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河都市研究院
编者按：
15年前，亚洲的GDP是全球的25%，现在这个比重已经达到了34%。从GDP在全球的占比来看，今天的确已经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在经济贸易上还是人员交往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的合作与融合在过去的15年里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无论是中日关系还是日韩关系，亦或是日俄关系，在政治上却都在大开倒车。相比15年前正在步入“正常化”进程的的中日关系，今天的中日关系可谓是正走在“不正常化”的路上。
为什么在亚洲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大，亚洲的分工和交流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中日关系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势态？这是一个值得警觉和深思的现象。在“北京—东京”论坛创建过程中，周牧之教授坚持提倡设立一个讨论亚洲未来的分会，希望通过把中日关系放大到亚洲未来的范畴去讨论，会让视野更开阔，思路更富有建设性。
2022年1月1号，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亚洲终于有了自己的经贸合作机制，一个占全球GDP和人口三分之一的巨大经济圈悄然成型，给亚洲的未来带来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化却正在给亚洲的未来蒙上阴影。
安倍晋三原首相遇刺身亡已近三个月，16年前，安倍作为首相曾经力挺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同样也是在安倍漫长的首相在任期间，中日关系滑向了不正常化的轨道。
是什么真正在阻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应该如何去破解这些障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回放15年前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由周牧之教授与国分良成教授共同主持的关于亚洲未来的高层对话，对了解和思考中日关系以及亚洲未来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 “北京—东京”论坛的背景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我们现在开始论坛，我们分会的主题是“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非常高兴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的分论坛今天下午在北大召开，首先我想代表北京大学向今天到这里来参加分论坛的嘉宾、还有所有参加分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北京－东京”论坛从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三年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低谷，很多人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持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在那个背景下，中国日报社、日本言论NPO，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同仁，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善中日关系。于是有了举办“北京－东京”论坛这样一个想法。在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这个论坛2005年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去年在东京举办，今年又回到了北京。按照现在的设想，我们希望这个论坛能够连续举办10年。过去三年，在论坛举办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现在可以说已经破了冰，正在融冰进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北京－东京”论坛是有贡献的。去年在东京举办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上，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现任首相）到会上致辞，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此后，他又到中国来访问，今年早些时候，温总理又去日本回访，经过首脑互访，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努力，中日关系可以说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这个论坛的背景。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所有参加论坛人员的共识。正像今天上午吴建民院长指出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个国家重要，而且对亚洲的未来，对世界的未来都很重要。所以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当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互惠型关系，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今天上午赵启正部长在讲话中也谈到，改善中日关系要靠积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这个论坛会办得越来越好，中日关系会得到不断的改善，一种新型的战略互惠关系将成为现实。
■ 为什么要讨论亚洲的未来
▶▶周牧之（中方主持，东京经济大学教授）：谢谢贾院长，我是东京经济大学的周牧之，有幸主持今天的会议。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到会的嘉宾，今天请来的日本嘉宾有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先生，日本众议院议员冈田克也先生，众议院议员竹下亘先生，众议院议员上田勇先生，日本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先生，以及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先生，他是一位在日本很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将与我共同主持今天的会议。
我们中方的嘉宾有大家都熟悉的赵启正先生，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有曾经担任过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的王英凡先生，以及曾经担任过我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还有刚才致辞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贾庆国院长，另外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因为航班误点还在路上，可能要晚到一会。
