坏，而且可能更是生态环境灾难。

　　三、生态产品和主体功能区

　　笔者赞成全国政协常委杨伟民提出的“生态产品”概念。不应该一味地追求草地的经济价值，而应该把草地当成生态产品，着力谋求它的生态价值。当然，要让草地作为生态产品实现价值，需要通过中央财政购买生态产品，地区之间生态价值交换，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出售，生态产品溢价，旅游产品收费等途径来实现，这些途径都需要有政策制度的保障。

　　已经在中国开始实施的主体功能区制度正是构建这种政策制度的框架机制。主体功能区把国土空间分成优化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的四类地区，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开发政策，通过在后两者地区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限制和禁止开发等政策，力图达到减少生产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的目的。

　　中国的草地资源大部分集中在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随着主体功能区制度的完善和落实，草地资源状况可望得到长足的改善。当然无论是制度机制建设，还是具体实施落实，要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该文发表在2021年3月19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

南川秀树
日本原环境事务次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日文版

文丨明晓东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

编者按：2017年夏，“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简称“指标”）出炉，当时，明晓东先生还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明晓东表示：“在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酝酿编纂此书过程中，他就对此书的研究方向和指标选取十分关注。因为，我在国内工作单位的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研究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规划。”他认为，以具体指标定量分析评价城市发展，可为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和城镇化战略提供崭新的工具和标杆。明晓东曾致信周牧之，希望这部“指标”能成为国际城市综合评价标准。后得知周牧之早有安排，已在组织编写新一版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1年，距首版“指标”正式出版已过四年，第四版“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年版）正式问世。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主要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指标对象城市297个。这297个城市覆盖了中国所有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全书通过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给出了27个小项191组指标，系统地对297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这191组指标共由878个数据支撑，其中蕴涵了大量信息，从中可以发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进展，也可以发现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规律性的因素。以下是明晓东在仔细研讨“指标”后，将所获发现撰文成稿。

一、数据与事实

　　综合分析“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城镇化演进的一些变化情景。

图 ：2019年中国城市GDP、DID人口、制造业辐射力前30位城市排行榜

　　第一，GDP总量排名。

　　从“GDP总量排名”和“DID（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人口排名”看，我国GDP排名前30位城市的组成基本稳定。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和杭州，从2016至2019年一直没有变化，只不过各年度位次略有不同。从地域分布看，这10个城市分别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江中上游，2019年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23.2%，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主要经济增长地区。11-30位城市主要是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地域分布特征也很明显。如郑州、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分别位于中原和关中地区；济南、青岛和烟台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城市；长沙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大连位于辽宁沿海；福州、泉州位于福建沿海；长春位于哈长城市群。以DID人口衡量，这些城市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梯次。

　　第二，DID人口排名。

　　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的DID人口排名看，前30位城市与GDP总量排名前30位城市基本相同，只有5个城市不一样，表明人口和经济集聚方向高度一致。对比2017年和2019年DID人口排名，前30位城市的面孔没有变化，但是在名次上有所波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稳居前4位，成都、南京、杭州、泉州、福州、郑州、昆明、济南、长沙的名次有所提升；天津、沈阳、西安、宁波、汕头、合肥、青岛、无锡、长春的名次有所下降。这些变化表明东部超大城市持续保持强劲集聚能力，人口由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态势明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在外流的同时，也在向本地区中心城市集聚。

　　第三，人口流动广域分析。

　　从“人口流动广域分析”看，2019年，人口流入前10位城市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杭州，人口流出前10位城市是周口、重庆、毕节、阜阳、信阳、驻马店、南阳、商丘、遵义、茂名。对比2016年和2019年人口流入流出城市规模及排名变化，提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正在发生变化。结合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以下人口流动特征。一是流动人口规模下降。2016年至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呈逐年下降态势，由2016年2.45亿下降至2019年2.36亿。二是城市间流动人口比重上升。综合分析人口流入流出城市和DID人口排名变化，表明城市流向城市的人口比重连续增加。2019年以县城和市区作为流出地的比重为45.1%，较上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呈快速上升趋势。三是人口流动方向多元。我国人口流动大趋势一直是由中西部、东北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但从人口流动数据看，近年来一些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DID人口显著增加，甚至一度出现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回流的迹象。

