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产业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周牧之认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在迎来一个发展高潮。

　　周牧之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虽然起步较晚，高端芯片过去长期依赖进口，但近年政府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巨大需求都在有力地助推半导体产业的升级发展。

　　日本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大国，但后来却逐渐式微。周牧之认为，造成日本半导体产业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过度强调风险意识，导致缺乏持续的投资力度是重要的一条。这致使日本半导体产业没有跟上摩尔定律驱动的发展节奏。他同时也指出，日本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仍然拥有许多尖端领域与关键环节，中日在半导体产业中原本拥有广泛的合作前景，但美国主导的半导体技术封锁现在造成了很多限制。

　　人工智能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对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也在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和研发，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周牧之认为，中国是人工智能的社会渗透度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在很多方面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投入、大数据和应用场景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强大实力，堪称“世界两强之一”。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对高科技发展的开放态度，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和包容度。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成绩十分亮眼，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对此周牧之认为，中国汽车产业抓住了电动汽车这个发展机遇，不仅在电池、电机、电控、自动驾驶等相关核心领域，而且在EV整车的研发和生产上也都取得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以新能源汽车为首的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势头还刚刚开始，未来几年我们应该会看到中国汽车产业强劲的出口攻势。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迅猛，但日本业界和媒体的唱衰声音却不绝于耳。对此周牧之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在认知上对电动汽车发展前景的误判，另一方面是以燃油车为主的日本车企为维护传统燃油车市场做出的宣传攻势。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SHEIN（希音）和TEMU在日本市场上取得的进展也引起了周牧之的关注。据报道，TEMU自去年7月登陆日本市场后，每月用户人数以220万的规模增长，势头强劲。今年1月，TEMU的日本用户人数已经成功突破了1500万大关。

　　周牧之认为，中国这些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打破了传统零售模式的壁垒，将国外市场与中国制造直接打通，给国外消费者带来了更便利、更廉价、更多样的选择。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日本的发展正在推动两国产业链的进一步融合，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科创企业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周牧之认为，今天全球企业竞技场的逻辑已经完全改变，既有高科技含量，又具创业精神的科创企业，作为新物种已经成为了领导和改变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当前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8家是科创企业，这些企业中年龄最大的是创立于1975年的微软，最年轻的是创建于2004年的脸书。

　　周牧之在对中美日三国市值排名前100家企业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市值排名前100的企业中，1980以后创业的多达82家。相反，美国为32家，日本只有5家。中国头部企业的年轻化、高科技化倾向显著，假以时日前景可期。

　　周牧之指出，日本企业市值前100家企业中，创立于21世纪以后的企业数为零，日本大公司官僚化较严重，对投资高风险新事业相对消极。相反，中国企业市值前100家企业中，创立于21世纪以后的企业多达25家，锐意创新的势头正旺。

　　周牧之认为，目前海外媒体盛行的唱衰中国经济不可取，应该更多关注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更多关注与中国经贸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良机。

该文发表在2024年3月7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时间回到1979年12月22日10时50分，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常委、中组部顾问帅孟奇乘坐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抵达汉寿县委机关县委常委楼前的水泥场坪上，车门拉开，秘书陈双璧和省委接待处的柳女士搀扶她下车。此时，阴沉的天空突下小雨，周立民似乎早有观察和准备，他撑开手中的雨伞迎上前，对帅孟奇说：“帅妈妈，欢迎您回家乡！”

帅孟奇说：“到了老家，不要欢迎。”

周立民拉着她的手问：“就请您住在县委机关，您看要得啵？”

帅孟奇连声说：“蛮好！蛮好！”

于是，周立民把帅孟奇扶进县委常委楼第一层的一间房子里。他与县委一班人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考虑到她眼睛不好，腿也不利索，住在县委机关里面，既安静，又方便，更安全。陈双璧也被安排住在隔壁的房间。

这时，周立民又对帅孟奇说：“给您老弄点野鸭儿炖萝卜吃。这个菜，北京不容易吃到。”

帅孟奇说：“那好！那好！这个菜我喜欢。”

陈双璧接话道：“帅妈妈最喜欢吃野鸭儿炖萝卜。”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而且是他最亲近、最尊重、最关心的人。我曾亲耳听到了对他的批评和抱怨。那是1982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随他到毛家滩公社调研农村专业户、万元户的发展状况，他忙里抽空，领着我一起上门看望他的姑姑。老人的住处十分简陋。他放下手中的礼品，自己拉把木椅，坐在姑姑一旁，问长问短。离开时，我当然是走在他的后面，他的姑姑拉着我的手说：“他这个人很孝顺，可就是死板，宁可照顾别人，也不照顾俺周家屋里的人，这些年，他没有把周家的人搞出去一个，只有他自己的官越做越大。”

在我看来，他对革命前辈帅孟奇，和对自己姑姑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关爱，都是发自内心的，也是诚恳的。帅孟奇曾在十分正规的场合，而且是在周立民无形中受到冤屈，人生处于低谷之际，对他当众夸赞：“周立民是个好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他的姑姑却私底下对他满是埋怨。我想，正是姑姑对他的这种埋怨，表现出了作为县委书记的他，心中盛得下天，装得下地，唯独容不下特权的存在。正因为有他这样的县委书记以身作则治理一方，我党百年征途中，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过上美好的生活。

也就是那次跟随他下乡调研，我对他有了更多地了解，他一身儒雅之气，对下属连重话都很少说一句，但他柔中有刚，说一不二，雷厉风行。他起床十分迅速，吃饭特别快，喊休息就休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也绝不允许下属马虎对待。他如果对谁不满意，不像有的人动怒，瞪大眼睛盯着你，恰恰相反，他是把眼皮低下去，根本不看你。全县干部都晓得他这个特点。所以他部署的工作，大家都尽力按他的要求去完成，不让他在自己面前低下眼皮。如果他对谁低了眼皮，谁的前程就会大打折扣。

那年当我们调研到坡头公社坡头大队那天，所发生的感人一幕，至今令我难忘。大队秘书杨长喜的堂客在1972年被雷打死了，留下全家8口人，他既当爹，又当妈，已有十年之久。 

周立民见面就批评他说：“早就要你接个内当家，好帮你调排理事，你都50岁的人了，这个任务为什么还不完成？”

杨长喜笑嘻嘻地对他说：“这些年您一直关心着我。我很感谢。”他转对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说：“你们都不晓得吧?我跟着周书记在安乡县搞社教期间，他是团长兼队长，带一帮大学生哥哥，农民只有两个，我是其中一个。当地一些人评价周书记，他一天到晚不做声，这人只怕蛮狠罗。周书记跟队上的一些妇女捡棉花，那些女的快活得很，找他开玩笑，他横直不做声，只埋到脑壳捡。那些女的问我：这个人是搞么得的呀?那时候是不准公开职务的。我说，不晓得他是搞么得的，跟我一样的，都是做工的。”

周立民嘿嘿直笑，说：“那些事你都还记得。”接着转入调研话题。他问：“老杨！依你看，在你们大队搞么得副业最赚钱?”

杨长喜回答：“养猪、养鹅、养蜂、养蚕，还有养鱼，在俺这里最赚钱。这几项被人们通通认识了，尝到甜头了。其次是做砖，群众还是相信手板的砖，耐用，结实。这几项搞好了，人平毛收入至少500元。就拿我家来说，养两桶蜂，不出门追花，一年四季都在自己家里，一桶蜂收入80元，如果哪里花季，就把蜂运到哪里去，每桶蜂收入至少200多元。我家还养了几十只鸭，收入也还不错。你要俺领头做万元户，俺会照你讲的做。我过去听你的，工作没有出过错；如今听你的，工作起来更加不会出错。”

周立民说：“我交代的有一件事，你就一直没有做呀！”

杨长喜连声说：“我做！我做！我向你保证，今年一定把老伴找好，结婚了过年。你看要得啵?”

