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继续阅读“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将向何处去？”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化：强大的大都市医疗能力为何如此脆弱？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为什么坐拥强大医疗资源的大都市会被新冠疫情瞬间击溃？全球化以及国际大都市未来会向何处去？在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之际，周牧之教授撰文深度剖析和展望。
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覆盖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武汉、济南、郑州、南京、太原名列该辐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天津、沈阳、长沙、西安、昆明、青岛、南宁、长春、重庆、石家庄排名第11-20位，乌鲁木齐、深圳、大连、福州、兰州、南昌、贵阳、苏州、宁波、温州排名第21-30位。
医疗辐射力着重评价城市的医师与三甲医院资源。该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国15%的执业(助理)医生、30%的卫生机构床位和45%的三甲医院。中国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高端医疗机构向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这些名列前茅的城市凭借优质的医师资源和一流的医疗机构，不仅服务市民的卫生健康，还为周边乃至全国的患者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那么世人必然疑惑，为什么即使是像武汉这样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会陷入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救治的“医疗系统崩溃”？未来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流行病的爆发？
新冠疫情拷问全球城市医疗能力
武汉是新冠疫情危机首当其冲的城市。武汉以27家三甲医院，近4万名医师，5.4万名护士和9.5万张卫生机构床位，名列“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全国排名第6位，比前一年更提升了一个位次。然而，如此强大的武汉医疗能力却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下，被瞬间击穿。这一现象着实值得深究和深思。
无独有偶，国际大都市纽约的医疗能力同样被新型冠状病毒瞬间击溃。4月8号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东京都，目前也面临着医疗系统崩溃的威胁。新冠病毒正在残酷地拷问全球城市的医疗能力。
导致城市陷入“医疗系统崩溃”有以下三大原因。
（1）挤兑灾害
新冠疫情的一个特征是感染人数的爆发性增长。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迅猛增长的患者人数和社会性恐慌导致大量患者和疑似患者涌向医院寻求检测和治疗。远远超出医院处理能力的挤兑造成医疗现场混乱，使医疗资源无法有效地向重症患者救治集中，严重影响医疗救助的效率和质量，是拉升致死率的重要原因。更加严重是，挤兑造成患者、疑似患者甚至家属长时间拥堵在医院的密闭空间，引发大量交叉感染（又称：院内感染），进一步扩大疫情灾害。
从“每千人医师人数”来看，已经沦陷为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每千人医师人数多达4人，其医疗人力资源其实在国际上也属较高水准。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却仍然无法避免严重的医疗机构挤兑灾害，引发医疗系统崩溃。米兰市所在的伦巴第大区的新冠感染人数3月2号突破千人，14号超过万人，到3月末超过4万人，呈现爆发性增长。严重的挤兑灾害导致很多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截止4月15号,意大利新冠确诊人数超过16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1万人，病死率（死亡人数/确诊人数）高达13%。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每千人医师人数分别只有2.6人、2.4人和2人，医疗人力资源水准都低于意大利。
得益于中国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武汉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为4.9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纽约州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为4.6人，与武汉相当，医疗人力资源向大都市的倾斜在美国也十分显著。然而，以武汉和纽约的医疗人力资源，都没有能够逃脱新冠疫情爆发的挤兑灾害。截至4月8日，中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的77%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大部分应该是挤兑灾害造成。
作为日本首善之区的东京都，每千人医师人数为3.3人，低于武汉、纽约的水准。所以一开始，日本政府就把如何避免医疗机构挤兑灾害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策略的重中之重。为此政府极力引导人们在疫情中尽量少去医院，甚至不惜以严格控制新冠检测来限制就诊人数。目前日本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院内感染造成的疫情扩大，另一方面将医疗资源有效地应用在重症患者身上，拉低了致死率。截止4月15日，日本新冠患者的病死率被抑制在2%。从“每十万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来看，截止4月10号，与西班牙的33.06人，意大利的30.25人，法国的18.25人，美国的5.04人相比，日本只有0.07人。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日本通过控制挤兑灾害，避免了医疗系统的崩溃。
但是由于过分限制检测人数，使得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得不到及时发现、隔离和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无症状和轻症患者的不透明性为日本的抗疫前景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日本也调整政策，从严格控制检测，开始转向扩大检测数量。
（2）医护人员大量减员
病毒的感染造成医护人员的大量减员是新冠疫情的另一大特征。
疫情爆发初期，各国都存在对新冠病毒传播特性缺乏认知，以及口罩、防护服、负压病房等防护资源短缺等问题，给医护人员增添了巨大的感染风险。这种情况使得检测采样、插管等本来就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因此，各国都出现了由于感染导致的医护人员大量减员。使得在疫情爆发下本来就紧缺的医护人员资源遭受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挤兑灾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信息，截止4月8号，52个上报国家的数据显示，共有22,073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实际上情况更加严重, 截止4月15日，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就分别已经有26,672名和15,000名医护人员遭受新冠病毒感染。
不光在救治过程中存在风险，庆应大学病院实习医生聚餐引发的医护人员大量隔离和感染，也给东京当下本来就高度紧缺的医疗人力资源造成重大打击。
具有超强传播性的新冠病毒，严重威胁医护人员的安全，削弱医疗能力，是将城市推向医疗系统崩溃的巨大黑手。
因此如何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是这次抗疫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3）病床严重不足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从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到检测试剂、呼吸机、ECMO（人工肺）等，各国都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的现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病床的严重不足。由于新冠病毒传播性超强，为了防止感染扩大，新冠患者需要隔离治疗,特别是重症患者需要在加强护理病房（ICU:Intensive Care Unit）进行治疗，但是病床严重不足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从“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来看，日本高达13.1张，属全球最高水准。拥有12.8万张病床的东京，每千人床位数为9.3张。即使如此，东京目前已经出现病床严重不足的状况。
与东京相反，意大利每千人医师人数虽然较高，但是每千人床位数却只有3.2张。美国的每千人床位数更仅为2.8张，纽约州比其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少，只有2.6张。显然，病床不足成为制约医疗机构收容能力,是使新冠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的瓶颈。
中国的每千人床位数为4.3张，虽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却高于意大利、美国的水准。特别是武汉拥有9.5万张病床，每千人床位数高达8.6张，已经相当接近东京的水准。但是武汉在新冠疫情初期也曾经受困于病床的严重不足。
其实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病床都具备接收新冠患者的隔离要求，加上爆发性的挤兑，病床不足的情况就显得尤为严峻。
武汉在国家的支持下迅速营建了高隔离等级，配备专业救治设备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两座能够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分别拥有1000张床位和1600张床位。此外，武汉还将体育场馆改建成16家方舱医院，快速提供了1.3万张防菌防疫等级达到三甲医院水平的床位，实现了轻症患者的收治分流，使高端的医疗资源能够向重症患者集中，缓解了挤兑灾害。
通过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来快速解决床位不足，武汉这一经验值得世界参考和学习。
现在日本由于床位不足，不得不让一些确诊患者居家隔离，其实这种做法极其危险。首先居家隔离使患者的家庭成员处于危险之中，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聚集感染。其次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专业治疗，无法及时掌握病情的进展情况，可能耽误病情恶化下的及时转诊救治。
因此东京正在将酒店和会展设施等改造成为轻症患者的隔离病房，分流轻症患者，缓解医院压力。东京更严峻的问题是ICU的紧缺，日本“每十万人ICU病床数”只有5张，与美国的35张，德国的30张，法国的12张，意大利的12张，西班牙的10张相比，差距甚巨。东京都目前只有764张ICU病床，折合成每十万人ICU病床数也仅为5.5张。未来能否确保足够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是东京能否避免陷入医疗系统崩溃的一大关键。