接下来我想花两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开这个分会。刚才贾庆国先生已经介绍了“北京－东京”论坛的大背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分会，这个分会怎么开。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这10年的发展非常快。中国的发展影响了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特别是亚洲的格局，带来了亚洲新一轮的发展局面。今天亚洲的GDP已经占到了全球的25%。大家都在预测，可能20年，或者是30年以后，亚洲的GDP将会占到全球的过半，这是大家对亚洲未来的一种憧憬。亚洲的发展促使亚洲各国的相互交流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过去20年，亚洲的区域内贸易率大幅度提升，已经很接近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率。实际上今天亚洲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大分工、大协作、大交流的基础之上。现在很多国家的媒体都把中国称为新的世界工厂，其实准确的来讲，亚洲本身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但是亚洲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障碍，民众之间的感情还有很多隔阂，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没有克服，而且又不断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更加严峻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今天亚洲的机制和社会环境远远跟不上大分工、大协作的时代。所以我们论坛专门设置了讨论亚洲未来的分会，希望通过讨论亚洲的未来，明确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共同来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这是我们分会的宗旨所在。
这个会议怎么开呢？我和国分先生商量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是先请中日双方的嘉宾做一轮发言，第二轮是跟今天到会的同学们进行互动。第一轮由国分先生主持，第二轮的互动由我来主持。下面我就把主持的接力棒交给国分先生。
■ 如何造就亚洲人的自我认同
▶▶国分良成（日方主持，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谢谢周先生，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分良成。我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教，对中国的发展一直看好。我很高兴今天来到北大，可以说我也算是一个北大的校友，10年前我在北大做过三个月左右的访问学者。
过去中日关系有很多问题，所幸现在正在好转。可以说，现在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这个会就是研讨中日关系的未来。首先我们邀请中方和日方各出一位代表来开题，中方有请赵启正先生，日方有请冈田先生。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所以应当是抛砖引玉式的。上午我已经做了一个大会主旨发言，在发言之后又与几位日本朋友谈了谈，有一些即兴的思考。在讨论亚洲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和欧洲相比，只有比较才容易发现问题，但是在比较当中一定要注意亚洲和欧洲的区别。亚洲的土地占世界的30%，人口占世界的60%，但是GDP却只有世界的25%。也就是说，亚洲现在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值的一半还不到，并且亚洲的财富集中在日本。所以亚洲的贫富不均比欧洲要严重得多，这是一个与欧洲不同的大背景。这种区域内的差异越大，构建区域共同体就越困难。就像现在的欧盟，匈牙利、捷克申请加盟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欧盟共同体的平均值差异很大。
亚洲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亚盟，但是现在亚洲的GDP在上升的同时，亚洲的区域内贸易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相比，相差得并不太多，就是说我们还有有利的方面，虽然还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但自由贸易做得不错，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中日关系在亚洲整体范围内到底多么重要，这也需要讨论。在这当中，亚洲各国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联合？为什么要走向一体化？我们有什么共同利益？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亚洲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这么多宗教信仰，要求全面的共同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喜欢说求同存异，我们应该把同找出来，而留下的异也不要成为我们互相往来的障碍。那么这种共同价值观应当是亚洲全部国家的，而不是几个国家或部分国家的，这样对亚洲发展的思想基础就说清楚了。
在这个合作当中，当然不能只顾本国的利益，而要千方百计地照顾大家共同的利益，形成共识。为什么中日关系对亚洲的建设和发展责任重大，这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排斥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度，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因为文化和地理上的接近，似乎应该承担起带头的责任。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亚洲各国开始了合作，但是和欧洲相比，差异还是很大的。欧洲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丘吉尔就说过，能不能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来个欧盟合众国呢？欧盟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想有共同的宪法。欧洲人在50年代会说我是法国人，我是英国人，我是意大利人，但到了60年代，特别是到70年代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是欧洲人，而不再强调是哪个国家了。那么亚洲到哪一年才可以开始说我是亚洲人呢？
在经济方面，在欧洲有很多共同的跨国大型合作，如空中客车。在1991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三菱系统所有的公司一起开了一个欢迎会欢迎我，我当然很受感动。我在会上就说，我们亚洲有没有做空中客车的可能呢？当时我讲了一个故事，上海在80年代初曾经试制过大型的喷气式客机，并且也起飞了。但是由于试航证以及成本的问题，没有继续下去。如果说日本、印度、新加坡以及我们合作，就有可能成功，我就问三菱系统的诸位，我们亚洲的空中客车什么时候能够起飞呢？大家热烈鼓掌，到今天已经有15年了，掌声已经飘的很远了，飞机却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想今天会议就是我们大家要出主意，探讨我们中日如何共同为亚洲做贡献。今天的讨论本来这边有一面墙的，是一个内部讨论，今天把墙拆开了，请同学们参加，所以后半段还要请同学们参加讨论，对北大的学生真是羡慕，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谢谢。
■ 如果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亚洲没有未来
▶▶冈田克也（日本众议院议员，后来曾经担任副首相）：大家下午好，我是冈田克也，今天能和中国的年轻人进行交流，我十分高兴，也希望能够坦率地和大家交换意见。
我希望了解中国年轻人的想法，当然对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也有一些不太理解，或者不太明白。在日本也是如此，比如说我有一个21岁的女儿，有的时候我无法理解她说的话。超越代沟来理解下一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加上国家不同，可能更加困难，希望今天能够从大家那里多学到一些东西，在这里我也提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2005年我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时候，在中国爆发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反日示威游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然日本也有反华思想的人。我认为如果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亚洲是没有未来的。
第二是关于大家如何看待战后日本的问题。60年前的战争的确是一场非常错误的战争，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对战争的反省出发，战后60年来日本一直在为成为和平国家而努力，自卫队在海外也从未使用过武器。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推崇民主走在亚洲民主国家的最前列，并将本身经济的发展以ODA的形式对亚洲进行援助，使日本的发展能够为整个亚洲的发展所用。