周立民说：“那当然要得呀！你定好了结婚时间，通知一声，我就来送恭贺，喝喜酒。”

那天离开坡头大队，前往红星大队调研。这里是女革命家帅孟奇的故乡，如今改名陈家湾村。她在此地出生、成长，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从1977年到1979年，周立民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与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学虎是老熟人。两人见面，周立民开口就问：“听说你生病了，搞药了没有?要到县人民医院去做个检查，把病找准，才好服药。你是红星大队的带头人，你要是病倒了，红星大队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我不好向帅孟奇同志作交代。”

郭学虎说：“吃了三服中药就好哒。周书记放心，我的体子硬得很。我要和大家一起把红星大队搞得像华西大队一样，让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向帅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傍晚，我们返回坡头公社的路上，看见杂交水稻长势很好，都感到很兴奋。周立民对坐在他身后的公社党委书记周显明说：“抓工作就是要有点斗劲。看到好的事情，就硬要搞，莫怕！怕么得呢！种杂交水稻今年尝到了甜头，明年还可以大上。县种子公司到外头组织杂交稻种子去哒，你跟他们联系，多搞点。”

说话间，吉普车经过一道排水渠，渠内流水哗哗。周立民的神色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他对周显明问：“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水流下来呢?这是提了闸呀！这个时候还提闸搞么得嘛！嗯！天气不热，田里又不需要水。这水一流下来，水势好大！你不记得子健同志在这里的时候，对水管得好紧啦！”

周立民口中的子健同志，就是前任坡头公社党委书记黄子健，两年前调任县农委主任，他向县委推荐5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中最年轻的周显明接任。那两年，周立民深入坡头公社的次数，比起到别的公社要多，他是利用一切机会对周显明手把手地教。旁听的我感觉到他像严父教子一般。

周显明望着窗外，静静地听着，连连点头。

回到公社，周立民要我跟县委办秘书王利亚讲，打电话问县气象站，看近几天天气怎么样。他又对我说：“远新你今天有空，去看看丈母娘！”

他的心好细，把这都装在心上。我感激地说：“要得。我听你的。”我岳父岳母家与公社机关一墙之隔。我来到岳父岳母家，我岳父在十几里外的明星大队蹲点，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我岳母在坡头公社综合厂做缝纫，还在单位加班，只有11岁的小舅子在家。我没有久留。

我回到公社招待所，吃晚饭的时间还没有到，周立民与县委常委兼县计委主任王少春、县农委主任黄子健、县经管科科长陈福初正在玩跑符字牌。他输了，头上顶个枕头。那样子虽有几分滑稽，但更让人感到他亲切随和。我站在一旁观看。周立民问：“远新你会打跑符字啵?”我回答：“学过两盘，只晓得一滴滴儿。”周立民边出牌边说：“这东西消磨时间，你不要学。”

我记住了他的话，从此不摸跑符字牌。 

那次随周立民调研，几乎走遍了汉寿县的山山水水，我不仅对他如何发展专业户、万元户的思路有了清晰地了解，对他的身世也知道得更加全面。

他1932年1月10日出生于汉寿县毛家滩乡牛路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1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而立之年就创造出了惊人的业绩。那是1959年到1963年10月，他担任汉寿县洲口公社党委书记的四年里，大多数时间扎根在小港大队十三生产队蹲点，和农民朋友天天吃住在一起，交知心朋友，创造出全新的管理经验，在全公社进行推广，使得全社连续几年获得粮食大丰收。他总结这个队的管理经验，向上汇报，引起各级领导重视，相继作出推广小港十三队经营管理经验的决定。这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重视，亲临小港十三队，作深入细致地考察，将新的管理经验形成书面材料，呈报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阅后立即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并批给《人民日报》，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小港十三队的经验材料。这对促进全国农业增产增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他担任县委书记的七年中，工作务实，成绩显著。省报及中央报刊发表多篇重头文章予以报道，那些年赞扬之声也多了，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处处告诫自己，越是工作成绩显著，越要谦虚谨慎，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他对自己规定了五条，即做事敢担当，掌权不专权，凡县里的重大事情决策，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全都通过常委会决定，决不独断专行；自己不经管县里的财物，花大钱由常委会研究决定，花小钱由管财贸的副县长一支笔审批；对干部的任免提拔由组织部考察，然后提交常委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任人唯贤，决不搞个人恩怨，任人唯亲；决不收取任何个人和任何单位赠送的钱和物；严格财经纪律，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他在长达七年的县委书记生涯里，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做到上对得起领导，下对得起群众。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旅程。

他卸任离休后的生活，充实而又平静，重拾年青时的爱好，每天坚持撰文、书法、作画、唱戏，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迄今已出版三本画册，受到读者们的喜爱。他先后受聘于县京剧协会任名誉会会长，保健协会顾问。他多次率京剧协会代表团参加省、市京剧票友大赛，并取得各项奖杯。2009年8月他带领3名京剧协会成员参加全国京剧票友访台交流活动。

如今，他自称是90后，像年轻人一样看书，阅览手机上的新闻。他始终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叮嘱下一代，好好学习，不忘党恩。他以身作则，活到老学到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他历经近百年风雨，随着年岁增高，变得更加豁达开朗，更加温润如玉。你若走近他，灵魂将受到熏陶，也会变得像他一样纯洁无瑕，成为长寿之星。

2024年1月于蒙特利尔

该文发表在2024年2月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父亲生性平和，在家里对妻子的数落从不回嘴，对我们子女放纵宽容。只有一次在文革期间，怒气冲天地从外面回来没头没脑地把我的小屁股暴打了一顿。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在外间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回来拿儿子出了一次气。老爸去世后常想我这做儿子的没有怎么孝顺过，挨顿打让他出了口气也算是尽了次孝。

鉴于父亲的好脾气，姐姐周仰之在《梦思故国静听萧》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怂人老爸”。

著名评论家、作家，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教授在父亲去世后撰写长文《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回忆与他的交往，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另外一个侧影。作为《园丁之歌》原作者，文革后期谭元亨因为该剧遭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即使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仍然被“遗忘”在牢狱之中不见天日。是素昧平生的父亲主动出手多方设法营救，最后径直去找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告状，“湘潭还关了一位作家，作家是关不得的，赶紧放人”。这才使谭元亨得以平反，由是开启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在谭元亨后来的坎坷人生中，每逢遭到挫折和打击，父亲都会操心费力地出手相援。

国家发改委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周南在读了谭文后也赞叹道，“没想到看着文质彬彬的老人家还古道热肠挺有侠气的”。父亲的侠气应该来源于他的孤儿院生活。

抗战初期受周恩来委托，祖父周立波在湘西沅陵主持《抗战日报》的编撰工作，祖父与祖母携父亲在湘西有过一段难得的共同生活。然而由于祖母也需要从事地下党工作，无法照顾父亲，只好将他送进了孤儿院。可怜只有七岁的父亲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沦落为父母双全的“孤儿”。孤儿院严重的营养不良致使一个有着高大魁梧父亲的人却一生瘦弱，但严酷的环境也助长了他的侠气和孩子王脾性。