为了缓解疫区床位的紧张，各国采取的措施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美国甚至派遣海军的医疗船驰援疫区。在3月下旬特朗普总统分别将仁慈号（USNS Mercy）和安慰号（USNS Comfort）医疗船派往洛杉矶和纽约，为两地提供了具有1000张高等级床位的整建制海上移动医院。虽然两艘医疗船的床位并不一定适用治疗新冠病人，但是通过大量收治普通病人，能够缓解综合医院的病床压力，为这些医院治疗新冠病人提供更大的空间。
紧急进口“医院”也成为一种新的选项。新冠疫情下床位严重缺乏的韩国直接从中国的远大集团进口了整座“芯板火神山医院”。远大运用不锈钢芯板装配式建筑，快速为韩国营建了配备全新风系统和臭氧技术，具有最高等级防止交叉感染的负压隔离病房。第一期工程在当地只用了两天的装备时间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从全球失败(global failure)到全球抗疫
感染性疾病曾经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最大的杀手。例如，1347年在西西里群岛爆发的黑死病，20年间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2500万~4000万人死亡。
百余年来，随着抗菌药、疫苗的发展和普及，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破、伤风、百日咳、白喉等曾经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感染性疾病大部分都被灭绝或者得到了控制。195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肺炎、肠胃炎、肝炎、结核、流感等感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减少，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主要的死因。
对感染性疾病的防疫和治疗所取得的胜利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主要死因的交替也让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重心从感染性疾病转向了慢性疾病。结果导致各国目前在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上的资源投入过小，同时更造成现有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应对慢性疾病的结构性问题。
从现有医疗资源上来看，无论是医疗人员的专业背景，还是设备配置，甚至整个医疗体制都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因此，在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中，即便是武汉、纽约、东京这些坐拥巨大医疗资源的大都市也都措手不及，付出惨重代价。
比尔·盖茨早在2015年就警告世人，对病毒感染性疾病投入过少，会酿成全球性的失败。新冠病毒疫情之祸不幸印证了比尔·盖茨的预言。
（1）从全国驰援到全球驰援
针对武汉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和大量减员，中国依靠强大的动员能力，从全国迅速调集了大批医护人员增援。驰援武汉医护人员最终达到4.2万人，这一举措迅速缓解了武汉的医疗压力。
一个国家能否对疫区实现迅速和有力的驰援，是决胜新冠疫情一个关键，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从纽约、东京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在医疗资源相对殷实的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动员足够数量的医护人员及时增援。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且不说非洲，就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来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仅为0.8人和0.3人，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也分别只有0.5张和1张。这些本来就医疗资源稀缺，又没有足够国家驰援能力的国家，新冠疫情爆发所造成的挤兑灾害有可能会异常惨烈。因此，如何组织全球性的驰援力量迫在眉睫。问题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本身现在正深受新冠疫情荼毒，一时无暇他顾。此时此刻，中国对外的医疗援助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2）暴发性科技进步
国家紧急事态、封国、封城、外出自肃、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等，各国目前采取的这些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着眼点都在于大幅度减少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阻断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能真正根绝病毒的危害。因此即使疫情暂时得到控制，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脆弱，下一轮爆发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真正地稳固战果还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在12天内升级了6代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检测时间从2天缩短到1天，再缩短到6小时，又缩短到3.5小时，再缩短到1.5小时，现在更变成了5分钟，准确率高于95%。廉价、快速、准确的检测方式使大规模筛查成为可能。
简捷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方式也已经在美国问世，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全民实施新冠病毒抗体的检测。当然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的开发也在各国紧锣密鼓地进行。
新冠疫情正在激发相关科技的爆发性进步，只有掌握了从检测、特效药到疫苗的三大法宝，人类才真正敢言可以控制和战胜新冠疫情。
危机也是转机，近现代每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和危机都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转机和爆发性的技术进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航空产业的发展、开启了核工业的大门；冷战不仅催生了航天宇宙技术的开发、还奠定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疫情造成的特殊紧迫感不仅会加速技术进步，而且还可能拓展技术路径，使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技术路径脱颖而出。例如中医，由于在武汉的抗疫过程中表现卓越，正在得到全球的关注。新冠抗疫有可能成为中医真正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
臭氧也是一个由于偏见一直被忽视的技术路径，笔者早在2月18号就撰文呼吁关注臭氧的灭菌杀毒性能，倡导用好臭氧抗击新冠疫情。日本有实验证明，在封闭的环境中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封闭环境的18.7倍。因此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疫情对策是呼吁国民尽量避免密闭空间、人员密集、近距离密切接触的“三密”环境。如果能够在臭氧传感器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像控制温度一样廉价、自如地控制臭氧浓度，就有望通过利用臭氧在有人情况下灭菌杀毒，解决室内空间的病毒感染问题，将人们从交往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全球共战新冠疫情一定会引爆一场巨大的科技进步，推动大批产业的更新迭代。
（3）全球化不会停顿
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切断国际间的人员往来，封锁疫情爆发的城市，全球化被瞬间熔断。对全球化未来的担忧，对大城市化的疑虑，甚至否定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的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间人员往来极速扩大，国际旅游人数从30年前的年4亿人次，猛增到2018年的14亿人次。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化更是世界性的展开。从1980年到2019年全球人口净增2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17座，期间这些城市中净增人口合计多达6.3亿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也从1980年的5座猛增到今天的33座。而且这些超大城市大多是国际交流的中心，是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都会，它们的人口合计多达5.7亿人，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5.7%。
高密度的航空网络和大量的国际间人员来往让新冠病毒瞬间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许多人口众多、国际交往密集的国际大都市更是沦陷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
但是必须清楚认识的是，新冠病毒全球性扩散的真正原因不是在于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速度和密度，而是在于人类长期以来对感染性疾病威胁的轻视。
其次，全球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感染性疾病扩散的威胁。从大航海时代到今天，人类一直都在与感染性疾病博弈，期间曾经付出过多次惨重的代价。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压制感染性疾病中取得的成绩，导致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出现了长期轻视感染性疾病威胁的倾向。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0”（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列举的未来十年全球可能发生的十大风险排名中，居然没有感染性疾病的问题，而未来十年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十大风险排名中感染性疾病也只是忝居末位。
不幸的是与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相反，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时我们也要乐观地看到，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启动全球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关注和投入，必将引发一场爆发性的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最终一定能够克服病毒感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让全球性的失败走向全球性的胜利。
新冠疫情不会终止全球化和国际大都市化，而是会在阵痛之后孕育出更好的全球化和更健康的国际大都市。
