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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以高质量的城市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重大。2019年6月，在一场以“开放与创新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围绕如何培育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做了专题报告。

1. 都市圈的概念和由来

　　究竟什么是“都市圈”？来看看周南副司长给出的权威解释。周南指出，“都市圈”可以理解为以特大、超大城市或者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城镇数量较多、人口密度较高，相互联系紧密，同城态势明显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周南首先介绍了国际上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都经历了从一个城市慢慢发展成为都市圈的演进过程，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是在所在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相继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包括周边区域，大概面积在1.2—2万平方公里的都市圈的。
　　周南以列表介绍称，东京、巴黎、伦敦等超大都市，都是以不足5%的国土集聚了所在国大概20%左右的人口和30%左右的经济总量。“都市圈既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各类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都市圈的发展是国际经验。”周南表示。
　　再看看国内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将近60%，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周南指出，“大体上，每年增长出的城镇人口，相当于每年多出一个广州市。”城市数量也从不到200个，增加到67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5.6万平方公里，增加了大概有八倍左右。
　　在这样大背景下，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都市圈的探索。周南介绍说，比如说杭州、厦门、西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意见》中提出，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应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周南认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建设统一市场、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六个方面下功夫。

2. 以东京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为例
    注释产业协同发展

　　都市圈的建设不是土木工程的扩张，更重要的应该是体制机制上的建设。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相互连通，也需要产业上的协同合作，加快形成统一的市场。
　　周南强调，都市圈的本质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地域，城市功能互补、特别是产业协同发展是都市圈的重要动力。国际上著名的都市圈无不形成了合理有序的产业分工格局。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周围三个圈层城市经济协同发展、合理布局的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中间是核心圈，有一个大概十公里半径的核心区，主要是高端服务业、金融保险、总部基地。日本超6成的资本在一千亿日元以上大公司都在此核心圈之中。
　　第二圈是半径为五十公里的范围，以通勤、物流、轻工业为主，主要和第一圈层配套，同时还在东京湾周边还配置了重化工业和能源基地主导的产业体系。
　　第三个圈层，则是都市圈辐射带动区域，主要是60-160公里半径的外围区域。
　　对比来看，我国目前都市圈区域内的城市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周南指出，首先，基本上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城市的产业功能和产业的构成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一样，我有的你也有，你们没有的，我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沟通的动力，所以很难形成互补的格局。”

3.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都市圈成熟的标志

　　除了产业同质化严重、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互补格局之外，都市圈内中心城市和周边外围城市的相互交流和互相投资也远远不够。
　　周南依然是举出了日本的例子。外围的三县一天与东京都的交往人口达到291万人次，但是我国的都市圈内城市间人口的往来的还是很少的。同时，71%的中心城市和周边外围城市互相投资不到五十个亿，“大家都觉得没有吃饱，所以想辐射带动也有心无力。”周南指出。
　　此外，在都市圈内进行民生公共服务及生态环保上的建设，也是重点任务。周南指出，这两项任务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需要讨论成本分担机制的问题。“所以能不能做到公共服务的空间共享，能不能做到生态空间的共保共治，是都市圈是否成熟的标志。”
　　周南在演讲中总结到，成熟的都市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不能急于求成，从国外经验看，至少需要经历二、三十年。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也是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课题，《意见》是今年才出的文件，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不断完善。“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地把这个事情做好。”
　　总之，都市圈的发展是恰逢其时，“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都市圈会成为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抓手和支撑点。”周南指出。

4. 为什么是都市圈政策?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国的城市发展历经了一个又一个阶段。18年前，举国还在谋划“小城镇大战略”之时，有一位专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谋求大城市群、大都市圈的发展道路。18年后，伴随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崛起，以及新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似乎都在印证18年前这位专家的先见之明。他就是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周教授再次对都市圈政策作出了精彩论断。

　　周牧之首先用详实的数据注释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城镇化的表现。2016年，中国的GDP、人口、实际城区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增长或扩大到2000年的4.2倍、1.1倍、2.8倍、2.9倍，但是人口高密度集聚区（DID）人口同期却只增长了20%。“与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区实际面积的扩张，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大相比，高密度集聚人口的增长缓慢。土木建设先行的土地城镇化，造成中国城市普遍存在大规模的低密度扩张现象，拉低了城市的发展质量。”