参加革大以后，父亲积极要求去湘西剿匪。革大的教务长龙潜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既认识祖父，也熟识祖母，更了解父亲因为在孤儿院的营养不良导致夜盲症和身体羸弱，不适合去前线，希望他毕业后先留在长沙把眼睛治好再去工作，并对治疗也做好了安排。不想父亲却犯了倔劲，不光写了要上前线的决心书，还直接把决心书贴到了龙潜的门上，逼着教务长放行他去湘西剿匪。

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上天安排，就在老爸们的队伍行军到湘西大门户的洞庭湖区时，父亲染疾呕吐不止，被担架抬下车，从此与湖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病愈后被就地分配在湖区工作，其实湖区当时也是湖匪出没的险地，父亲就遭遇过与警卫员被湖匪围困的险境。也就是在那个险象环生的时候，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给长沙的《民主报》投稿，在湖区开启了文学生涯。

多年后，1957年已经在湖南省文联工作的父亲请了留职停薪的创作长假回到心心念念的洞庭湖区，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湖边》。这一次还把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林凡邀来相伴，一同体验湖区生活。一个天天写农民，一个天天画农民，两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诗意时光。

然而等到父亲回到长沙，工作单位已经经历了反右运动暴风般的洗礼，许多同事被打成了右派，这次湖区创作竟然让父亲躲过了一劫。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湖区还真是他的“福地”。《湖边》的发表要等到二十年后的1979年，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亲拿着人民文学出版社通知出版的电报冲进家门时的满脸兴奋和喜悦。

每一个好作家都有他的根。祖父的根在益阳清溪村，即使在功成名就之后也要再回到老家扎根创作《山乡巨变》。父亲的根当然是在洞庭湖区，从《湖边》到1980年代创作的《柳林前传》，再到年近九旬才最终完稿出版的《柳林传》，七十多年来他的文学创作都是在替洞庭湖区的社会变迁叙事写史。

杨远新在《文豪父子对农民的大爱传承》写道，“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坛，子承父业有之，但少而又少。在新中国的湖南文坛，有一对周氏父子，可谓把子承父业推到了顶峰”。其实，父亲文学之路的起始与祖父并无相干。相反，当名满天下的祖父后来回到湖南工作时，同在文艺界的父亲很是尴尬。父亲几度转职到省委机关、工厂亦或是大学，都不无回避之意。

有趣的是，文革后父亲重新拾起长篇小说的创作，耗时三十余年，著长篇《柳林前传》和《柳林后传》，在结果上续写了祖父的篇章，为湖南农村变革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巨幅画卷。这一点被三十年数度撰文追踪评论这对父子的谭元亨教授点破，我也深以为然。

该文发表在2024年1月23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纪念文学大师周健明逝世三周年—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位于美丽西洞庭湖畔的汉寿县，产生了闻名全国的两个先进典型，一个是周文庙公社红菱湖大队，一个是洲口公社小港大队十三生产队，前者因从龙王口里连年夺得粮食高产，对国家贡献大而成为全省全国的一面红旗。后者创造了一套全新的经营管理经验，充分调动起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得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洲口公社党委书记周立民在该生产队连续蹲点四年，他把好的管理经验归纳总结上报，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大力推广小港十三队经营管理的经验。

特别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把考察小港十三队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阅后欣然挥笔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同时批给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随即，小港十三队的经验材料见诸《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如同万吨陨石投入大海，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时任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周立波，凭他那双洞若观火的敏锐目光，发现这两个先进典型如同“元茂屯”和“清溪乡”，对新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与时任省作家协会主席蒋牧良综合分析相关材料后，一致认为红菱湖大队和小港十三队所走的路子，所取得的成绩，代表着新农村发展的方向。

于是决定：由蒋牧良亲率一个作家采风团，团员由曾经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的著名农民作家刘勇，还有地质勘探队员出身的青年作家金振林等组成，深入到这两个单位体验生活。

那个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作家走到哪里，文学基层组织就发展到哪里，文学创作就繁荣到哪里。因此由蒋牧良率领的作家采风团出发之前，周立波给他们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不适时机地在汉寿建立起全国第一家县级文联。

有散必有聚。聚散皆是缘。十七年之后，随着国家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汉寿各界精英和文化名流强烈要求恢复汉寿县文联，这自然引起了常德地区文联和湖南省文联的高度重视。

1983年，担任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党组成员的周健明专程来到汉寿，在县招待所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此行他抱有两个目的，一是建议和督促中共汉寿县委恢复县文联，二是回到他三十四年前曾经工作过的酉港公社柳林嘴大队，体验那里的新生活，了解那里的新民情，为创作长篇小说《柳林后传》做准备。这年，他的长篇小说《柳林前传》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湖边》之后，在该社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要再接再厉，冲刺第三部，以此构成描绘西洞庭湖的巨幅画卷。

汉寿县文联恢复建立的头四年里，为迅速壮大文学队伍，尽快繁荣文学事业，创办了《沧浪》文学期刊，连续举办了四届沧浪笔会，每届各有侧重，各呈特色。

第一届沧浪笔会于1984年8月中下旬，为时半个月，在风景秀丽的蒋家嘴水闸招待所和汉寿县棉纺厂招待所举行。笔会将团省委组织开展的青年文学创作竞赛结合其中。来自全县的18名作者，全是35岁以内的青年人。因而受到团地委和地区文联的高度重视。时任团地委副书记吴晓水，率团地委办公室、宣传部负责人到会指导。时任地区文联副主席、《桃花源》主编易尔康率两位编辑到会授课，选稿。使得18位青年作者的创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笔会期间共创作出35篇（首），2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含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全部都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新生活。这些饱含荷露的作品，大多数被《沧浪》创刊号采用，部分被《小溪流》《桃花源》《年轻人》等报刊采用。

第二届沧浪笔会于1985年6月14日至17日，在古老文明的汉寿县城举行。县委、县政府出面，从北京、上海、长沙邀请12位全国著名作家，他们是萧军、萧耘父女，叶君健和苑茵夫妇，峻青和于康夫妇，陈模、于雁军、未央、谢璞、金振林和周华珠夫妇、黄世衡、曹文轩，还有湖南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何共淮，莅临汉寿，开展了五项活动。一是举办文学讲座七场。二是召开了作家与读者、与少先队员、与各界知名人士、与汉剧团演员见面大会或座谈会。三是组织参观访问。四是为西竺山烈士陵园、太子庙公园题词作画。五是观看县汉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大型汉剧《芙蓉女》，并和演员合影留念。

该文发表在2024年1月17日的中国作家网和1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坛，子承父业有之，但少而又少。在新中国的湖南文坛，有一对周氏父子，可谓把子承父业推到了顶峰。其父是前湖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周立波。其子是曾担任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党组成员、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的周健明。

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所流淌的文学琼浆，滋养了新中国几代人。周健明的代表作《湖边》《柳林传》，所散发出的芬芳，成为新时期人们喜爱的精神食粮。他俩因如此杰出的文学成就，被人们誉为文豪父子。纵观这对文豪父子的作品，其间蕴含着一种特殊的传承关系，那就是都充满了对农民的大爱。父子俩的作品都姓农，都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做文章。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前者描写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处决了韩老六后，韩老六的弟弟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共产党员赵玉林和青年农民郭全海的先后领导下，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此后郭全海报名参军，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暴风骤雨》以磅礴的革命气势、鲜明的阶级爱憎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结构严谨，人物惟妙惟肖，语言富有地方色彩。《山乡巨变》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周健明的长篇小说《湖边》《柳林传》，前者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五十年代洞庭湖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作者通过日常的生产劳动、工作关系、家庭亲友关系和爱情波折，细致描写和反映人们在这一历史变革中的生活面貌和随之而来的变化。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那个年代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里发生的故事，具有一种朴素和清新的美感。后者围绕柳林垸的变革历程，追踪主人公杨青林的足迹，勾勒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洞庭湖区生活的风貌。用饱满的笔触描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引起的萌动和变化，揭示了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小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史料价值，再现了一个时代农村生活的变迁。