第三是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日本国内也有贫富差距问题，这在日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日本更加严峻。
大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当然也欢迎同学们积极提问，包括竹下亘先生、上田勇先生，我们作为政治家，都会尽力回答大家的提问的。
▶▶国分良成：冈田克也先生的民主党最近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天来中国访问的民主党的领导人可能很快将会掌握日本的政权。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讨论嘉宾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人5分钟。首先我们请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英凡先生发言。
■ 和平安全领域是中日关系的软肋
▶▶王英凡（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谢谢，我是第二次参加“北京－东京”论坛，上一届分组会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这个题目。筹办论坛的周牧之先生坚持要有这样一个讨论题目，其用意我是理解的，就是要讨论中日关系在地区合作当中的作用。我为什么用地区呢？因为我上次在东京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想法，中日关系要讲到对地区未来的影响不一定是亚洲，可能要突破亚洲这个地理概念，所以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是中日关系对地区合作的影响。那么这个框架我想还是两个大方面，一个是和平安全，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就是邓小平讲的和平和发展这两个大方面。在这两个大方面上，中日关系扩展开来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中日对亚洲的和平和发展能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中日双方已经同意要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如果双方真能在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方面有大的进展的话，我想这自然不仅是对两国有利，也对地区，对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关键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不能够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论坛举行了三次，还要继续举行下去的一个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说就是怎么推动中日关系，怎么使其能够平稳健康的发展。
我想，现在应该说，有比较好的基础和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比较好的基础就是前两年中日关系有问题，“政冷”的时候还有一个说法叫“经热”，经济贸易关系比较热，这里就有互惠，没有互惠是热不起来的。中日的经贸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这个对亚洲是有很大贡献的。从和平安全这个角度，现在也有进展，就在我们家门口上，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现在势头不错，如果搞好了，我们有可能建立东北亚的和平安全机制，六方会谈有这样一个工作组。在非安全领域，在东亚地区，或者是更广大一点的地区，对于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反恐，比如保卫海上通道的安全，比如应对传染病的扩散，比如应对自然灾害等这些非安全领域，中日的共同点比较多，也有不少有成效的合作。所以在这些方面，应该说中日两方做了不少工作，也为地区做了不少贡献，有很多积极的东西。
但是消极的问题也还不少，特别是和平安全领域，是中日关系的软肋。双方的疑虑、不信任很多，有的还很深。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我们这个论坛也应该起到它的作用。关于战后日本的作用，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在日本国会的讲话当中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我想也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种声音。所以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交流，交流起来了，就会增进认识，从感情上我们就会更加接近。
■ 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亚洲人只能自救
▶▶宫本雄二（日本驻中国大使）：首先请大家思考一下国家应该是为何而存在的。我认为，为生活在那里的国民创造能够充实生活的外在环境是国家的使命。为创造这样的环境而相互合作才是国与国之间应有的关系。中日之间虽然存在许多潜在的和显性的问题，但一定不能忘记在1978年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中有相互确认都不谋求霸权这一条，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应该在这里。
在交流的历史上亚洲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在亚洲，大规模的人员交流最近才开始。面对亚洲的现实，只能从能做的事情做起，努力地推进交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过上充实、满足的人生，我希望亚洲能成为这样的国家并存的集合体。现实的感受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努力。
▶▶国分良成：谢谢大使，接下来我们请吴建民院长发言。
▶▶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刚才赵启正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亚洲为什么要合作？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当时损失惨重，我那时在日内瓦工作，有人估计在那几天亚洲人损失了两万亿美元，当时很多人对亚洲的前途十分悲观，有些很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断言，说亚洲的经济恢复过来起码要2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仅那些灾难性的预言没有实现，相反亚洲又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地区。所以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讲的，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我想讲两条。第一条，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学到了什么？我想大概有三点。
第一，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亚洲人只能自救。发生危机的时候，有些国家出了很多药方，有的国家吃了这个药方，没有效果。但是有的国家自己做了药方，中国坚持自己的方针，不仅减少了损失，而且推动了地区的增长，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亚洲人只能自己救自己，这是第一点。
第二，在危机当中诞生了东亚合作。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我们是滞后了欧洲，但是过去10年，东亚范围内的合作，突飞猛进。
第三，东亚地区对于我们走出危机，对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是我讲的第一条。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学到了什么？孔夫子讲过，温故而知新，回顾这段历史是有益的。
■ 由东盟主导东亚地区的合作非常重要
▶▶吴建民：第二条，为什么东亚合作搞的这么好？尽管我们滞后了，但是我们在10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关键在什么地方？我想有三点。