　　“解决过去急速城镇化留下的问题，都市圈政策的推出非常及时,”周牧之强调。

5. 与国际四大都市圈对标

　　继而，周牧之将中国的四大都市圈和国际上的四大都市圈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东京都市圈的GDP是上海2.8倍，巴黎的人均GDP是深圳的3.8倍。但是，上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巴黎的21.2倍，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更达到后者的27.2倍。周牧之指出，“在城市结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上，中国城市与国际先进大都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周牧之还进一步将北京和东京都市圈在相同尺度下进行了对比分析，北京的行政区划面积比整个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都要大，但是常驻人口却只有东京都市圈的60%，GDP规模也只有东京都市圈的3分之1，而碳排放总量却达到东京都市圈的1.2倍。人均数据的比较更加惊人，人均GDP北京是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人均碳排放量却是东京都市圈的2.1倍，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更是东京都市圈的4.7倍。
　　虽然人口数量比东京都市圈少，但是北京在能耗、碳排放量等数据上的表现却远不如东京都市圈。周牧之指出，“亟待通过都市圈的政策，提高中国城市的发展品质和国际竞争力。”

6. 从DID看什么是都市圈

　　周牧之认为，都市圈有三大要素：首先，它一定是通勤圈；第二是有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第三是有发挥中心功能的中心城市，对周边有辐射力，特别是具有国际交流平台的能力。
　　一说到“人口高密度”，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不足”等各种负面印象。周牧之指出，其实这其中存在较大的误区，亟待公众改变认知。
　　为更好的解说都市圈，周牧之抛出了“DID人口”这个概念。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即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人口高密度集聚区。周牧之说，“人口高密度集聚区的质量和规模，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

　　周牧之团队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DID人口指标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9个中项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经济大项的城市影响、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三个中项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2、0.91、0.91，都呈显“完全相关关系”。DID人口与社会大项的传承与交流中项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呈显“完全相关关系”。其与社会大项的地位与治理、生活品质两个中项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5和0.83，呈显“极强相关关系”。DID人口与环境大项的空间结构中项相关系数也达到0.82，呈显“极强相关关系”。但是，DID人口与环境大项的环境质量和自然生态的相关系数却只有0.32和0.05，相关关系微弱。

7. 高密不等于过密

　　DID人口与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高度密切相关。周牧之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北京人口密度最高的西城区，每平方公里3.8万人；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黄埔区，每平方公里5.9万人；东京人口密度最高的丰岛区，每平方公里2.4万人；纽约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每平方公里10.9万人。周牧之指出，“这些地区都是这些城市里经济活跃和税收极高的好地方。当然并不是所有高密度集聚地都是好地方，例如贫民窟问题，因此高密不等于过密，过密也不等于高密。”
　　周牧之认为，“所谓过密，只不过是相对管理能力和社会资本投入严重失衡的密度。人口密度不可怕，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有效治理。”

8. 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2018

　　周牧之在讲演最后部分介绍了云河都市研究院用“城市地位、都市圈实力、辐射能力、广域枢纽、开放交流、商务环境、创新创业、生态资源环境、生活品质、文化教育”10个大项构建起来的《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
　　周牧之团队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研究显示，GDP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GDP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GDP总量的43.5%。
　　DID人口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DID人口总数的22.8%，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DID人口总量的43.2%。
　　货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
　　入境游客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入境游客总数的43.8%，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入境游客总数的70.4%。
　　主板IT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主板IT上市公司总量的76.1%，排名前30位的城市，囊括主板IT上市公司总量的93.2%。
　　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数量排名前3位的城市，占据全国总量的66.7%，排名前28位的城市包揽了世界500强入围的全部中国企业。
　　周牧之表示，“凡此种种显示，中国城市的中心功能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中心城市，而且越高端的功能其集中度越明显。因此，培育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是中国决胜城市国际竞争时代的重要法宝。”
　　周牧之认为，都市圈政策的要义首先在于优化高密度集聚的人口，做大做强做优人口集中地区（DID）；第二是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互动发展格局；第三是强化都市圈的辐射力，特别是国际交流的平台能力。“这也是编制《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的核心思想。”