该文发表在2020年4月20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上百家媒体转载。
专家论证：这个“神器”能绝杀新冠病毒
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告急之际，云河都市研究院周牧之院长撰文论证疫情会否突然消失？真正的上帝之手是谁？能够绝杀新冠病毒消除交叉感染的“神器”是什么？
1. 地球生命的保护神
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与远大科技集团总裁张跃隔空探讨如何利用臭氧灭菌灭毒的问题。张跃是积极倡导用臭氧消毒灭菌的先行者，但响应者甚鲜。笔者在与国内外大气专家的交流和相关资料的翻阅中，也深感世人对臭氧的冷漠和戒备。为了消除对臭氧认知的误解，促进利用臭氧积极应对紧急的疫情事态，有必要对臭氧扑朔迷离的特性进行一次系统地梳理。
地球大气层0～10km左右的最低层叫对流层，温度与高度的关系是上冷下热。对流层之上有一个10～50km左右的平流层，温度与高度的关系正好相反，是上热下冷。在高空的平流层里，存在一个浓度为10~20ppm的臭氧层。这个臭氧层通过吸收对地球生物造成危害的紫外线波段，屏蔽了紫外线对生物细胞DNA的破坏，给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生存条件。
臭氧层达到接近现今浓度的时间与地球上的生命从海洋登陆到陆地的时间基本一致。换而言之，在臭氧层还比较稀薄的时候，生命只能潜伏于海洋之中，一直等到臭氧层浓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从海洋延展到陆地。
可以说，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甚至连一个细菌都不可能存在，就更没有今天纷繁生命的繁衍和绽放。
由于产业活动排放的大量氟利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等对臭氧层的破坏，造成削弱人类免疫系统，增加皮肤癌和白内障发病率等危害，由是臭氧层空洞成为与全球变暖并列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臭氧层破坏问题同时也是让臭氧进入一般大众视野的重要契机，有感于臭氧对地球生命的保护作用，臭氧层被舆论称之为“地球卫士”。
臭氧由三个氧原子组成。臭氧产生的主要途径是太阳光紫外线打击双原子的氧分子，把它分解为两个原子，然后氧原子再与没有分裂的氧分子合并成臭氧。臭氧和氧气是氧元素的同素异构体，呈淡蓝色，有特殊气味，故名臭氧（OZEIN：希腊文，臭味的意思）。
高浓度的臭氧层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使地球生命免于太阳光中有害紫外线波段的侵袭，堪称是地球生命繁衍的保护神。
2. 在天是佛，在地是魔？
臭氧不仅存在于高空的平流层，也存在于我们的周围。由于氧分子低空多高空少，而氧原子低空少高空多，导致在既有氧分子又有氧原子的平流层形成高浓度的臭氧层，而地面和更高的高空，臭氧浓度稀薄。也就是说，大气中的臭氧含量从距地面大约10km左右的地方开始逐渐升高，在平流层，臭氧浓度达到了最大值，再往上臭氧含量又急剧减少。
对流层的臭氧浓度一般在0.02~0.06ppm，这个自然界浓度的臭氧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生物无害。但是高浓度的臭氧却可能给人带来不适的感觉，还可能刺激和损害眼睛、呼吸系统等黏膜组织。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的室内环境标准中臭氧最大浓度为0.05ppm，日本产业卫生学会规定的工作环境中臭氧的允许浓度为0.1ppm，中国卫生部也将臭氧安全浓度规定为0.1ppm。
真正让臭氧“臭名昭著”的是光化学烟雾污染。光化学烟雾是指工厂和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等一次污染物，以及其受紫外线照射后产生的臭氧等二次污染物，两者混为一体造成的大气污染。NOx和VOC虽然是导致光化学烟雾的主要生成物质，但是光化学烟雾中的臭氧成分却可以高达90%左右。因此人们往往把光化学烟雾污染直接等同为臭氧污染。
光化学烟雾不仅刺激眼睛、呼吸系统等黏膜组织，可能引发眼睛疼痛、头痛、咳嗽和气喘等健康危害，还抑止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更有形成酸雨，降低大气能见度等危害。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NOx的排放导致对流层臭氧不断增加，过去一百年全球对流层臭氧量已经增加至4倍。特别是随着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开启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NOx等光化学烟雾生成物质的排放量急剧增大，进一步加速了对流层臭氧的增加趋势。
对流层的臭氧含量虽然只有平流层的十分之一，但臭氧却是继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之后的第三大导致地球温暖化的温室气体。
凡此种种，造成世人普遍存在“对流层臭氧是对生物有害污染物”的认识，遂有臭氧“在天是佛，在地是魔”之说。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如何观察和防范对流层臭氧地球规模的越境污染是重要的国家课题。
需要替臭氧澄清的是，光化学烟雾的臭氧并不是对流层自然界正常存在的浓度，而是人为污染排放造成的一种超自然的高浓度。同时光化学烟雾还混杂着大量的NOx和VOC等有害物质，这也与自然界纯净的臭氧截然不同。自然界的臭氧浓度虽然根据季节和地域时有差异，但一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例如，雷电的高压放电，电离空气中的氧气是自然界产生臭氧另外一个原因，得益于臭氧对空气的净化之功，雷电过后往往能够呼吸到更加鲜美的空气。又比如，晴天时的海岸和森林，因为臭氧浓度偏高，空气更加清新。
可以说，自然界臭氧不仅无害，反而有益。因此一定要认识到自然界的此臭氧与光化学烟雾的彼臭氧之间的不同，不能让臭氧为人类的污染排放“背黑锅”。
对流层臭氧其实也是人类生存的保护神，只是长期以来对于这一莫大恩惠的研究和认知太过欠缺。
自然界的臭氧浓度虽然对大型生物无害，但是对微生物而言却是超级杀手。具有强氧化能力的臭氧，一直在自然界抑制微生物繁殖，守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遗憾的是，臭氧在地球生命体中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臭氧在地球生命体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中抑制微生物的作用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一般认为低浓度的臭氧没有杀菌灭毒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有研究证明，只要暴露时间够长，低浓度的臭氧也具有足够的杀菌灭毒能力。应该说，正是臭氧平衡和抑制了地球上细菌病毒的过度繁殖和扩散。
除此之外，自然界的臭氧还起着分解有害有机物，激活生命体免疫功能等重要作用。甚至有研究还认为臭氧是昭告季节变化，控制生命体活动周期的重要信息素。总之如果没有对流层臭氧的存在，今天地球上将完全是另外一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
实际上，臭氧在天是佛，在地亦是佛。是人类造成的污染排放魔化了臭氧，破坏了自然界绝妙的平衡，使其由佛成“魔”。
3. “上帝之手”猜想 ：臭氧驱瘟除疫？
2002年冬～2003年春，SARS曾经肆虐一时,引发了极度的社会惊恐。然而到5、6月份左右SARS却突然消失，留下种种猜想。无独有偶，流行性感冒等空气传播的病毒大多也是在秋冬季爆发，春夏消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驱瘟除疫，拯救人类。
国内外研究人员大多在病毒与温度，或是湿度之间寻找相关性。以流感为例，一般认为流感病毒在低温、低湿的情况下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活性，随着气温升高，湿度增大病毒的活性将会受到抑制。但是实验证明，实际上气温变化程度的温度变化对流感病毒的影响并不大，反而提高湿度确实可以有效地拉高流感病毒的死亡率。
在与张跃的讨论中逐渐萌生了一个假说：或许具有杀菌灭毒能力的臭氧才是真正的上帝之手？
臭氧浓度的确具有随季节发生变化的明显特性，而且正好是秋冬低春夏高。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臭氧层观测信息，可以发现由北到南，札幌、筑波、鹿儿岛、那霸，臭氧总量一般在2~5月达到峰值，且呈现越往北方的地区臭氧总量的峰值到来得越早，越往南方的地区峰值到来得越晚的态势。
不同地域臭氧的浓度也不尽相同。从上述日本气象厅观测信息来看，臭氧总量的峰值浓度也是越北方的地区越高，越南方的地区越低。有研究观察到地球大气层中臭氧总量在分布上有较明显的纬度变化，赤道附近地区臭氧总量最低，相反，纬度60°附近的北方地区最高。
按理说紫外线越强，氧分子的分解速度越快，赤道附近接受太阳照射最强，是最易产生臭氧的地区。但影响臭氧浓度变化的要素很多，机理极其复杂。紫外线越强，既越容易产生臭氧，同时也越容易分解臭氧。臭氧的分解速度还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其分解速度越快。地球规模的大气环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当地产生的臭氧可能会被输送到其他地区。
对流层臭氧最大的来源是平流层的臭氧层，同时，植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量，以及人类产业活动所排放的NOx和VOC量，都会左右对流层的臭氧浓度。
总之，取决于氧分子与氧原子神奇离散聚合的臭氧浓度，呈现秋冬低春夏高的规律。而且温度越高，臭氧的分解速度越快。同时湿度也很重要，干燥状态下臭氧的杀菌能力会急剧降低。
因此笔者大胆猜测：当季节由冬转暖，臭氧浓度升高，空气湿度增大，上帝之手就开始驱瘟除疫。
更加严谨的推理应该是，杀菌灭毒的主力是在季节变化中浓度升高的臭氧，温度和湿度负责助攻，三者相辅相成驱病除魔。当然，还有紫外线作为微生物的另一大克星，也会对室外的细菌病毒痛下杀手。
如果关于臭氧是上帝之手的猜想真正成立的话，新型冠状病毒瘟疫也应该会像SARS和流感一样随着季节变化臭氧浓度的升高而烟消云散，这可能成为在这场瘟疫灾难中备受煎熬人们的一缕期盼。
当然，大胆的猜想需要缜密的求证，恳请广大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批评指正。
4. 用好臭氧，决战新型冠状病毒之疫
臭氧不仅在自然界是病毒的克星，百年来人类利用它的强氧化性，将其广泛地运用在消毒、灭菌、除臭、解毒、保鲜、漂白等领域。
正因为如此，臭氧理应是在如今这场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斗争中大显身手的神器，何况它还有以下有三大特性。
全覆盖性，由臭氧发生器或静电空气净化机产生的臭氧，可渗透到环境中的每个角落，能够克服紫外线杀菌只能直来直去，存在消毒死角的问题。
高洁性，臭氧的杀菌原理是氧化细菌和病毒，不存在任何有毒残留物。相反，目前广泛使用的化学消毒剂不仅对人体本身有害，还造成有害残留物的二次污染。在现今的疫情对应中，消毒水的滥用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方便性，臭氧生成原理简单，生产臭氧装置的技术难度并不高。而且设备可大可小，既可以适应于单个房间，也可以适应大型公共空间，还可以简单地安置在公交车、高铁、船舶、飞机等公共交通上。
臭氧杀菌灭毒的效果不仅与臭氧本身的浓度，环境温度、湿度和暴露时间有关，还与细菌的种类有一定关系。
从李泽琳教授主持的国家P3实验室针对臭氧杀灭SARS病毒的实验结果来看，臭氧对于绿猴肾细胞接种的SARS病毒有着良好的灭活效果，综合灭活率高达99.22%。此次引发武汉疫情的病毒与SARS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更有研究者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有80 %的基因组序列一致。可以有理由推测，臭氧对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该也具备相当功效。
臭氧虽然是高效杀菌灭毒的神器，但是由于达到一定浓度后可能给人带来不适感，亦或刺激黏膜系统，所以它目前主要还是应用在无人空间。