二、分析与发现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中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流动数据，结合制造业辐射力、高等教育辐射力、科技辐射力，以及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第一，城市空间形成新布局。

　　“十一五”规划曾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集聚效应显著释放，人口、资源、技术等要素快速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中，行政区经济转向都市圈经济或城市群经济，城镇化发展呈现出空间极化、功能分化的特点。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个世界级特大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区域；以成都、重庆、武汉和郑州为中心，形成了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三个大城市群，以青岛、济南、烟台、西安、大连、长春、福州等为中心，形成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哈长地区、福建沿海、关中平原等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区域；同时，一批都市圈和中心城市也已形成，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城市群已经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主要动力区域、新兴动力区域和新的增长极构成的国家发展动力系统开始形成。

　　第二，城市发展出现明显分化。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引入了DID人口概念，较好地解决了因城市辖区包括农村地区而导致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失真的问题，较为真实地识别了城市人口变化。比如重庆市是人口净流出城市，但近年来DID人口显著增加，如果仅以行政区而不是按照DID区衡量人口变化，就会对城市人口变化方向产生误判。借助DID人口数据可以发现许多城市发展问题。比如，从DID人口排名逐年对比看，一些城市DID人口显著增加，一些城市DID人口迅速下降，表明中国城市发展出现了分化现象。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小城市人口持续减少，全国形成了近百个人口收缩城市。这些收缩城市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持续减少，但人口结构变化不大，经济维持稳定增长；另一个是伴随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萎缩，经济低迷。

　　第三，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乡间的人口转移，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导致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我国城镇化率也因此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9%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60.6%。综合“DID人口排名”和“人口流动广域分析”，城市DID人口的此消彼长，表明城市间人口流动已经渐成趋势。在东部地区城市多为人口净流入的情况下，2016年，在东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了48万人，到2019年进一步减少到108万人，说明城市间流动人口也加入到了城镇化大军。曾几何时，落户城市曾是农村青年的梦想，然而目前虽然大部分城市取消了户籍限制，却有许多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可以判断，今后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和模式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三、目标和任务

　　由以上分析看出，我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形成，大部分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限制已经放开，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促进人口城镇化、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城镇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未来中国城镇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目标和任务。初步分析，工作重点应逐步向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强中小城市活力转变。

　　首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乡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今后应将工作重点转到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上来。首先，应全面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限制，让城乡居民自由选择落户地，实现居民户口自由迁移。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进城人口都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应有新市民，不应有农民工，使进城新市民及其家庭不仅有横向流动的自由，而且有纵向上升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其次，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等入市，让广大农民更多地从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益。第三，完善公共服务配置，推动公共服务按照服务人口规模进行配置，使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居民都能享受同质化的公共服务。

　　第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日本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城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并存的问题，目前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农村地区则出现老龄化和空心化，粮食对外依存度很高。我国也经历了高速城镇化过程，应借鉴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确保城市发展、农村繁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要鼓励资金、技术、人员下乡，在农业发展中获取收益，促进城乡人员互动交流。农村要发展规模经营，向城市提供原料和农产品，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促进农村居民集中居住，使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增强中小城市活力。

　　目前，我国部分中小城市人口流失，产业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在城镇体系中，维持一定数量的健康中小城市必不可少。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小城市，靠近农村，与周边大城市联系紧密，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发展中小城市既有利于承接周边大城市部分功能，为大城市提供发展空间；也可引导附近农民就地城镇化，保证农村及农耕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应把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今后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大中小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城市生活环境，加快建设公用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第四，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在快速“造城”、“扩城”中，建设了大量低标准低质量建筑，也有不少高标准建筑进入老旧阶段，城市面临更新改造的迫切需要。日本有专门的城市更新改造机构（UR机构），负责城市老旧住宅和建筑的改造。随着我国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严格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城市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内部更新。城市更新不仅可以美化旧城，增强旧城吸引力，还可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和健康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该文发表在2021年2月2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