周健明老师离世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柳林传》，很气派，一片生命之绿。他收到样书，看了内容介绍后，当即提笔写下赞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句话：“不愧全国一流，短短两句，就将全书特色，概括无余，难得！”他夫人徐裕豪应我要求，对《柳林传》拍照时，发现他夹在书里的信稿上文字。她告诉我：“这可能是他的绝笔。”并感叹：“呕心沥血之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死可瞑目了。”

这对文豪父子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用地方语言表达。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中青年农民，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出版传播形式而言，父子生前各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部以上长篇小说，难度大，规格高，属他俩首开先河，迄今无二。这不能不说是子承父业的典范。

可是，周健明则从未喊过攀登、超越的口号，一切以行动说话。

当年就连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达三年之久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就是周立波的儿子。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老作家、《小溪流》杂志创始人、原主编金振林，在2022年1月18日这天，即缅怀周健明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给周夫人徐裕豪写了如下文字：

“健明在作协，和我在作协套间办公，桌子相对，天天相见，我却从未听他提起过父亲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周立波的儿子。在外边套间办公的是刘云和郭成年。当时作协就是我们四个人。”

同一天，金振林又在给我的微信中深情地回忆：“我调作协，是蒋老（时任省作协主席蒋牧良）派郭成年下去了解作者情况，衡阳文联唐周同志把我介绍给他，回长沙后他从资料室找出我的作品，呈蒋老，最终由文联党组书记立波师拍板，决定调我。我于1964年6月13日进入文学殿堂。我与郭成年虽有些观点不一，但我在回忆录里也没忘了他和唐周，也是我遇见的贵人之一。试想，如不入作协，在专区文联当干事而已。中国的事情，内因离不开外因，凭个人是行不通的。当然，一个人的成就离不开个人奋斗！”

金振林的一生受惠于周立波的培育和关爱，如今已然成为儿童文学大师。他一直对周立波故居的建设十分关注。在纪念周健明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向徐裕豪教授提出建议：

“健明于汉寿、南县情况，从小杨（杨远新）《怀念文学大师周健明》文中第一次见到。由此联想到有一事多年前跟你提过，益阳既有立波故居纪念馆，请把他的灵柩请回，魂归故里，像沈从文墓在凤凰一样，你目前头脑清醒，身体健康，办此事非你莫属，到下一代就麻烦了。切记！”

徐裕豪的答复是：“谢谢你的好意，益阳山乡的振兴，领导很重视，群众很支持，我们家里从没考虑过关于自己的事，从没提过半点要求。所以，金老师所提建议，我现在也不会提及。”

父亲做人温和低调，儿子做人谦虚谨慎，就连周氏每一个家人都是如此，这是何等高贵的家风。

就连去年1月17日我发表了《怀念文学大师周健明》一文之后，徐裕豪也不忘给我以鼓励：“小杨先生的文章让我想起过去许多的事。那次从汉寿回来，健明多次夸赞远新夫妇，说你们热情能干，文章写得好，字写得漂亮。说金老师工作班子得力。”

徐裕豪还深情地表示：“细读远新长文，最难得的是汉寿内容。健明对那方土地情有独钟，每遇那方人，比方装修工里的小青年，他必另加看重，问长问短，恨不得盘问出那人爷爷是他当年的老相识。他告诉我在那里工作时人人呼他小老周，他忘不了拿着政府补贴的小纸条，走进户户贫困农民家时的喜悦心情。武圣宫、柳林嘴不离口，我有时忍不住调侃他：你干脆姓柳好吧！”

“再回到汉寿话题，远新是汉寿人，文中所述汉寿沿革及活动当时情状，非常珍贵，弥补了我和子女对健明了解的空白，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伴侣，总是忙忙碌碌为杂事分心，对健明一些重要的经历很多勿略，他在文联的办公室我从未进去过，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和哪几位同事一室工作……。这些都是小事，倒是他心神时时向往的汉寿、南县一带，那是他工作的起点，是他写作的基地。天若假年，很想静静地去看一次，也算我个人的朝拜吧，若有这机会，必是不免心潮起伏，当年人事必有变迁，所以只想静静走一遭，只奢望有远新夫妇引导。”

徐裕豪还对我文中的小误差作了认真纠正：“健明在沅陵时，由于父母忙于革命工作，曾将他送到孤儿院，他弟弟是留在家乡由爷爷奶奶照看，没进孤儿院。”

也是同一天，徐裕豪给金振林的微信中说：“远新同志饱含感情写就长篇悼念文章，我和子女非常感动，非常感激。”

她又补充：“我们那时都很忙，一家人起床后就各自上班。八十年代初，回到八一路宿舍，我才慢慢认得一些文联作协的人。如果回长沙，定会看望你们夫妇，也想一起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健明父子和文联关系深，我了解多点，也可丰富家庭传承的内容，孩子们五湖四海，但家族的根源还是该知道的。”

她说：“明日祭奠，除人文社新版《柳林传》和几篇纪念文章之外，更加上远新此文，告慰健明。”

周健明传承父亲的红色基因，保持清正家风，不仅影响了夫人徐裕豪，还言传身教给了他的儿子。早在延安时期，周立波与帅孟奇就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上世纪五十年代，周立波回益阳清溪乡当农民，为创作《山乡巨变》积累生活素材。那时，身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曾前往清溪乡，对他探访看望，两人在田间作倾心交谈。

周健明对帅孟奇敬重有加。1984年11月，我在汉寿创办《沧浪》文学期刊，请帅孟奇对家乡作者寄语，帅老得知周健明几次深入汉寿湖区体验生活，很高兴，同时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健明得知，邀请我到他办公室，仔细了解详情，把帅孟奇托给他的话，亲笔抄录留存。

1987年春节前夕，周健明领着儿子周牧之，拜访看望帅孟奇，聆听90高龄革命老人的教诲。对于这次拜访帅孟奇，已尊为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的周牧之始终记忆犹新，他于2022年1月23日写下文字回忆：

“1987年，我与父亲一同去见了帅奶奶，当时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刚刚去世的祖母姚陵华（又名姚芷青）的生前身后事上，帅奶奶与父亲交谈了许多祖母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期的人和事。1988年我在出国留学前，又单独去向帅奶奶辞行。帅奶奶叮嘱我留学一定要做出成就，为干部子弟争气。为此，还举了两位她亲自带过的干部子弟留学有成的例子，希望我当作榜样。其中一位是刘少奇的长子，但不幸后来被迫害致死。说到痛心之处，帅奶奶颇为激动。”

该文发表在2022年1月17日的红网上，并被中国网等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为此，我下意识地翻阅起了尘封卅年的日记，终于，在1980年11月29日这天，日记中写到，下午我陪湘潭市文联一位干部，到了中央党校，在见到市委宣传部长郭畏三之际，也见到了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

这说的是周健明。我日记中写到：周显得三、四十岁，没料已过五十了。看不出。在党校晚饭后，方返。周说他年轻的秘诀就是多笑、多睡，倒也有点意思。

就这么寥寥几句，记录了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为什么这么谈自己的“秘诀”，是因为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头发竟白了一大片，未老先衰，且不苟言笑，背负有太过于沉重的过去，他才设法劝导我？