第一，东亚合作是东盟主导的，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要东盟来主导，第一东盟是我们亚洲地区、东亚地区第一个搞地区合作的组织。第二，东盟主导比较开明，大家有什么意见东盟都愿意接受。第三，东盟来主导，大家都感到舒服。我看日本的报纸，欧盟的报纸，很多都说中国和日本在争夺主导权。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对主导权不感兴趣，邓小平早就讲过，不当头，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一笔重要遗产。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不感兴趣，我说东盟来主导非常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第二，我们为什么成功？我想在合作的过程中，把注意力放在了共同点上很重要。我认为这是国家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和而不同，我们能处在不同的位置看待我们的分歧。
第三，东亚地区的合作，我们奉行的是开放的共同主义。我在欧洲工作了10多年，比较了解欧盟的建设。我觉得我们东亚比欧盟要开放，这不是亚洲人的劣势，相反是亚洲人的优势。我们东亚搞合作，美国人有一点不放心。我有一次跟美国人谈，我说你们看一看，1997年的时候，东亚13国跟美国的贸易有多少，不过4300亿美元，现在多少？8000亿美元，我们东亚合作发展了，美国的利益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了扩大。因为东亚人懂得要把东亚共同体建设起来，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在亚洲金融危机1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历史是有益的。
■ 只有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国分良成：非常感谢吴院长清晰明了的发言，接下来日方的发言者是众议院议员竹下亘先生，他是竹下登前首相的弟弟，和中国有着特别的关系。
▶▶竹下亘（日本众议院议员，后来曾经担任复兴大臣）：人们都说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在座的各位可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我觉得可以说的更大一点，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21世纪也应该是环境的世纪，在过去的100年里，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6度。如果二氧化碳以这种速度增加的话，预计下个世纪气温将上升4~6度。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人类的生存都将变得非常艰难。如何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我们有必要更加认真地讨论这场有关人类生存的危机。
日本在环境领域很多的经验。例如，在水质、大气污染等领域都积累了一些成就。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光靠日本一个国家的努力，也不能够光靠中国一个国家的努力，这应该是全世界联手认真解决的问题。
过去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政冷经热“的时期，但是在对立与抗争中什么建设性的东西都不会产生，只有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中日之间现在大家都能明显感受到温度在变化，确确实实地能够感受到两国关系正在从对立与抗争向对话与合作转变。今后要不断积累对话与合作，把21世纪打造成和平的世纪世纪、亚洲的世纪、环境的世纪。
▶▶国分良成：谢谢，接下来请非常有名的雄辩家，也是这所大学的老师，贾庆国老师来发言。
▶▶贾庆国：我想谈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发展中日关系应该调整心态，这里可能需要做几个方面的调整。一个方面，需要学会换位思考。中国古人就讲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都包括了换位思考的内容。再一个，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来解读对方的言行，因为有的话可以从这方面理解，也可以从那方面理解，我想双方都以比较好的心态来理解的话，双方关系的处理会容易得多。第三就是要不断进行有效、平等的沟通。看到对方做出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不太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积极和平等地进行沟通，好多事情成为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误解，我觉得人从根本上来讲不应该是坏人，他做的很多事情，他有自己的逻辑，只能通过沟通才能够发现。第四，要积极和建设性地推动两国关系，顺其自然是一种方式，积极和建设性的推动是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两个国家都应该积极和建设性地来推动这个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效地进行沟通，探讨如何才能够积极和建设性地去解决问题。在不断的探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能源问题可以不成为中日之间冲突的根源，而且可以成为中日之间合作的机遇。比如说，中日两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再加上美国，这三家能源消费大国如果能够合作的话，那么他们可以稳定这个世界的能源价格，就不会被有的能源国家牵着鼻子走。第二就是如果中日和美国这些能源消费大国能够合作，那么就可以保障能源的通道安全。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稳定的能源供应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中日两国能够积极推动合作，能够在节能、可替代能源这些方面共同开发、技术共享，这个又可以降低我们对能源的消耗，从而增加我们的能源安全。在合作的过程中，两国的关系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所以一个问题到底怎么看，怎么处理非常的关键，这可能就是我们选择冲突还是选择合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希望两个国家能够用一种比较积极和建设性的心态来处理之间存在的问题，使得两国的关系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发展。
■ 应该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来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
▶▶上田勇（日本众议院议员，原财务副大臣）：公明党作为构成现在联合内阁的执政党之一是支持安倍内阁的，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公明党一贯积极致力于中日友好。我们的会长早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就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会谈。
我认为今天很多日本国民都已经认识到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经济交流不断发展，在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人员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没有中日关系的持续稳定，就没有亚洲的发展和繁荣。东亚地区被称为世界发展的引擎，对于如此重要的地区而言，中日关系的改善和维持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如何使中日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我认为首先要进一步加深中日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媒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第二是要认识到中日关系的互补性。各自要通过发展自己的长处，弥补对方的短板，努力构建起能够贡献亚洲地区的的关系。例如，日本在环境技术方面有自己的长处，而中国在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方面有很大的能量，从东亚地区整体来看，中国的人脉、技术等方面有非常优秀的一面。