　　最后，周牧之发布了《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2018》综合排名，北京、上海、深圳位列三甲，广州、天津、成都、杭州、重庆、南京和武汉排行4到10位。

该文发表在2019年7月3日的中国网上

　　城市的发展要聚焦提高城市的发展质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都市圈政策正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发展研究专家、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日前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近30年来，周牧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相关调研，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给予了持续关注，这一经历也使他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理解尤为深刻。

　　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意见还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1. 城市化进程应势推进

　　20世纪90年代末，周牧之参与了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一项关于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国际研究项目。2001年，周牧之发布了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同时还成功预测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将向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集中，形成三个大城市群。

　　根据周牧之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的三大城市群GDP和货物出口分别占全国39%和68%，吸引了全国63%的外来人口流入，集结了全国35%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培育了全国54%的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人口密集地区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5000人的地区。
　　周牧之还曾参与过世界上最大的湾区——日本东京湾再开发的多项研究和规划。他表示，和日本一样，大幅增长的出口和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引擎，这在中国入世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
　　2000年至2016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3倍，人口增长了10%，市区面积增长了1.8倍。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却只增长了20%。
　　周牧之认为，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扩张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

2. 城市繁荣条件因时而变

　　除了从整体上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周牧之还从城市个体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评价。
　　周牧之还担任着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职务。作为一家专注城市发展的国际智库，自2016年以来，他带领的研究院团队已连续三年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

　　该指标由环境、社会、经济三个大项，9个中项，以及27个小项构成“3×3×3”金字塔结构，立体地评价和分析了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大数据、统计数据和卫星数据等大量数据，对复杂的城市状况进行全方位定量化和可视化分析，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树立起一套“数字化”的标杆和参照系。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了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这30座城市贡献了中国近75%的货物出口总额。

　　报告还公布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福州、济南、西安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
　　周牧之指出，IT产业辐射力向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收敛的程度更甚于制造业。这30座城市培育了93.2%的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80%的IT产业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91.8%的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集聚了69.9%的IT产业就业人员。

　　他还指出，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许多并未进入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榜单，这是由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的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云河都市研究院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对制造业辐射力和IT产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人口密集地区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分别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周牧之进一步阐述，在城市交通枢纽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注重集装箱港口的条件，而IT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国际机场的支持；在城市的开放交流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与货物进出口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与IT产业发展相关性最强的是国际会议；在城市辐射力方面，与IT产业发展相关度最高的是餐饮酒店辐射力，而制造业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要低得多，这也表明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不仅如此，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要低很多。

3. 敞开大门 迎接变化

　　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作为交流经济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这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也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周牧之表示，随着世界迎来交流经济时代，城市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剧变。对此，他建议，中国需要优化中心城市的中心功能、城市结构、人口素质，打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圈，引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他强调：“中国应该更进一步敞开大门、全面开放，因为开放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关键。”

该文发表在2019年4月19日的中国网上

究竟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阶段，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也“汗牛充栋”，那么，究竟什么要素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近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采访了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DID、辐射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应该成为重要的“牛鼻子”。

1. 吃得好究竟是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分析，在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几乎垄断了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的93.2%，IT产业中小企业版上市企业的80%，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的91.8%，IT产业就业人数的69.9%，IT产业向上位城市集聚收敛特性之强烈令人着实震惊。

　　对于IT产业的发展而言，城市的什么要素最为重要？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云河都市研究院分别对IT产业辐射力和制造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DID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在IT产业辐射力与诸多产业辐射力的相关关系中，相关度最高的竟然是餐饮酒店辐射力，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恐怖的0.9，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关关系”。
　　“吃得好”竟然如此重要！周牧之解释说IT产业是典型的交流经济，收入高、见识广的IT产业主导者们大多“好吃”，“吃”本身无疑也是他们“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周牧之还举了一个自身的例子，他自己在波士顿时，经常会驱车数百公里到纽约，仅仅为了一碗面。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是IT产业辐射力最强大的前7位城市，这些城市无疑都是中国的美食之城。吃得好是城市发展交流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生产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制造业辐射力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竟然大幅度地下降到0.68。显然，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