我知道他是我久已仰慕的大作家周立波的长子。少年时代，因为生活在湖南，凡是周立波的作品，我是一篇不拉地看上几遍。对“文革”中周立波的遭遇亦很为之痛心，待我出狱后，周立波却已过世，未曾见上一面。周健明也是作家，不久前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部长篇《湖边》，却不料他如此善解人意。

也许，他与郭畏三在一起，知道我出狱不久，还留了条尾巴，仍在申诉中，同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不顺，曾被泰兆阳高度评价的一部长篇，却被人扣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实在叫我心情不好。

不过，我日记中写下这话，说明我很在意他的劝导。多笑，在我并不难，胸怀坦荡，自然笑得出来，以至以后朋友们都说我每每笑得象个没肝没肺的孩子一样。确实，没几年，我的头发全变黑了，60岁之前，几乎一根白发也找不到，对比30岁的照片，那一片白色竟不知上何处去了。至于多睡，迄今还是很难做到，尤其是一度出国后，连午睡也没了。失眠的时日，不在少数。

后来，健明还亲自上我当时改稿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我几回。虽然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却仍让我很感动。虽说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多少人平了反，可我这留了尾巴，多少还有几分自卑，只是埋头写作，不愿受人家的白眼，淡于与人交往。

而他的关心，总使我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毕竟，他在省里，而我在湘潭市，还隔了一层，这份关爱，当然有同属文联系统的关系，但我始终还有些疑惑，毕竟我当时还不是什么名家，这种关爱，仿佛有点过了，除非有别的原因。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过来。我是1976年8月，因为“传播政治谣言”而被立案审查的，不久，毛泽东去世了，一个月后，“四人帮”也倒台了，可我仍隔离在韶山灌区。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熊清泉，为我打抱不平，专程去看了我，告诉我，毛泽东说的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的话，已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不再是“政治谣言”了。临别，还与我紧紧握了手。我还满怀希望，没几天便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我很快被转移到了湘潭近郊的一处防空洞里，大概是不让熊清泉找到我。又没多久，竟升了级，被刑事拘留，戴上手铐押进了看守所。当我百思不解之际，提审的来了，提审人是行署文化局的一位局长王映莲，追问我当时与熊清泉握手长达多少分钟。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局长，是刚刚上任的湘潭地委王书记的老婆。王映莲我是早认识的，因为我在市文化局，为下乡到茶陵当知青、精神一度失常弟弟调回湘潭找过她帮忙，而她丈夫当时则是茶陵的县委书记。

不久，熊清泉被免去了湘潭市委书记一职，给打发到了边远地区零陵。在看守所，一度没人理我，“谣言”不再是罪名，“反动小说”也不提了，到“双打”运动，又押出去批斗了几十场，罪名是为反革命、叛徒什么的闹翻案—“文革”中，我仗着自己笔杆子还行，为不少人写过申诉书，有几个还真申诉得值，遣返回乡后又召回重新安排工作的。可批斗后，就再也没人理睬我了，成了“老牢头”，一关两年多了。专案组也解散了—后来平反时，竟说并没有为我真正立案过。

我这么被“遗忘”在看守所，寒冬跪在盈尺的冰雪中，炎烈日下暴晒到昏倒为止，头也被关白了……我担心自己已经被“忘却”了。

我担心的“忘却”，不是几句话说得明白的。在被囚的日子里，不再被提审，被呵斥，被辱骂乃至刑讯逼供，当然求之不得。这种“忘却”相对而言是件好事，至少毋须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提出去，肉体与精神备受摧残，甚至游街示众、开批斗会。

自1976年8月立案后，我是有两回被“关照”的，想让抓我的人“忘却”都不能。第一回，无非是审我的传播多少“政治谣言”，攻击中央领导，甚至怀疑那句“我死后，很可能是血雨腥风”都是我造的谣。因为在湘潭，一度没从正式文件中见过这句话，连我的直接领导，文化局艺术科的陈科长，也先后被关押乃至行政拘留，一再提醒他一个“腥”字：谭元亨说的这句成语你就装着没听见？自然，连他与我合作的《鼓角相闻》也同《园丁之歌》一样有三大罪行，一是反对“三突出”，书中写了两个主要英雄人物，红军后代张海燕与工人子弟赵新；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几十万字，居然就敢不写“走资派”，三是书中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井冈山斗争怎么有教训？反动之极。这一轮批斗，自然是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进行的，当然不会把我忘掉。

批完了，风向转了，他们自然就把我忘了，几乎是整整一年，牢里没人睬我，不放也不批了。可到了1978年春后，“双打”运动开始了，他们又想起了我，这一轮批斗，比上轮规模更大，我的罪名当然不会再是“传谣”了，而是“为阶级敌人翻案”了，《鼓角相闻》又一次“陪斩”，但罪名也与时俱进了。除第三条没变外，另外两条则变成了，书中的反面人物张阿苟萎琐矮小，分明是影射邓小平；书中竟然把小小的生产队王大川也写成了“走资派”，鼓吹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完全是“阴谋文艺”……这轮批斗，以我在看守所里打得重伤至残戛然而止，否则就不知又会被批到什么时候。

人一受伤，专案组又赶紧把我忘了。于是，又是大半年，我在牢里没人理睬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年底召开，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有人陆续平反释放了。尤其是1979年2月，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号令”，明确规定拘留只能三天，再长也不能超过七天，可我已算是一千零一夜了—这个时候，我从庆幸被“忘却”变为害怕被忘却了。

于是，无意从看守所茅厕里看到被当成手纸的印有“一号令”的报纸后，我便开始打报告，说我已超期了，该放人了。打报告上去没人理睬，我索性在放风后赖着不进号子，甚至把被盖都抱到了放风坪上，每月剃光头，我也坚决不剃了……一系列的“出格”，目的就是，让忘却我的专案组把我重新“记”起来。

可这见效么？到最后，我还是在20天前的释放令上签字出来，又多坐了20天牢。

然而，专案组把忘了，但是，湘潭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我，尤其是一批作者，已在到处呼吁放我出来。

却只有周健明，真正把我解救了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月至3月，湖南省委一直在开会，为的是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其中，3月12日至17日，专门就《园丁之歌》一案进行了讨论，要求下面对该剧所有被株连、受处理的人员彻底平反。也就是开会期间，即2月23日，叶剑英委员长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号令”，也就是我在茅坑里读到的关于拘留、逮捕的条例。

当时，我敬重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周健明，当时是湖南省文联的负责人之一，径直去找到了时任省委书记的万达—这是解放初期周立波要回湖南时，出面接洽的省委办公厅主任。告诉他，湘潭还关了一位作家，作家是关不得的，赶紧放人。

于是，省委便立即向湘潭追查。所以，在省委3月17日作出关于《园》剧平反之后不到10天， 3月26日，我这个被遗忘在看守所的白头青年的释放令，终于由湘潭市公安局签发了。

周健明后来对我说，他曾听过我的一个创作报告，感到很不错，且十分亲切。在我，则是自小读《山乡巨变》长大的，一直很喜欢茶子花流派，也刻意去学习过，以至日后，我的作品也列入了这一流派之中。他也很早知道我写过《鼓角相闻》等一些作品。

而当时，全省，尤其是湘潭的作家、业余作者，都在不同的场合下，呼吁释放我—这是我应记下的一笔，以表示我的由衷谢意。

没人上看守所接我，剧团不愿派人、文化局也不派人，因为人抓走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直到4月14日，市委宣传部才派出人，把我从看守所接了出来—凭此，我又白白多坐了20天牢。各个部门的推诿，却使我被羁押的时间，无辜增加了20天，谁也不敢担责任，谁也不愿派人去接我，其实，这些官员们也很可怜，他们只能活在七寸三分的乌纱帽大小的范围里。