第三，两国在内政上存在共同课题，有必要就如何解决这些共同课题进行合作。例如，日本已经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而在不远的将来，这也将成为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环顾亚洲，今后还会出现其他共同的课题，拥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国分良成：谢谢上田先生，接下来有请松本健一先生发言。
▶▶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后来曾经担任日本内阁官房参与（东亚外交问题担当））：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是在1990年代。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亚洲的世纪尚未到来》的论文。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3年前，当时亚洲不仅在经济上还较脆弱，在政治上也被欧美指责为开发独裁。由于亚洲的货币并不稳定，如果欧美从亚洲地区撤回资金，亚洲的经济就可能会崩溃。所以当时我主张必须建立亚洲的货币基金。这个被称之为“亚洲公共基金”的方案，后来由于美国声称“不能允许没有美国的秩序”而成为泡沫。从这些经历出发，我认识到不仅是货币，应该在亚洲建立更广泛的共同框架，开始提倡“亚洲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国家的认同感很重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在外部树立敌人可以团结民心，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个“亨廷顿的陷阱”。我们在确立民族认同感的同时，还应确立对亚洲的认同感。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IMF开的药方让亚洲各国吃了大苦头。亚洲应该根据亚洲的特性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来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针对实际纷争和对立，亚洲还需要常设的机构进行协调，因此我主张要实现“亚洲共同体”。新加坡的李光耀首相和日本的中曾根首相等人也曾经提出要设立这样的常设机构。
▶▶国分良成：感谢松本先生。到此为止，各位嘉宾都做了一轮发言。下面进入讨论环节，由周牧之先生担任主持。
■ 相互承认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是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前提
▶▶周牧之：谢谢国分先生，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在上一个环节请各位嘉宾抛砖引玉，把他们的观点和思考展示给了大家，接下来想请学生们，用你们精彩的提问把研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我先讲一个期待，期待提问简短，少讲观点，直截了当地提问题。今天都是久经沙场的嘉宾，不怕问题尖锐，就怕问题模糊。请同学们讲清楚问题是对谁提的，也恳请嘉宾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量简短，一个问题最好用一到两分钟来回答。
▶▶现场提问：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想问冈田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政府有相当大的能量，可以控制民族主义，那么日本政府有控制民族主义的能力吗？
▶▶冈田克也：日本是个自由社会，政府控制民族主义的能量相当有限。我认为首先政治家必须保持冷静，但是确实存在一部分煽动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冷静的应对是政治家的责任。
▶▶现场提问：我是外交学院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提给松本健一先生的。最近安倍首相访问印度，中国媒体上报导说，安倍首相想建立一个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新的亚洲体系，我想问一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松本健一：日本的年轻人大多认为70年前的战争是和美国打的，打输了，但却没有输给中国的认识和实感。那场战争既有与美国的帝国主义“间”战争的一面，又有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式”侵略战争的一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后者在日本正在逐渐被淡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有责任要让年轻人认识清楚这场战争的本质。
▶▶宫本雄二：我来回答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日本和中国是在明确的原则下构建起的两国关系，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是在相互承认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这个前提下发展起来国与国的关系，这一框架至今完全没有改变。
▶▶冈田克也：关于安倍首相在印度的发言，我认为如果是在说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需要加强合作，这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如果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的话，那就不可取了。
▶▶吴建民：我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我非常赞成王英凡大使刚才讲的一番话，价值观这个问题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分歧的部分，我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上，各国在文化、宗教、历史、传统、发展阶段很不一样，如果都强调分歧，这个思路是不可取的。
第二点，要增进中日两国之间青年人的交往。就关于战争的问题而言，刚才松本先生讲，你们教科书让多数人不了解当时日本的真实情况，是不是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跟日本老百姓讲一讲。我在外交学院也有很多日本学生，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处的很好，他们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了解。胡锦涛主席非常强调青年人之间的来往，因为青年人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政治家的眼光要看的远一点，不要只说来了事情我就保持冷静。
■ 在对待中日关系的态度上，政治家个人的差异比政党大
▶▶现场提问：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请问日本的三位政治家，日本的各个党派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竹下亘：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除了共产党和社民党以外，各政党之间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我一直看着家兄竹下登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如果这样的政治家再多一些的话，是不会出现三年前的悲剧的。
▶▶冈田克也：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政治家是有个人差异的，但是从政党来看，没有太大的差异，基本上是相同的。
▶▶国分良成：在外交问题上，各个政党在最终目标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我认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上有着利益关系的差异。
▶▶现场提问：我是外交学院的学生，请问松本先生，在构建东亚共同体时应该怎么考虑它的地理界定？