如果能够在有人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应用臭氧来杀灭新型冠状病毒、清洁空气，那将对患者拥挤的医院、复工的工厂、人头攒动的公共场所、密闭的公共交通、甚至家居的室内，都是莫大的福音。
臭氧在这些场景大显身手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对其浓度的控制。臭氧生性不稳定，虽然容易生成，但是较难将其控制在一定浓度，而且难就难在臭氧传感器的昂贵。因为没有传感器的实时检测，就无法真正控制臭氧的浓度。
如果能够廉价而有效地将臭氧控制在安全浓度之下，臭氧应用会更加容易被世人所接受，将直接引爆普及有人环境下的臭氧利用。因此，大幅度降低臭氧传感器的成本应该是目前亟待组织攻克的一大课题。
大疫当前，建议适当提高对室内臭氧浓度的允许标准，尝试在有人环境下利用臭氧杀菌灭毒。
所幸张跃已经将具备发生臭氧功能的远大静电空气净化机捐赠到武汉的火神山ICU病房和方舱医院，期待这些设备能为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和拯救病毒感染患者发挥良好的功效。
臭氧与微生物的关系体现了地球生命体的绝妙平衡，一方面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不可能存在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另一方面臭氧的强氧化性又是细菌病毒的克星。
今天人类对臭氧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充分，笔者呼吁摒弃对臭氧的成见，消除对臭氧的过度戒备，努力解密臭氧的重重谜团，充分挖掘臭氧的特性为人类所用。我们千万不要在新冠病毒大疫之际错过臭氧的助力，一定要群策群力，用好用足臭氧，决胜这场世纪大疫。
该文发表在2020年2月18日的中国网上，并多家媒体转载
中国城市发展大趋势：发展动力极化现象
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中与分化的现象。在各种功能上对上位城市高度集中的现象日渐突出，而且越是高端的功能，这种集中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对应，城市之间的分化现象日趋严重，也就是所谓“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
云河都市研究院运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发布12组数据排名前30位的城市，从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表现对诸多重要指标和功能的集中度进行分析，详解“发展动力极化现象”。
1. GDP排名前30位城市
中国GDP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杭州，这10个城市的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23.6%。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总量更是占到全国的43.5%。也就是说，上位10%的城市创造了全国4成以上的GDP，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GDP排名前30位城市的现象明显。
2. DID人口排名前30位城市
密度是讨论城市问题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成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人口高密集地区），对人口密度进行准确有效的分析。
DID人口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武汉、东莞、温州，这10个城市的DID总人口占全国DID总人口的22.8%。排名前30位城市的DID总人口更是占到全国的43.2%。也就是说，今天在DID人口排名上位10%的城市集中了全国超过4成以上的DID人口。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将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GDP与DID人口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3，呈显“完全相关关系”。而且，对比GDP和DID人口这两个指标排名前30位的城市，竟然有26个城市是重合的（顺序有所不同）。这一切都显示了DID人口的重要性，今后中国的城市发展需要高度关注DID人口的规模和品质。
3. 主板上市公司排名前30位城市
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大主板上市的公司数量排名前3位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这3个城市的主板上市公司总量占全国主板上市公司总数的39.6%。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主板上市公司总量更是占到全国的69.7%。也就是说，今天在主板上市公司排名上位10%的城市集中了全国近7成的主板上市公司。
主板上市公司向大城市，特别是向中心城市高度集中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4. 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排名前30位城市
30年前的1989年，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只有3家。然而到2018年，中国有105家企业跻身其中，数量仅次于美国的126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3家中国企业入围前10位。
世界500强中国企业集中分布在28座中国城市，其中66.7%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3座城市。相比普通的主板上市公司，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向全国性中心城市集聚的集中指向更加强烈。
从对主板上市公司排名前30位城市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排名前30位城市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最优秀企业的总部，也就是所谓经济的中枢管理功能高度集中在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上位中心城市。
5. 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这10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有着便捷利用大型集装箱港口的优势，10城市货物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48.2%。排名前30位城市货物出口总额更是高达全国的74.9%。也就是说，在中国今天制造业辐射力上位10%的城市创造了全国3/4的货物出口。
6.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福州、济南、西安，这10个城市的IT业就业人数总量、主板IT业上市公司数量、中小企业板IT业上市公司数量，以及创业板I业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52.8%、76.1%、60%、81%。排名前30位城市的IT业就业人数总量、主板IT业上市公司数量、中小企业板IT业上市公司数量，以及创业板IT业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比重更是分别达到68%、94%、78.2%、91.2%。中国IT产业向IT产业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高度集中集聚的状况十分显著。
今天，虽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在把IT产业作为重点产业着力发展，但现实情况却是IT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其向特定城市集中和收敛的程度甚至远胜于制造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谋求发展IT产业的城市需要认真研究和剖析IT产业发展所必备的条件。
7.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长沙、成都、天津、哈尔滨，这10个城市的211 & 985大学总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分别达到全国的69.3%、26.0%。排名前30位城市的211 & 985大学总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更是分别达到全国的92.8%、57.1%。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向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高度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
8. 科技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科技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州、杭州、西安、天津、苏州、南京，这10个城市的R&D人力资源总量、专利授权总量分别达到全国的36.3%、33.2%。排名前30位城市的R&D人力资源总量、专利授权总量更是分别达到全国的59.8%、62.6%。今天中国的科技资源向科技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高度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实现了比其他城市更好的科技研发效率，以及更好的市场转化效率。
9. 文化体育娱乐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文化体育娱乐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武汉、杭州、南京、西安、郑州，这10个城市的影剧院票房总额、观影人次总数分别达到全国的34%、30.6%。排名前30位城市的影剧院票房总额、观影人次总数更是分别达到全国的57.7%、54.6%。
今天在中国无论是文化体育娱乐资源，还是以票房为代表的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向文化体育娱乐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高度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
10. 餐饮酒店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
餐饮酒店辐射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杭州、苏州、三亚、西安、厦门，这10个城市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国际顶级餐厅数量分别达到全国的35.7%、77.1%。该辐射量排名前30位城市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国际顶级餐厅数量的更是分别达到全国的61.1%、91.8%。中国的高端餐饮酒店向餐饮酒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高度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