也不知是先行出狱的谁上了我家，说我在狱中病重。我母亲不顾孱弱的身子，在妹妹携扶下，乘车30多里外，上文化局要人。后来，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同我说起此时，泪水都出来了。她丈夫是宣传部的副职。

所以，4月14日出狱，我签的是3月26日的释放证。不会有人为这20天负责。也不会有人为这20天前的近1000天负责。

如果没有健明的帮助，我还不知要被遗忘在看守所多久？只是，健明一直没对我说起这件事。当有人终于说起这一往事时，我才明白，他何以对我格外多一份关切。

在我，自然多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还把他“赖”上了—毕竟，我知道，他父亲还有他本人，在“文革”中都受过残酷的迫害，挨过批斗、蹲过牛棚、上过“五七”干校。当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就多了同一份话题，要化释那十年在心灵中造成的创伤，也惟有努力多写一点，不可愧对苦难！

最后，我算是平反了，还当上了政协委员，青联委员。记得一次在省青联大会上，已是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竟发现远远坐在台下后边的我，突然走下台来，一直走到后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这次握手时间长达多少分钟，自然不再有人追问了。万语千言，尽在这一握之中。他呢，自然是因在边远地区出色的工作，一下子升任了省委书记。我呢，也是这些年苦苦笔耕，出了不少书，后来上了武汉大学第一届作家班。而那位整我们的王书记，却因为经济问题，早已在政坛上消失了，没人问他的去处。上苍总会是公正的，时间的钟摆，忽左忽右，却仍要显示出正确的刻痕。时钟上坚定的“滴答滴答”的声响，赋予我的永远是对未来的信心。

后来，我也从湘潭调到长沙，成了湖南省作协的专业作家，那时，作协还从属于文联，未曾独立出来，全国大部分省都是如此。

我埋头创作，自小喜欢读的《山乡巨变》，则因与健明的亲近，也不时重读上一遍又一遍。自然，所生活的场景，所使用的方言，又与书中如此近即，于是，我笔下的几部长篇，《我的神女》、《带刺的白榴子花》等，也被研究者视为“茶子花派”的代表作。其实，十几年后的《客家魂》三部曲，也照旧弥散着茶子花的清香。1980年代，我写下的文字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多的，每年都在150万字以上，后来发表的作品，大都是那时写下的。那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纵然发表出来的也不少，可有的，至今尘封30年，仍有待发表。那时，思想的自由开放、艺术的苦苦探求正当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当也是中国20世纪比较开明的时代。

只是我不愿意在什么人的荫庇下，因为青联会上的一次握手，每每有人猜度我与省里一把手有什么特殊关系，进而怀疑我的作品之所以发表得那么多—至少在数量上是最多的，以至评职称时我都不敢全填上去，别人报一级我却只报二级……诚然，“文革”危难中，我是帮过被人视为“后台”的“握手”者的。却没想到，两度握手，竟都会产生料想不及的后果，我这只习惯大会上坐后排的，终于作出了一个决断：回老家去！

听说我要回广东，健明倒没怎么劝阻，也许他理解我的，是对故乡的化不开的情结。可是，我自小在湖南长大，在广东并没有任何的“根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于是，他竟操心起我日后在广东的命运来了。他说起自己有亲戚在市委某部门，有什么事可以找找她。又说起当日在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学，已是广东省作协的书记了……

当然，我一直没找他们，这未必合我的性格。健明后来也说，两地情况不同，不找也罢，未必帮得上。事实也如此。我调进作协未果，一句话“谭元亨来了，我们往哪里摆”，便把我拒之门外了。算命先生说我得改行，果然说中了。1990年初，我到了广州，只能上一所大学任教。没想到，又一场疾风暴雨迎面扑来。

1993年，长沙一份试刊的《社会生活报》第一期，为哗众取宠，竟在第一版中发出一篇《园丁之歌，再起风波》的文章，点名说我并非原作者。这一来，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可想而知了。如果我还在湘潭，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我已到了另外一个省。文章一登，压力就大了。有人甚至造谣，说湖南省委宣传部已告状告到了广东、广州的宣传部了。

当年，1972年11月，《园丁之歌》的首演，正是在湘潭京剧团的驻地大湖剧院进行的，那是“文革”中首次全省的文艺调演，《园丁之歌》一举夺魁。而看过该剧的湘潭文化部门的领导与剧作家们，立时便对我祝贺。因为，在这之前，该剧的前身《山花烂漫》的小说，包括专署文化局陈明训局长等人在内都看过，我也是捧着一堆文稿作“敲门砖”，好从知青“跳龙门”到文化部门工作。剧中不少细节，如算盘子、缝纽扣、跳窗等，他们已耳熟能详。尤其是“剧眼”：“没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便是脱胎于稿中的“这也怕那又怕，就不怕工农子弟没文化”，改编者还在原稿边上用红笔批上“这话，好”！立即局长加上专业人员，到了我代课的学校，挂名是“听课”，其实是考察。终于拍板，很快，第二年，我便成了京剧团的专业编剧。在林彪事件之后，“右倾回潮”风下，在学校代课的我才写得出这么个东西。后来的遭遇，则毋用再说了。可怎么一夜之间，我怎么反成了盗名窃誉者了呢。

该文发表在2022年1月2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以下简称“指标2022”）社会大项排名出炉，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南京、杭州、重庆、西安、武汉，都是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不仅如此，排名前22位的城市中除了排名第12位的苏州以外，都是中心城市。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明晓东点评，“‘指标2022’社会大项排名反映了城市的社会发展程度，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客观数据，观察到社会发展随经济人口同向变化。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东部城市有12个，中部城市有4个，西部城市有4个。其中南方城市14个，北方城市6个。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全国占比呈东、中、西递减，且南高北低；人口全国占比也基本如此，南北人口比重4：3。因此，2022年社会大项排名显示我国社会事业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与人口分布基本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基本协调，社会服务布局趋于合理、均衡”。

　　社会大项是由地位与治理、传承与交流、生活品质三个中项，城市地位、人口素质、社会管理、历史遗存、文化娱乐、交流、人居环境、消费水平、生活服务9个小项，199组数据构成。在“指标2022”社会大项发表之际，本文着重分析19个城市群的主要社会表现。

　　本文将19个城市群所涵盖的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指标2022”社会大项评价偏差值按城市群类别，进行了箱形图和蜜蜂图叠加分析，展示各城市群城市综合评价偏差值的分布状况和差异程度。由此可以看到，社会大项表现只有珠三角的中位数在全国平均之上，其余18个城市群社会大项偏差值中位数都在全国平均以下，即使有社会大项排名第1位、第2位北京、上海的强力牵引，京津冀、长三角也未能免于例外。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指出，“这一现象说明行政、医疗、高等教育、交流、文化娱乐等社会功能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现象显著，造成一般城市在社会功能上对中心城市高度依赖的同时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的有辽中南、哈长、成渝、长三角、山西中部、关中平原、天山北坡、中原8城市群。其中辽中南和哈长的情况尤为严重，从2015到2022年的7年平均来看，这两个城市群也呈现负增长。由此可见，少子化现象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需要引起社会重大关切的问题。

　　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城市群依次是珠三角，其次是黔中、北部湾、粤闽浙沿海、宁夏沿黄、中原、山东半岛、滇中、兰州-西宁、长江中游等10个城市群，7年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0.1‰到4.6‰之间。