▶▶松本健一：今天亚洲国家都取得了独立，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是却没有一个解决由于民族主义造成的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场所。“北京—东京”论坛的这一场分论坛是唯一的一个讨论亚洲未来的场地。现今的国际机构大都是欧美国家建立的，亚洲需要建立解决自己问题的场所。
■ 目前的中日关系，是重新进入正常化的过程
▶▶周牧之：接下来介绍中方的另一位嘉宾，白岩松先生。现在给白先生一个特权，3分钟，讲一讲你眼中的中日关系，特别是跟代表中国未来的学生们讲讲中日关系和亚洲的未来。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大家都在谈论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纪念。但是我觉得对于目前的中日关系来说，是重新进入正常化的过程。
今年谈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要比30年前谈更有实际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目前中日关系的问题，双方还很难用正常的心态面对对方。在80年代，好像我们经历了一次双方的蜜月期，就像一对青年男女热恋了一样，结果热恋了一段时间发现门不当，户不对，于是出现了问题。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反目成仇，天天砸东西摔碗，日子没法过。突然有一天冷静下来，我觉得既不可能回到一个蜜月期的状态，也不可能像敌人，像对手一样去相处，我觉得目前中日应该建立第三种关系，既不是蜜月期的恋人关系，但是也不是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正常人的交往。
我觉得正常人交往最大的特色就是存在很多问题，并且能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去向前走。因此很多问题没必要过于的敏感，但是要有更远大的心态。如果我们都期待中日两国将来能有非常近距离的关系的话，就要从目前可以像正常人相处开始。我觉得中日两国将有起码5到10年的时间，要学会像正常人相处，才可能避免不成为敌人，才有可能或许未来大家可以重新像蜜月期一样拥有感情，我觉得这是目前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
▶▶现场提问：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宫本雄二先生。尊敬的宫本大使，您好，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刚才您也提到了中日关系总体来讲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在此过程当中，就像贾庆国教授讲的那样，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双方的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最后导致了误解。我在人民大学与日本的留学生有很多的交流，发现日本同学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他们似乎对欧洲和美国更了解。我想您作为代表日本政府在中国工作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您认为日本政府在推动日本青年人对于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方面应该做出哪些工作？如何让两国的青年人共同肩负起建设亚洲的重任？
▶▶宫本雄二：我认为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变得特别好是不可能的，就像儿童时代班里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学生很难要好一样。现在中日之间几乎所有的要素都在显示中日关系正在向友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去年以来，日本邀请了两千名中国青少年到日本访问，中国也邀请了一千名日本青年到中国来访问，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两国的青少年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的个人关系。
■ 两国媒体和知识界要更积极地了解和报道对方
▶▶周牧之：我们不光有现场的提问，中国日报网站还征集了网友的提问，有些问题很尖锐。我现在选一个最尖锐的问题，问问赵部长，而且他是点名要赵部长回答的。请问，中日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的报道方面有什么不对？
▶▶赵启正：我们每天在阅读日本的报纸，日本报纸对华的态度我们也十分清楚，这些报纸并不一致，有的报纸对华比较缓和，有的报纸则十分尖锐。的确，有的报道是很荒唐的，我不点名说是哪个报纸，因为这个报社的社长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当面给他提出过意见。比如说有涉及我的报道，说对外宣传也好，对内宣传也好，在中国是由安全部门负责的，登在该报的第一版。我在和他们座谈的时候说，这样的荒唐恐怕也影响贵报的名誉吧，他指着旁边的人说，不是我的错，是这个部门报道出来的，是不是要惩罚他？
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应当说相对的是友善的，实事求是的，日本方面对中国很有意见，就是日本对华援助ODA，说中国怎么老不报道？其实中国报纸，像《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多次整版报道，但是日本媒体并没有传达。他们的中文没有宫本雄二先生那么好，也没有传达这些报道，其实中国媒体应该把整版的报纸拆开，一段一段地报道，这样也许更能引起日本的注意。包括我本人在内，曾经多次表达对于这种援助的感谢，但是在日本方面得不到传达。
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改善，我觉得在安倍首相任职之后有相当的改善，中日之间的交流也活跃起来了。我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时候和日本的记者座谈是最多的，在座谈上，也直率地交换意见，我想双方媒体都要担当起促进中日友好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
▶▶宫本雄二：希望两国媒体和知识界能够更积极地了解和报道对方的国家。
■ 对受害者的痛苦不能感同身受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
▶▶现场提问：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我有两个问题。我注意到，松本健一先生在演讲当中明确承认，日本的青少年并没有看到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我想问松本健一先生，到底日本的青少年对于60年前的战争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在一百年前提出了亚洲共同家园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下的战争，所以我想问今天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要如何确保带给亚洲人民的是和平？
▶▶松本健一：现在的日本青少年，虽然通过教科书的文字学习了与中国的战争，但却没有当做自己的痛苦来感受，因为日本教育没有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到感受邻国的痛苦一代人。我是在美军基地的附近长大的，我所接受的教育是现在日本的和平和富裕都是美国带来的，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问题上正是由于不能够把邻国的痛苦作为自己的苦难来感同身受，才会在受到来自中国的批评时产生情绪上的反弹。
▶▶冈田克也：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感受是不同的。与受害者相比，施害者更容易选择忘却。在二战中沦为激烈战场的冲绳，当地的人们对这场战争仍然有着铭心刻骨的情感。同为日本人，我们可能变得忘却了冲绳人的情感，甚至无法接受他们的情绪。但是，受害者的感受是必须受到重视的。
▶▶周牧之：白岩松先生听了这么久了，学生今天对你也挺客气，大概是照顾你的旅途劳累，请你对目前为止的中日双方问答做一个小点评。