　　新春伊始，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了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综合评价的排行榜，以及环境、社会、经济三个大项的前100位排名。赵启正、杨伟民、周其仁、邱晓华、杜平、明晓东等著名专家学者特撰文寄语对“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肯定与鞭策，以及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展望和期待。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我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供了理解和治理城市的新的理念、话语和框架。我感到这是一本对中国市长和他们的助手很有用的一本参考书。1990年代我本人在上海担任副市长期间，还兼任了浦东新区的主任和书记，负责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好参考书。

　　人的成长需要有许多指标来描述。今天检查身体，至少有几十个重要的指标。三十年前，我们自己，甚至保健医生可能都对现在普通人都了然于心的健康指标不甚了了。如此，何以“科学治理”我们的身体。三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70岁，而现在，则接近80岁。健康指标，功莫大焉。

　　同样，几十年前，我们对城市这个“大身体”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描述也并没有特别着重。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去制定了城市发展的规划。这在现在看显然就觉得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今天，如果要对城市进行比较精细的规划与管理，就必须对城市有清晰的概念与研究，就必须导入综合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因此，中国城市建设需要“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所提供的理念、合理性和综合性的框架，并在精密的数据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应该做什么“治理”。这是时代的呼唤。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具时代性、科学性、国际性、有用性的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也是对中国城市健康状况的一份综合“体检报告”，每个城市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亚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不健康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据此或保持健康状态、或加强锻炼预防城市病、或加快治理城市病。既然是“体检报告”，就有必要年年“体检”，不断增加新指标，反映新情况，查找新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城镇化的路程还很长远。同时，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历史潮流在汇合了。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了，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视角评价城市发展，体现了空间均衡的理念，因而我说是真正的综合评价、真正的发展评价。这样来评价城市发展，才是科学的，有利于引导城市发展得更全面、更协调、更可持续。

　　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要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照检查一下在哪些指标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发展的努力方面。因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不仅是评价，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城市之间的较劲和比赛，是城市文明提升的一个根本动力。城市之间比什么、赛什么，关乎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品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经验显示，那些选对目标，找对“指挥棒”的城市，发展就顺当，城市竞争力就强而持久。

　　这样看，周牧之教授和他的团队贡献的这套“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为中国城市高品质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各地的市民、游客、创业者、企业、投资人和其他相关方，可以从这批“城市画像”里找到生活、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的参考。各地城市的规划者、决策者和建设者，更能够凭借这套数据，正确选择城市发展目标，有效制定城市竞争策略，为我国城市更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表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综合排名前100位城市

邱晓华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这个指标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个罗盘。指标体系描绘了一个方向，确立了一个目标，给出了一个方向，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第二，它是一部年鉴。“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记载了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描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环节和领域，给运营和研究城市的官员、学者和社会各方面人士提供了把握城市发展变化的各种信息。

　　第三，它也是一张诊断书。“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对城市是一次体检，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在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帮助管理者和研究者理解城市。

　　第四，它还是一份成绩单。“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从数据的视角概括了城市的发展成就，而且，297个城市的发展和差距一目了然，跃然纸上。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大排名已经揭晓！这既是对中国主要城市的一次年度总结，更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次年度体检。

　　透过总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进步；对照体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不足。成绩说明的是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上的新进展，不足表明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关注的领域。面向未来，把好的做得更好，把不足解决得更快，相信中国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更有理由期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

杜平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是一个已经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已出版英文日文全版）的指标体系，并且对于国内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人士都带来重要参考和启迪价值。