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云河都市研究院对IT产业辐射力和餐饮酒店辐射力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两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关关系”。作为典型交流经济的IT产业，收入高、见识广的IT产业主导者们大多“好吃”，“吃”本身无疑也是他们“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场景。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是IT产业辐射力最强大的前7位城市，这些城市无疑都是中国的美食之城。今天，吃得好已经是城市发展交流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生产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制造业辐射力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竟然只有0.68。显然，相对IT产业，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
11. 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
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深圳、宁波、广州、青岛、天津、厦门、大连、苏州、营口，这10个城市的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占到全国的82%。排名前30位城市的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更是高达全国的97.8%。换句话说，中国今天几乎所有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都被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上位10%城市所囊括。
云河都市研究院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将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货物出口额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高度密切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81，呈显“极强相关关系”。而且，在制造业辐射力和集装箱港口便利性这两个指标排名前30位城市中，竟然有24个城市是重合的（顺序有所不同）。这一切都显示，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工业高度依赖优良的港口条件。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工业还将越来越向港口条件优越的城市持续、高度地集中与集聚。
对工业发展与港口条件关系的清醒认识，将对中国未来工业布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今天，中国应该认真检讨过去工业化在空间上遍地开花的模式，反思在内陆地区实施分散型工业化的不合理和低效率，谋求未来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机场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
机场便利性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昆明、重庆、杭州、西安、厦门，这10个城市的旅客吞吐总量和货邮吞吐总量分别占到全国的49.9%和73.5%。排名前30位城市的的旅客吞吐总量和货邮吞吐总量更是分别占到全国的81.3%和92.9%。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中国今天大部分的航空运输人流和物流都高度集中在机场便利性排名上位10%的城市。
云河都市研究院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IT产业辐射力与机场便利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高度密切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82，呈显“极强相关关系”， 甚至更甚于制造业辐射力与集装箱港口便利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在IT产业辐射力和机场便利性这两个指标排名前30位城市中，竟然有21个城市是重合的（顺序有所不同）。这一切都显示，作为交流经济的代表产业，IT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便捷的机场条件。可以预见，今后的IT产业还将越来越向机场条件优越的城市持续、高度地集中和集聚。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指出，今天在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DID人口总量，还是各类功能都已经向少数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大城市群高度集中，而且还呈现出越是高端的功能，越向上位城市集中集聚的现象。可以预见，这种趋势还将愈演愈烈。因此，如何优化这些集聚各类中心功能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大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该文发表在2019年12月26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上百家媒体转载。
十位大咖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下一程
编者按：2018年12月27日，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召开。
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周南副司长主持。与会嘉宾对周牧之教授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宝贵的建议，高度评价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究开发的意义，并指出了该指标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集萃回放研讨会的精彩要点，再现嘉宾们对“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鞭策和锤炼。
周牧之的报告请参照人民出版社《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主报告。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书面致辞)
我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供了理解和治理城市的新的理念、话语和框架。我感到这是对中国市长和他们的助手用处很大的参考书。1990年代我本人在上海担任副市长期间，还兼任了浦东新区的主任和书记，负责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好的参考书。
人的成长需要有许多指标来描述。今天检查身体，至少有几十个重要的指标。三十年前，我们自己，甚至保健医生可能都对现在普通人都了然于心的健康指标不甚了解，何以能“科学治理”我们的身体？三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70岁，而现在，则接近80岁。这个变化过程，健康指标，功莫大焉。
同样，几十年前，我们对城市这个“大健康系统”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描述也并没有特别着重。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制定了城市发展的规划。这在现在看显然就觉得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今天，如果要对城市进行比较精细地规划与管理，就必须对城市有清晰的概念与研究，就必须导入综合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因此，中国城市建设需要“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所提供的理念、合理性和综合性的框架，并在精密的数据分析和深入地研究后，指出应该做什么“治理”。这已是时代的呼唤。
我相信云河都市研究院和相关研究学者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成就的事情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很大。比如说，建立一个当代的或者现代的城市学，为城市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骨架，从而构建一套大家愿意采纳的基本概念、共同认可的术语和研究途径；及时出版对市长有用的手册和图书，并不断有新的文章发声；每年举办一两次“城市发展论坛”， 邀请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的部分市长和相关人士参加，共同提升和传播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见解，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路径。
当下，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城市群，也需要研究国外的城市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城市群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城市群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这方面，作为国际智库的云河都市研究院应该大显身手。
祝大家不断有新的贡献，祝“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更加为大家所知晓，为市长们所欢迎，这是我的期盼。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具时代性、科学性、国际性、有用性的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也是对中国城市健康状况的一份综合“体检报告”，每个城市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亚健康的、哪些指标是不健康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据此或保持健康状态、或加强锻炼预防城市病、或加快治理城市病。既然是“体检报告”，就有必要年年“体检”，不断增加新指标，反映新情况，查找新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中国城镇化的路程还很长远。同时，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历史潮流在汇合，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了，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
我们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均衡。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是3个：一是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二是人的发展或社会发展，主要是增进人的幸福和社会进步；三是可持续发展，主要是自然再生或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不是仅就经济发展而言的。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很大、质量也很好，但生态环境很糟糕，雾霾频频光临，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同样，如果经济指标很好看，但连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都解决不好，多数人特别是常住外来人口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较完备的住房，人的发展也就谈不上。这样的城市是畸形的，不是高质量的。