▶▶白岩松：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新的事实，这两天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好在中国，简直像是一个暗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跟日本不仅是历史中的邻居，文化中的邻居，地理当中的邻居，还将成为世界大经济体的邻居，这是一个马上将要到来的变化。默克尔在离开中国之后要去日本，不知道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感触，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和日本的存在对于中国，恰恰是这两个国家提升自己能变成真正大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彼此的存在，大家可以去回头看这么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没有这样的邻居的话，有很多提醒是不会有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德国和法国的关系，我去德国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只要谁让法国队难受，德国人就支持谁。但是在外交上他们极其正常，我觉得理性非常重要。亚洲的文化是跟着感觉走，对情感非常在意，但是亚洲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舞台的话，理性因素的添加极其重要，中日两国都责无旁贷。
▶▶赵启正：今天下午的讨论不仅是中日之间的交流，也是台上台下的交流，也可以说是隔代的交流，这对我们有很多启示。让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对中国的大学生有了很多思考，相信学生们将来会超过我们。今天你们和台上的日本朋友对话，能够这样平等地与日本的政治精英对话，好像还显得很平衡，让我对中国青年充满了信心。
▶▶宫本雄二：非常感谢有与学生们对话的机会。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换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在理解中国人的痛苦时我会假设，70年前我本人如果在河北省的某一个村子里遭受到日本军队侵略，自己会是怎样的感受。
■ 活力和开放是中国今天的象征，也是亚洲的象征
▶▶国分良成：中日关系现在正在步入正常化，今后要如何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我认为第一是要向前看，通过换位思考来增进互相理解，摸索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第二是要明确中日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和日本需要明确表明各自的国家愿景，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的国家目标，以此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中国和日本本身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解决。彼此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如何让人类的生活更富裕、如何创造和平稳定、如何维护国际秩序、如何保持和平共处，如何互不干涉内政，这些都是需要珍惜的人类价值。中国现在很重视市场经济原理，日本也一样，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价值。我想说的是合作的空间是无限的。
第三，在亚洲这个框架内，我们如何进行合作。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地区内，没有良好的中日关系，一切都是不会顺利的。
最后由周牧之先生来做总结。
▶▶周牧之：我想利用我作为主持人的特权最后讲两点感想，从一开始我就讲现在是一个亚洲的新时代，亚洲的经济总量正在越来越大，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正在越来越多。其实这两个特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亚洲的经济总量也很大，鸦片战争之前亚洲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亚洲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也有过很频繁的交流。我们今天虽然身处一个新时代，但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有历史感地来面对现在的亚洲新时代。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宫本大使讲，亚洲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之间还缺乏迎接亚洲新时代的心理准备。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个会，对酝酿和成就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心理准备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就是今天有这么多的同学们举手提问。提问学生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特别踊跃，踊跃代表什么？代表着活力。第二个特征就是很多提问的同学们来自其他的大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北大的开放性。活力和开放是中国今天的象征，也是亚洲的象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会场充分地体现了活力和开放，充满了对未来的寓意。
最后我想请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嘉宾们的坦率，谢谢同学们的踊跃参与，谢谢相关工作人员的勤劳工作，谢谢！
周牧之：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想象力
中日关系新年伊始便有耐人寻味的互动。先是安倍首相在出访欧洲四国的时候，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引发中方不满，并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表明严重关切。其后，温家宝总理与安倍首相在菲律宾宿务东盟10+3会议上进行了会谈。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了发展中日关系需要克服困难和问题的意愿。中日双方并就两国首脑年内互访达成了一致。
中日并列而为世界大国的时代来临，必然导致两国关系出现这种阴晴相间的气象。问题是，如何才能像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那样，克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两国关系保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亚洲发生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个是中国经济、亚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分工合作的机制之上，是开放型的发展。亚洲除了朝鲜以外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转型，转向开放的、合作的经济发展形态。今天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际上都已经转向分工合作的发展形态。过去谁也没有想到2004年中国会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日资企业在中国雇佣的中国雇员会超过1000万人。中日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第三个就是中日一边走向开放合作的经济，但同时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却比以前更加突出了。
中国在变化，日本在变化，亚洲也在变化。过去，我们对今天的变化有很多没有预测到，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今天中日应该对未来认真地做一些工作，看能不能谋求一个能够共同享受的、共同拥有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亚洲各国今后应该谋求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应该一起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亚洲，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能够互相共有的亚洲未来蓝图；第二个问题，是要找出中日共同的问题，共同的课题；第三个问题，是一起来创造一些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些合作机制来促进中日能有一个共享的未来。