　　从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来看，得益于全国最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流入，珠三角的老年人口比例只有6.5%，在19个城市群中最少。老年人口比例较低的依次还有天山北坡、宁夏沿黄、滇中、北部湾、黔中、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粤闽浙沿海等城市群。

　　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成渝为17.4%，其他比例较高的有辽中南、哈长、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分别为17.3%、15.3%、15.3%、15.1%、14.1%。这6个城市群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近年陷入负增长，有的存在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现象，还有的两个原因兼而有之。

　　对此，周牧之教授指出，“联合国将老龄人口比例超过14%定义为‘高龄社会’，目前全国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3.7%，中国离高龄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而以成渝为首的上述6个城市群已经率先步入了高龄社会”。

３．过半生产年龄人口集中在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群

　　一线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生产年龄人口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2.2%、6. 5%、6.2 %，合计全国占比达到24.9%。准一线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生产年龄人口的全国占比分别为7.2%、8.6%、6.6%、2.9%，合计全国占比达到25.3%。一线3城市群与准一线4城市群集中了全国50.2%的生产年龄人口（关于城市层级，详细请参照《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3.7%、5.8%、9.4%，合计全国占比达到28.9%。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全国占比分别为7.4%、12.6%、4.1%、3.7%，合计占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27.8%。一线3城市群与准一线4城市群集中了全国56.7%作为未来优质生产人口的高校在校学生。

　　从爱马仕、路易威登等11个国际顶级品牌门店数量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全国占比分别为26.8%、6.8%、16.6%，合计全国占比达到50.2%。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全国占比分别为9.8%、6.3%、2.8%、4.3%，合计全国占比达到23.2%。一线3城市群与准一线4城市群集中了全国73.4%的国际顶级品牌门店。

　　长三角城市群拥有国际顶级品牌店铺数量最多，京津冀次之，成渝、长江中游、辽中南、关中平原的奢侈品消费热度也颇为可嘉，相反珠三角竟然低于成渝三个百分点。

　　周牧之指出，“过去二十年，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财富的快速增长，奢侈品消费也增势迅猛。2022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3倍。2019年中国在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占比达到33%，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比可能达到40%”。

　　明晓东认为，“19个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地域，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劳动人口、卫生资源，90%以上的高校学生和影剧院文化设施。分城市群看，排名前5位的城市群都是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和近30%的高校学生，是我国发展最具活力、创新最为集中的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仅次于长三角城市群，集中了全国12.6%的高校学生、10.2%的三甲医院和9.3%的影剧院设施，是我国教育卫生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这表明我国准一线城市群在个别领域已经超过了部分一线城市群，具有非常强劲的发展潜力”。

　　原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总结，“‘指标2022’社会大项对中国城市以及城市群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说明，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也受到人文的、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总是或全是线性的。中国的发展是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发展最终要体现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大项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群之间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及其消费潜能。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群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国际顶级品牌门店说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多集中在这些城市群，消费能力比较强。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群的观影人次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也高度集中，说明这些城市群居民收入较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多。当然，这也反映了中国城市群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很大。这些差距，正是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内在的潜能所在，中国不仅要缩小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更要努力缩小社会发展的差距”。

该文发表在2023年12月27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以下简称“指标”）环境大项排名出炉，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广州、厦门、北京、海口、珠海、三亚、东莞、武汉。与2021年相比，由于2022年在权重上更加重视城市在环境改善上的努力，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城市涌入前10位。

　　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原一级巡视员黄微波点评，“从‘指标2022’环境大项排名来看，前10位城市，除武汉外，都属于东部地区，体现了该地区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实践。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也在新时代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明晓东指出，“‘指标2022’环境大项统筹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空间结构三个维度，水土禀赋、气候条件、自然灾害、污染负荷、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紧凑城区、交通网络、城市设施9个小项，利用452组环境相关数据，对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个城市群进行了环境排名。排名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城市、发展较快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取得明显成效。从环境大项排名前20位的城市看，4个一线城市、6个准一线城市、9个二线城市入围。这些城市都各有特点，有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近年来加速发展的城市，也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城市。这说明，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不仅要有较大工作力度，也要有较强经济技术实力支撑”。

　　在“指标2022”环境大项发表之际，本文着重分析19个城市群在2022年的主要环境表现。将19个城市群所涵盖的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大项评价偏差值按城市群类别，进行了箱形图和蜜蜂图叠加分析，展示各城市群城市综合评价偏差值的分布状况和差异程度。由此可以看到，19个城市群中环境大项表现最好的是珠三角，之后依次是粤闽浙沿海、北部湾、接着是滇中、黔中、长三角、成渝，其余12个城市群环境大项偏差值都在全国平均以下，其中又以宁夏沿黄垫底。

　　对此，明晓东点评，“环境项7个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城市群中，包括2个一线城市群、2个准一线城市群、3个二线城市群；12个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城市群中，包括1个一线城市群、2个准一线城市群、7个二线城市群、2个三线城市群。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经济发达、自然条件好的城市群。

　　气候是人类居住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19城市群中气候舒适度最好的依次是珠三角、北部湾，其次是滇中、粤闽浙沿海、成渝、长江中游、黔中、长三角，这些城市群都集中在南方地区。中国人口的45.5%集中在气候舒适度全国平均以上，且位于南方的这8个城市群。

　　其余11个城市群的气候舒适度都在全国平均以下，其中哈长和天山北坡2城市群气候条件最差。

３．一线·准一线城市大多集中在降雨量较多地区

　　降雨量也是人类居住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19城市群中降雨量最多的依次是珠三角、粤闽浙沿海、北部湾。降雨量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还有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黔中。今天中国一线4城市中有3个、准一线9城市中有7个都集中在降雨量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且位于南方的这7个城市群（关于城市层级，详细请参照《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

　　其余12个城市群降雨量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其中宁夏沿黄与天山北坡降雨量最少，呼包鄂榆、兰州-西宁次之。

　　19城市群中，耕地面积最大的是哈长与中原，全国占比分别达到11.2%、10.7%。一线城市群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为4.5%、0.4%、3.1%，其中珠三角占比最小。准一线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的全国占比分别是4.8%、6.6%、2.1%、2.4%，其中长江中游占比最大。

　　从农业生产率，也就是单位耕地面积的一次产业GDP来看，最好的是珠三角，其次是粤闽浙沿海、北部湾、长三角和成渝，都在全国平均以上。其余14个城市群的农业生产率都在全国平均以下，其中包括耕地面积最大的哈长和中原。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指出，“农业生产率不仅受气候、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环境影响，还取决于对农业的投入。可以看到农业生产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5个城市群都在南方地区，而且大多拥有对农业进行较大投入的雄厚实力”。

　　在双碳目标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二氧化碳排放是衡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二氧化碳排放量全国占比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高达16%，珠三角、京津冀的占比分别达到5.6%、8.6%，三大城市群合计全国占比达30.2%。准一线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全国占比分别为2.9%、4.7%、4.7%、3.1%，四城市群合计全国占比达15.4%。此外，中原、山东半岛、哈长、呼包鄂榆、辽中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全国占比也较高，分别达到8.8%、7.8%、4.9%、3.3%、2.9%。19城市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计占全国的80.9%。

　　明晓东指出，“城市群是人口最密集、碳排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主战场。3个一线和4个准一线城市群的碳排放量全国占比高达45.6%。这些城市群减碳力度也较大，期待所覆盖数以百计城市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被称之为“碳强度”，是衡量经济与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19个城市群中，碳强度成绩最优的是成渝。其他依次是长江中游、黔中、粤闽浙沿海、北部湾、珠三角、长三角，这7个城市群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而且都在南方地区。