我们要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质量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产品产量实现发展，转向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发展。推动效率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规模实现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实现发展，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大数据的效率等等。推动动力变革，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旧动力，转向主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更多依靠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带动，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拉动。
推动三大变革的主战场在城市。如果有一套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各个城市就会在三大变革中你追我赶，而不是在招商引资和GDP中你追我赶了。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制定一套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引导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比学赶帮、争先创优。“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功能，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进一步增强时代性。指标要体现当代发展潮流。要体现当代中国发展大趋势，反映高质量、高效率、协同性、新动力；体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反映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智慧城市等的进步；体现改革开放，反映政府职能的转变、审批的减少、营商环境的改善；体现软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垃圾分类制度可能比硬件上建设多少垃圾处理设施更重要。
第二，进一步增强科学性。目前国内对地区和城市的综合评价指标已经有不少了，但也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科学性有欠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好就好在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纬度即三个发展来评价城市发展，体现了空间均衡。如果再增加反映高质量的指标，增加体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指标，就会进一步提高科学性，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反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会变成各地区高质量发展都要参照的指标体系。
第三，进一步增强国际性。就是总体上要符合国际规则，也就是可以用这套指标同时评价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第四，进一步增强有用性。指标既是对发展结果的评估，也是推动工作的准绳，能对指导城市工作有现实意义。为了增强有用性，“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可明确为检验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正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各城市对此的需求十分急迫。可由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荐。进一步挖掘指标价值，既要有数据比较，也要进行数据分析，可以给需要的城市开出高质量发展的“体检报告”。同时，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评价，向上覆盖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评价。向下可以覆盖到县级市，中国城市数量的大头在中小城市。
徐 林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原司长
到现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对外发布以来，走过了三个年头。三年来，“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不断完善，指标的选择有完善，评价的方法也有完善。因为完善，现在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综合发展的评价越来越合理，也越来越凸显其价值。
和过去比较，这次的报告有一些新的亮点，其中之一，就是对标城市密度、城市规模、城市辐射力展开了很为深入的探究分析，揭示了城市规模大的好处。
最近，有一本书比较流行，这就是《规模》。《规模》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城市规模大的好处，并提出：城市的规模越大，创新的密度越高，创新的成果就越大。这一判断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判断殊途同归。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莫过如此。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构建起了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我以为，三个维度的框架，很好地彰显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举例讲，对经济的评价，现在的衡量尺度主要是静态指标，如GDP规模。这样的指标能够描述现在，但不一定能说明未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有必要挖掘一些反映走势的指标，如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不仅有现实性，而且还会更有预见性。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高质量发展，从数量转到质量，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课题。城市是高度复杂的，复杂的东西要转到高质量，挑战不小。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积极主动的创造力，一个新的园艺，一个街心的公园，一个新的建筑，都可能让人眼睛一亮，让人改变对这个城市的质量评价；另一面它又非常需要协调，不能因为一个方面的积极主动就把整体性破坏了。越是复杂的东西，越需要两个方面的兼顾。如果做比喻，可以想想交响乐。交响乐要求每个参与者都有创造力，都表现出创造力，但更重要的是和谐。
理解城市的高质量，应该能从交响乐里头获得一些启发。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谱。这个谱不能太简单，复杂的活动不可能简单。交响乐的乐谱就非常复杂，除了总谱，还有分谱。牧之这几年构建的指标体系，就不简单，首先是三个大项，经济、社会和环境，然后是很多准则，再后是很多指标，就像交响乐的乐谱不是简谱，而是五线谱。而所以不简单，还在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一个复杂的生命体。
其次，读谱能力很重要。城市的参与者涉及方方面面，有企业、家庭、开发商，还有规划和管理当局等等。他们的读谱能力怎么样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到处讲万亿俱乐部，省和省比，市和市比，比的是GDP总量。GDP指标很重要，但不等于全部。聚焦一个指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指标变成目标，目标变成努力方向的过程，有可能会出问题。今天，如果还是这么简单地读谱，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这要求我们聚焦多个指标而不是一个两个指标。举例讲，我们可以将几个指标联系在一起，多维度思考问题。牧之提出了DID（即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指标，DID很重要，但不能就DID谈DID，而要跟产出，跟影响力，跟辐射力联到一起来讨论。
其实，DID本身就是多变量之间的一组关系。正是因为它是关系，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例如修地铁，原来说300万人就可以修地铁。在大家看来，300万人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300平方公里300万人和600平方公里300万人口完全是两码事，不考虑DID，在人口密度很低的情况下去修地铁，美其名日的投资不仅是现在的财政支出，还会是未来的财政支出。
辐射力指标也非常重要。很多城市特别注重招资引商，就是想把人家的好东西挖过来，对于自己怎么给别人东西则不太当一回事。辐射力其实这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城市厉不厉害是看你能给人多少东西。
所以，辐射力是城市的关键，其实好多城市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互相辐射的关系，通过互相辐射形成一个网络。我们最近在研究长三角一体化，到底什么是一体化？一体化就是苏州有好的东西，上海直接用苏州的，而不是自己搞；上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苏州直接用上海的。
我相信人均是一个可靠的参照数。人均高，本地消耗肯定高。但是人均不直接，最好是量出你给了别人多少东西，别人又给我了我多数东西。我给你，你给我，互相给，这就是网络和节点的概念。
我们国家非常注意平衡的概念，我们经济学家总是讲说人类的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决策时就要考虑到平衡。怎样的平衡？人均的平衡而不是总量的平衡。比如日本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东京高度集中，但是东京和北海道的人均差距却没那么大。关注人均，得到的信息会完全不一样。
总的讲，城市这个高度复杂的东西怎么从数量转向质量，需要有一个好的乐谱，需要提高读谱的能力。当然，除了好的乐谱和高的读谱能力，还得有好的指挥，减少一些盲目的指挥。
邱晓华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编辑出版“中国城市综合指标”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这个指标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个罗盘。指标体系描绘了一个方向，确立了一个目标，给出了一个方向，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第二，它是一部年鉴。“指标”记载了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描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环节和领域，给运营和研究城市的官员、学者和社会各方面人士提供了把握城市发展变化的各种信息。