要讨论未来，首先就需要有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科幻小说的想象力，也不是武侠小说的想象力，而是对未来能负起高度责任的想象力，充满智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对变化的认识。我们常常觉得现实如果和我们过去的认识不一样，那肯定是现实错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变化的现实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有负责任的想象力。
讨论未来所需要的第二个要素是思维模式的转换，即需要形成积极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消极的思维模式。积极的思维模式就是能够把问题变成课题，能够把课题变成合作契机，能够把合作契机变成合作机制这样的思维模式。
第三个要素是激情和行动。你找到了问题，找到了课题就要行动起来，要把问题变成合作的契机和机制。
最后，我们要思考，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共通的问题有很多，环境的、能源的、安全保障的等等非常之多，但是最根本的共同问题是互相信赖。我们互相不信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历史的问题，过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中日互相不信任的根源。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迅猛的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日之间，给亚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感。但是紧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紧张。
我们可以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定理是反馈原理。一个系统要让它安定运行下去必须有反馈系统。反馈有两种，一种是叫正反馈，一种叫负反馈。系统在运行中不断会受到周围信号的干扰，正反馈的作用是把这些干扰信号放到到无限大，让这个系统崩溃。负反馈的作用是把这些信号缩小到最小，让它不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
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怎么样消灭正反馈，建立有效的负反馈。如果把中日的信赖关系比喻成一个系统，为了维护中日信赖关系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需要营建负反馈，消灭正反馈，或者是排除正反馈，来保证中日之间的互相信赖，来营造中日之间的互相信赖。如果中日有互相信赖的话，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007年2月1日《环球》杂志
周牧之：亚洲世纪，亚洲人准备好了吗
继战后日本经过高速经济增长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工业化成功后，中国也在1980年以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快速的发展使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05年亚洲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超过25%，许多预测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可望超过50%。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最富活力，最富成长性的地区。这种趋势被各国舆论称之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转移”、“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亚洲的政治经济格局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亚洲区域内分工合作在不断扩大和深化。亚洲进入了大分工、大交流的相互依存的时代。中国被称之为新的世界工厂，实际上，紧密分工合作的东亚地区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二个特征是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的建设在亚洲还刚刚起步，民众之间的感情还不够好。特别是在东亚，既还没有能够克服历史遗留的问题，也还没有建立起能够应对大分工、大交流时代的合作机制和相互诚信。
亚洲的世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亚洲一直在全球经济中比重过半，亚洲各国间交往频繁，相互影响深远。应该说鸦片战争后的160年才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亚洲的交流合作原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但如今，面对亚洲的时代，亚洲人还没有做好真正的心里准备。
由中国日报、北京大学、日本言论NPO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为了营造这种心理准备，让中日双方精英一起来讨论亚洲的未来，为此设置了“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的分会，希望建立一个中日双方对亚洲未来的对话机制，这是目前中日之间唯一的探讨未来的平台。
在去年取得了成功的基础之上，今年8月28日，论坛把这场讨论搬到了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大讲堂，与代表未来的大学生们一起探讨亚洲的未来。
讨论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中日嘉宾阐述了各自对亚洲未来的认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首先指出，与欧盟相比，亚洲在一体化进程上步伐缓慢，各国在认识上还很不足，并强调了中日关系决定亚洲未来；日本民主党原党首、众议院议员冈田克也表示了对排他的国粹主义的忧虑，也希望中国对战后作为“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发展起来的日本以及日本对改善中日关系所作的努力予以评价；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总结和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后这十年“十加三”（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东亚合作机制的发展经验；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提出亚洲的合作机制建设要从能做的事做起；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英凡则介绍了把处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发展成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的设想和进程。
讨论会的第二部分是与学生的对话。到会的200多名大学生给中日双方的嘉宾们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例如，对日本的政治家而言，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日本各政党在对华政策上是否有差异，等等。中日双方的嘉宾对这些问题做了坦诚、简洁的回答，而在某些问题上双方嘉宾之间也有交锋。这场讨论不仅使中国学生零距离地感知了中日各界领袖对亚洲未来的见解，同时也使嘉宾们了解了中国青年的思想。
讨论会上学生们的提问质量非常高，这表示中国青年对中日问题，对亚洲未来非常关注，并且具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提问的踊跃更是显示了中国青年的活力。通过提问还发现到会的学生很多来自北大以外的学校，这说明了北大的开放。
活力和开放是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是论坛的写照，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更是今天亚洲的写照。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发起人和这场讨论的主持人，笔者为对话的成功感到由衷的欣慰。
2007年9月16日《环球》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