　　其余12个城市群碳强度成绩都在全国平均以下，其中碳强度水平最低的是哈长，之后依次是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天山北坡、辽中南、关中平原、京津冀，这8个城市群都在北方地区。

　　周牧之指出，“与2000年相比，中国的碳强度下降了40%以上，在降低碳强度的努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中国的碳强度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2.8倍、德国的3.6倍、英国的5.5倍、法国的6倍。因此，实现低碳发展模式对每一个城市而言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６．北方空气品质压力依然严峻

空气品质是当今衡量一个地区环境品质最重要的指数之一。从空气质量指数（AQI）来看，空气质量最优的城市群依次是滇中，黔中、珠三角、粤闽浙沿海、北部湾，该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14个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指数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其中空气品质最差的是中原，之后依次是宁夏沿黄、山西中部、山东半岛、兰州-西宁、天山北坡、京津冀，而且这7个城市群都在北方地区。近年我国空气品质有了大幅度改善，但是北方地区的压力依然严峻。

　　绿色建筑体现了环保意识和对环保投入的实力，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项目最集中的是一线三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39.1%、15%、17.9%，三大城市群合计全国占比高达72%。准一线四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的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项目全国占比分别为4.7%、4.1%、4.7%、1.1%，四城市群合计全国占比为14.6%。

　　黄微波指出，“从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指标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2％，体现了这些地区在实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中，积极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将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的贡献”。

　　原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多目标的现代化，既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也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碳峰值碳中和等。‘指标2022’对中国城市及其城市群的环境进行了综合诊断，对我们观察各城市及其城市群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由此可见，从环境角度评价与从经济角度评价的结果是不完全一样的，有些指标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有些是与工作努力程度有关的。城市和城市群需要把握好多目标的动态平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也不能为了改善环境而牺牲经济的发展”。

该文发表在2023年12月22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 （以下简称“指标”）经济大项排名出炉，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苏州、杭州、重庆、天津、南京，与2021年相比城市本身没有变化，只是成都从第6位跃进为第5位，苏州从第5位退至第6位；杭州从第8位跃进成第7位，重庆从第7位退至第8位。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一级巡视员、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明晓东点评，“从‘指标2022’经济大项排名看，前20位的城市包括全部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和7个二线城市。由依据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商务环境、开放度、创新创业、城乡一体、广域枢纽、核力辐射9个小项指标，涉及227组数据进行的经济大项排名，充分说明了一线城市是我国经济主要增长极，准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源”。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教授指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增长极和主要动力源泉的的这些城市已经堪称富可敌国，上海与沙特阿拉伯，北京与阿根廷，深圳与伊朗，广州与挪威，成都与哥伦比亚，苏州与马来西亚，杭州与智利，重庆与埃及，天津与芬兰，南京可与罗马尼亚，经济大项10强城市经济规模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这些世界经济体排名前20位-47位的国家。10强城市经济规模总量更是占到全国GDP的22.6%，全球GDP的4.7%，超过全球GDP排名第4位的德国，接近排名第3位的日本”。 

　　根据综合偏差值，“指标2022”将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一线、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以领军区域中心城市的层级进一步将19个城市群分别定义为一线、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群（关于量化定义城市层级，详细请参照《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22》）。在“指标2022”经济大项发表之际，本文着重分析一线、准一线城市群在2022年的主要经济表现。

　　由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一线城市引领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一线城市群是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从GDP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20%、8.6%、7.5%，三大城市群创造了全国36.2%的GDP。与2021年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GDP名义增长率分别为5.1%、4.1%、4.4%，其中长三角增速最快。

　　从常住人口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11.8%、5.5%、6.2%，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23.5%的常住人口。与2021年相比，长三角常住人口同比增长0.4%,珠三角、京津冀分别同比下降0.4%、0.3%，这与疫情期间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减少相关。

　　从出口总额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35.4%、21.3%、5.2%，三大城市群创造了全国61.9%的出口，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最大引擎。与2021年相比，长三角出口增长10%，珠三角同比增长也达到5.9%，只有京津冀同比下降0.3%。

　　从集装箱吞吐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35.4%、22.6%、8.8%，三大城市群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全国占比高达66.8%。

　　三大城市群的活力来自于企业，从沪深港京四大主板上市企业数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33.3%、14.2%、13.9%，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1.4%主板上市企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IT企业对三大城市群的集中，从沪深港京四大主板上市IT企业数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全国占比分别达到27.4%、19%、30.3%，三大城市群主板IT上市企业数量全国占比高达76.7%，其中京津冀与长三角的表现尤为突出。

　　在创新创业领域，三大城市群也成绩斐然，从专利授权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27.8%、17.9%、8.6%，三大城市群创造了全国54.3%的专利授权量。

　　从深港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13.9%、37%、19.9%，三大城市群创业板上市企业体量的全国占比高达70.8%。

　　从新三板上市企业数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29.6%、13.4%、17.3%，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0.3%的新三板上市企业。

　　从独角兽企业数量看，2022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全国占比分别达到40.6%、19.2%、26.5%，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86.3%的独角兽企业。

　　周牧之指出，“如果把三大城市群与日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5倍，常住人口是日本的2.7倍，出口规模是日本的2.9倍，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更是达到日本的8.8倍，三大城市群今天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份量可以略见一斑”。

该文发表在2023年12月1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

　　关于谁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众说纷纭，甚至还出现了新一线城市的名称。但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准。原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现在几线城市的说法，好像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严格指标，是社会上，主要从房价上区分的”。

　　鉴于这种情况，由878组数据构成，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综合评价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以下简称“指标”），今年做了一个划分全国城市等级的尝试。

　　“指标”在评价方法上运用“偏差值”概念，反映各城市在每个指标上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所处的位势，将各种指标中使用的不同单位转换为统一的尺度并进行比较。以环境、社会、经济三大项偏差值叠加出的综合评价偏差值合计为300，全国平均值为150。 

　　“指标”将偏差值200以上的城市定义为一线城市；将偏差值175-200的城市定义为准一线城市；将偏差值150-175的城市定义为二线城市，将偏差值150以下的城市定义为三线城市。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全国规划出19个城市群，并提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19城市群集中了35个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88%的GDP和81.9%的常住人口。

　　如何评价城市群的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云河都市研究院在去年“指标2021”发布之际曾经尝试对前10位城市群进行了评价，今年进一步将评价对象扩展到全部19个城市群。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本文将19个城市群所涵盖的223个城市的“指标2022”综合评价偏差值按城市群类别，进行了箱形图和蜜蜂图叠加分析，一目了然地展示出各城市群城市综合评价偏差值的分布状况和差异程度。

　　箱形图箱框内的水平线表示样本的中位数，箱框的顶部表示上四分位数（75%），箱框的底部表示下四分位数（25%），箱内表示50%样本的分布状况。蜜蜂图是一种绘制单个数据点分布状况的统计图表，叠加箱形图和蜜蜂图可以同时展示每个样本的位置和样本整体的分布状况。

　　明晓东指出，“从19个城市群综合排名箱形蜜蜂图看，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效应明显，越是发达地区，区域中心城市的综合排名首位度越高”。

　　的确，中心城市是大城市群的核心。箱形蜜蜂图分析可以看到4座一线城市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我们可以把这三大城市群称为“一线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创造了全国36.2%的GDP，集中了全国23.5%的常住人口。三大城市群人均GDP高达全国平均的1.54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多达7,802万人。三大城市群无疑是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引擎。

该文发表在2023年11月30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