第三，它也是一张诊断书。“指标”对城市是一次体检，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在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帮助管理者和研究者理解城市。
第四，它还是一份成绩单。“指标”从数据的视角概括了城市的发展的成就，而且，三百多个城市的发展和差距一目了然，跃然纸上。
“中国城市综合指标”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三个原则的运用和遵循上。
第一是可比性。三百多个城市摆在一起，相互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历史人文放在一起，有可能掩盖差异性。如何在相同性和差异性之间有一个平衡，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指标”处理得比较好，这就是既关注城市共同的特点，又关注城市不同的特质。
第二是可用性。刚才讲的，“指标”有罗盘的功能、查询的功能、诊断的功能，还有记录的功能，为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数据架构。同时，“指标”还高度浓缩了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律、成绩、问题、建议，为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思考架构。
第三是连续性。一个指标体系，指标应该有连续性，否则，可比会成为问题。因此，我认为，指标应该相对稳定。但保持稳定，也需要呼应变化，否则，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指标”有很好的应对，这就是保持基本指标的稳定，同时，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少量指标，在稳定和变化之间寻求一个均衡。
胡存智
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会长、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实际上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一个综合评价，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体系，环境、社会、经济三大范畴，“3×3×3”的指标体系。既简明又系统，很有新意，很有创意。
在指标的选择上，“指标”很是独到。对这种评价，最担心的，最难处理的就是孰重孰轻，很是艰难的选择。但“指标”处理得很好，环境、社会、经济三大范畴的指标数量大致都在三分之一左右，展示了三大范畴不相上下的重要性。在数据来源上，“指标”的处理也很有特点，官方统计数据、卫星遥感数据、互联网大数据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尽最大努力利用可以利用的数据资源。
“指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出了城市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性，反映了空间结构。这在其他的城市评价中是不多见的，原因主要是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但“指标”通过运用卫星遥感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反映写了研究者对城市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比如，城市的辐射能力很重要。辐射能力是城市发展质量的一个尺度，也是城市发展活力的一种表达。
比如，城市DID人口是理解城市的一个重要维度。刚才，牧之分析了DID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有这样的分析，很多东西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城市群不是简单地划一个圈。对于城市群，最重要的是城市群里面的协作关系，相互辐射形成整体发展。
杜 平
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多年来，各类涉及中国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充牛汗栋，有一些报告曾发挥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已经是第三本年度报告），就是一个已经在国内外造成重要影响（已出版日文全版）的指标体系，并且对于国内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人士都带来了重要参考和启迪价值。
多年来，各级政府为了促进城市协调发展，陆续地认认真真地提供了包括战略设计，规划制订，政策配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体上看，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践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局部地区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若从投入产出率，发展可持续性和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三个维度进行客观评价，还有许多不足。
所以，需要进一步总结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偏差或失误。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量化评价和评估，找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律性东西来，这对于各城市发扬光大之所长、不断升级对照目标、找到差距加快改，十分必要和迫切。
我之所以欣然参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开发，也就是认为这个指标的研发者们，能够连续多年静下心来，不求利益回报，通过精心构建指标体系来对我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进行量化评价评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品牌价值逐步提升，真是可喜可贺。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有着独特的亮点。
一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数据欠缺和数据失真的问题。凡研发建立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能够表征指标体系的数据是否具有可获得性和及时性，以及数据分析样本数量和数据结构合理性等问题。但是显然，我国现有统计体系的数据来源、指标定义、标准化格式、事后归集等基本特征，都是无法满足基于复杂数据结构、规摸化数据和时效性采集等来支撑城镇化指标体系研究的需求。
另外，一些研究者为规避统计体系缺陷而力图设计出一套可自行采集并用于建立指标体系的抽样调查系统，但是，这在中国则又是一件难度更大甚至是无法达到设计者诉求的事情，比如调查表的主观设计缺陷，受访者的公正客观性无法保障，样板量严重不足等等问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关于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告，都会由于没有较好地解决可用数据的获得性、及时性和基本样本数量，导致其论据不科学，论证出偏差，论断有岐义。
为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集成三大类数据源的数据采集归集及其加工利用系统。即：30%左右选取于统计数据，30%左右获取于卫星遥感数据，40%左右采集于互联网大数据。从数据功效上来看，我认为统计数据可以用来定义一些关键性可标化的常规现象，并且建立基本回归模型；卫星遥感形成的时空大数据可以用来客观表征空间变化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联性；互联网上包括人们消费、商务、通讯、娱乐、社交以及电子政务等客观行为所自动生成的大数据和任何可在线自动传输信息的终端设备数据，则可以用来描述隐藏在人人互联、人物互联、物物互联这一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所以从建立城镇化指标体系所首先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而言，该指标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保障数据获取的及时性、精准度和数据量，以及其结构的合理性。
二是，基于数据可获得、可比较和可回归，“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发出一套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的，表现为“3×3×3”架构的指标体系。可以认为，地球就是一个由天、地、人、众生万物共同构成的一个巨系统，中国古代哲理大师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抽象地概况了这个巨大系统的变化规律。显然，“3×3×3”架构暗合了这一规律，任何试图构建一套评价评估巨系统变化的指标体系，都必须定位于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并且不断迭代升级的指标体系。由于人类活动主要在城市空间集中集聚，因而对城市物理空间和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力度及其滞后影响更大。为此，对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说更加需要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当然也只能坚持一个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目标定位。
我以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指标间逻辑关系、体系架构等方面，力图揭示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上下左右的关联性及其城市与外部各系统间的关联性。即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抽象出来，作为表征城市变化的顶层指标，往下再具体分解为９个中项指标，再往下继续分解为27个小项指标，同时用785组数据集来定义这些指标。基于上述可以看到，既有利于综合反映城市大系统的变化趋势，又有利于评价评估城市各子系统的变化值及其结构，相信对判断和指导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设计了一些创造性的新指标，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趋势。例如从“DID人口”看城市发展的总量和品质；从“制造业幅射力”和“IT商业幅射力”与开放交流等元素的相关关系分析看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不同需要。
四是，国际比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两大都市圈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类主要指标表现的变化，客观和有效地勾画出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问题和方向。
所以说，“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具有很好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是一套可以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系的指标体系。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我同意牧之的观点，要重视人口政策，这里面，重要的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年人口净流入量，第二个指标是人均收入。