　　除了餐饮酒店因素外，两大行业的相关因素差异也特别大。对城市的交通枢纽而言，制造业是“港口优先”，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绝大多数是沿海城市。相反IT业则是“机场优先”，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机场便利性。

　　对于城市的开放交流元素而言，与制造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是货物进出口。相反与IT产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竟然是国际会议。
　　为什么制造业辐射力与IT产业辐射力的上位城市名单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两个产业与城市各类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大相径庭呢？
　　周牧之给出了答案：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差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更多针对的是物，以物的生产为起点，以物的交付为终点，周而复始，可预期、可标准化；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则不同，以人的交流为起点，以碰撞火花为中点，以内容为终点，随机性强、个性化明显。
　　周牧之表示，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以制造业供应链全球扩张为背景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巨大的市场前景，成为交易经济的最大玩家。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可能成为“桎梏”，因为交流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繁荣的条件已然剧变。
　　周牧之表示，新一轮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国际化、更好的城市服务、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优秀的人口素质。因为交流经济最大的载体是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与人的交流。而高效率的交流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随机偶遇的智慧碰撞，以及便捷可达的沟通场景。国际大都市在交流经济中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以动辄上十万人工厂的富士康为代表，制造业当然也需要人的集聚，但那仅仅是物理上的集聚，是为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集聚。它既不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更不需要智慧的碰撞。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要低得多。
　　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的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纽约、东京、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这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2. 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不要做大做强领头羊？

　　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局面，那么在城市高质量发展问题上，究竟应该做大做强领头羊，还是应该多点全面开花？
　　回顾历史，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逆城市化政策，再到小城镇发展政策，直到近年才明确了以城市群作为基本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认识到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作用，但是对高密度人口集聚的积极意义仍然缺乏认识。
　　好在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专门提到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通知指出，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宜交流经济发展呢，是否高质量发展呢？周牧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那就是DID。
　　2018年12月27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全方位的量化评价。其中应用DID这一概念，揭示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各类指标表现之间的规律，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报告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DID），并将DID人口与城市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品质高度相关。
　　周牧之解释说，实际上，DID人口规模越大、结构越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社会治理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也越强。
　　报告数据也可以说明问题。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然而在GDP增长3.3倍，市区面积增大1.8倍的情况下，DID人口却只增加了0.2倍。这说明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膨胀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同时，报告的数据还指出在这一期间，中国的CO₂排放量也增加了2.1倍，显然，这一阶段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周牧之强调说，中国亟待提高城市的DID人口规模、优化DID结构，特别要通过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3. 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是否必然带来大城市病？

　　大家经常诟病“大城市病”，涉及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诸多“症状”。这也引发了究竟应该“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争论。
　　在周牧之看来，“大城市病”的内在逻辑是缺乏“城市智力”，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表现与城市治理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空间规划只是一个环节，还有基础设施水平、财富分配、交通组织、能源组织、生活组织、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城市智力水平的具体体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都存在大城市病，例如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很大，也面临着严峻的贫民窟等问题。
　　但周牧之认为，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并不必然带来大城市病。例如，东京大都市圈在1000万人级别的时候，“大城市病”非常严重，但是，今天其人口规模达到3800万，“大城市病” 却大多得到很好的治理。
　　周牧之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多情况下，高DID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例如东京大都市圈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报告从人口、GDP、二氧化碳排放量、PM2.5等方面的表现，对东亚两大都市圈：北京都市圈（北京市域）和东京大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表明，北京的市域面积约为东京都市圈的1.2倍，常住人口和DID人口都约为东京都市圈的60%，北京的GDP大致只是东京都市圈的三成，人均GDP也还只有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北京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东京都市圈的4.7倍。结果导致，人口规模和GDP规模都远低于东京都市圈的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前者的1.2倍。

　　周牧之指出，由此可见，与东京都市圈相比，北京亟待通过落实都市圈发展战略，优化城市DID空间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活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周牧之还强调，DID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相关性是极强的，虽然会给环境生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在2019年4月15日的中国发展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