　　我想要指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有着独特的亮点。

　　一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数据欠缺和数据失真的问题。“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集成三大类数据源的数据采集归集及其加工利用系统。即：30%左右选取于统计数据，30%左右获取于卫星遥感数据，40%左右采集于互联网大数据。该指标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保障数据获取的及时性、精准度和数据量，以及其结构的合理性。

　　二是基于数据可获得、可比较和可回归，“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发出一套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的，表现为“3×3×3”架构的指标体系。可以认为，地球就是一个由天、地、人、众生万物共同构成的一个巨系统，中国古代哲理大师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抽象地概况了这个巨大系统的变化规律。显然，“3×3×3”架构暗合了这一规律。我以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指标间逻辑关系、体系架构等方面，力图揭示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上下左右的关联性及其城市与外部各系统间的关联性。即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抽象出来，作为表征城市变化的顶层指标，往下再具体分解为９个中项指标，再往下继续分解为27个小项指标，同时用878组数据来定义这些指标。基于上述，既有利于综合反映城市大系统的变化趋势，又有利于评价评估城市各子系统的变化值及其结构，相信对判断和指导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设计了一些创造性的新指标，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趋势。例如从“DlD人口”看城市发展的总量和品质；从“制造业幅射力”和“IT产业幅射力”与开放交流等元素的相关关系分析看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不同需要。

　　四是国际比较，例如“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两大都市圈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类主要指标表现的变化，客观和有效地勾画出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问题和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具有很好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是一套可以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系的指标体系。

明晓东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正式发布了。这是自2016年该指标首次发布以来，连续第四年公开发布年度指标。从历年指标看，“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以下简称“指标”）准确记录了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步伐，鲜明体现了我国城市发展质量提高、空间形态优化和城乡结构改善等特点。

　　从发展质量看，“指标”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精选了878组数据，综合表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程度。特别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选取了创新创业系列指标，体现了城市新的发展活力。自“指标”首次发布5 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城镇化率稳步提升，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城市轨道交通迅速发展，运营里程超过5500公里；城市环境治理能力不断增强，污水处理率达95.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显著提升；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绿色、智慧、人文等新型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从空间形态看，“指标”囊括了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对象城市，覆盖了全国所有地域，既有广泛性又有代表性，体现了我国城市空间分布和经济布局特点。这些城市有许多是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展现了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特别是设定了核心辐射系列指标，体现了城市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5年来，我国城市群集聚人口和经济作用持续显现，19个城市群承载了75%以上的城镇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市圈加快形成，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同城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数量由657个增加至684个。

　　从城乡结构看，“指标”虽然以城市为主要对象对城市发展进行综合评价，但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中存在城市管理农村的特殊现状，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类指标中都有涉农分项指标。特别是结合“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的现实，在经济大项指标中专门给出城乡一体系列指标，体现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互动。5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接轨，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4年的2.75稳步下降到2019年的2.64。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9”展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些新变化。与上年比较，从综合排名看，城市分化继续加剧。东北地区的长春和哈尔滨跌落前30名之外，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大项指标明显滑落。中部地区的南昌和西部地区的贵阳跻身前30位。

　　从环境指标看，排名变化较大。上海、广州排名明显上升，位居深圳之后，居第2、3位，说明只要加强治理，超大城市环境同样能够得到明显改善。而温州、龙岩、黑河、天津、南平、莆田、泉州、呼伦贝尔、临沧等城市则跌落前30位以外。

　　从社会指标看，其城市排名与经济排名高度相关，说明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海口、石家庄、南昌、拉萨、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等省会及自治区首府城市都在前30位之外。

　　从经济指标看，虽然位次略有变化，但名列前茅的城市多是老面孔，呈现出明显的强者恒强局面，只有常州、烟台跌落前30位之外。

　　以上指标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分布基本稳定，但经济重心仍然偏向南方；生态环境总体改善，但个别传统环境优良城市略有退步；社会发展稳步推进，但对经济依赖仍然较强。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完整，指标选取科学，覆盖了城市发展的主要方面，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是城市综合评价中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和参照系。

该文发表在2021年2月20日的中国网上，并被多家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