我觉得“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总体是非常好的，经济、社会加上环境，三个方面比较全面，指标设置上大体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可以再适当补充一些反映动态的指标，例如增量数据。
还有，我觉得科技创新相关的指标少了一些，这是一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从逻辑上讲，需要从创新要素的角度来反映城市发展的相对质量，以为科技投入产出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分析提供支撑。
李 昕
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
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随着城市迅速发展，尤其人口激增导致的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困难等诸多的“城市病”突显。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更是如此，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现有学科的专业边界或极限。倘若从任何单一的专业角度去研究城市问题，都似盲人摸象，只是能看到城市的一个侧面。所以，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规律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规律。
城市是有生命的，具有复杂性的同时还有其自组织性。生命体都具有自适应性（自组织性）和系统性的基本特征，这是与非生命体的根本区别。城市的组织结构和演化发展过程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若非要试着给一个定义：城市发展演变就是建立在复杂的自组织和系统整体开放基础上的空间运动，其结果是促使城市功能、人口结构、空间和形态不断地发展和系统地组合。通俗讲可以理解成为城市的系统整体性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叠加。
因此在分析研究城市问题时，仍按常规思路“机械还原论”的方法，即把一个复合的问题简单分解为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然后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头研究分解之后的那一部分，显然就会屏蔽了城市系统的自适应性，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会有偏差。
由此可以判断，目前城市问题研究已不再是过去城市规划从业者所能独立解决的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一定是跨多种学科且需要在一个共同开放的平台上进行探讨，必须是诸多专业拿出全部力量来配合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还需要从实证分析和经验判断更多地走向工具理性化、或者数值模拟化。或许也是国际研究一个趋势。
非常值得欣喜的是2016年，由杨伟民主任领衔首席专家，周牧之教授、徐林司长主持，历时四年多研究开发完成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正式发布。由跨多种学科的中外专家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城市发展最新理念，经反复研讨构建了以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确立以生态优先、重视经济发展质量、追求社会服务均衡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综合评价体系。而且这套指标体系是开放的，并针对发展需求，可以不断调整完善设置。例如指标数量从2016年的133项，2017年增加至176项、2018年确定为178项。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利用具有实际价值的统计数据、卫星数据与地理的空间数据，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入偏差值（与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反映每个城市的各项指标与所有城市均值对比后的水平，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城市发展状况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从而既可看出我国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也能揭示出同一个地区或城市群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分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与存在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的预见。
我认为，指标的量化不仅可以反映城市的特点、同时更能反映城市规划及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从问题出发考虑城市发展战略。
李春生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感谢牧之教授把这么好的一本书给我们出版，这本书我们出版以后，在日本也出版了，反响很大。
我们说这本书是好书，有三点。第一点是符合当前需要，它对中国城市发展有评价和指导作用。
第二点是这本书肯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个指标体系本身它是合理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会更加完善。
第三点就是可读性，有受众。这是一本学术书，但是图文并茂，而且我们专业人士，关心城市建设发展的人肯定会看。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
如何更加完善这本书，今天我还提点建议。这本书现在包括三个维度的指标，经济、社会和环境，这当然很好。但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了，过去我们国家一直关注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开始关心文化了。
指标体系中现在把文化放在社会大项里面，尽管也有文化，但是文化它没有作为一个支柱性的东西凸显出来。我建议把文化拿出来，单独变成第四个大项。也就是说，把三个维度变成个四个维度，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分析和解读。比如北京雾霾，有可能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城市规划的问题。所以光有指标还不够，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分析和解读。
张仲梁
云河都市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牧之的报告，还有“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发表了感悟、观点和建言，振聋发聩，到现在还余音绕梁。结束以前把今天的精彩再回放一下，我讲几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牧之报告主题所讲的集中与分化的趋势，集中和分化就是城镇化发展到今天走过来的道路，我相信也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集中势不可挡，分化也是无可奈何。
周牧之讲的DID，以及对DID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之间的相关分析。给我感悟最深的是他讲DID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跟环境质量、生态的直接关联都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不要害怕大，不要害怕密。确实这是对城镇化发展逻辑、发展规律的一种崭新认识。
我想跟大家回顾的第二个画面是大家对报告的肯定。杨伟民主任讲这套指标“意义非凡”，是对中国城市的一个体检报告。邱晓华把这个报告概括成为是见证，是记录，是成绩单，也是诊断。胡存智部长讲这个报告，认为最难处理的数据的权重问题，也处理得很好，把数据的分布做得既简明又直观。胡部长还讲这套指标的一大特点是对城市发展水平、发展方向的评估。杜平提到数据来源的特点，既有统计数据、网络数据、还有卫星遥感数据，特别提到不要让这些特点埋没了，数据的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报告的独特性，所以今后要强调数据的独特性。
同时大家还肯定了报告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徐林司长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可以不喜欢城市大，但是不可以忽视大城市。
这个报告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概念、逻辑和观点，使得指标和数据更有意义，的确这里面有牧之的思想。
第三个画面，大家对报告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实际上这一点徐林一开始就讲了，现在可能还不完美，但正是因为不完美我们才需要继续往前走，真的完美了也就到此为止了，也就不需要在这开会了。所以大家对怎么走向完美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
特别是杨伟民主任的意见非常客观，也讲得非常好。他建议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明确为检验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他讲了要如何推动城市走向高质量，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指标，挖掘具有时代性、科学性、逻辑性、可行性的指标，他还特别讲到要关心体制和改革意义上的“高度”、“温度”、“湿度”等。这些对我们非常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邱晓华讲到要多考虑数据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提到要考虑一些风险关联指标。胡部长讲到加强分析，特别是还要深化对城市群的分析研究。
杜平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结构和数据的特点，李昕提出研究城市要赋予城市生命体的概念。
徐林、穆荣平都谈到，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一些体现成长性的动态指标。荣平的观念我一直比较赞成，简单简单再简单，人口的净流入加上人均收入。
我自己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搞一期关于“人的城市化”主报告。我们都是从农民变过来的，农民变市民的速度太快，现在很多人生活在城市里，思维和生活方式却还是农民。其实人的城市化才是最重的城市化，我们现在人本身的城镇化远不如我们政府口中的城镇化，或者政府文件里的城市化。
第四个画面大家围绕如何用好“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赵启正主任讲要积极向市长们推荐，让市长们用起来。杨伟民建议可由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荐，可以给需要的城市开出高质量发展的“体检报告”。同时还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评价，向上覆盖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评价。
周其仁、邱晓华、胡部长都讲要通过更一步做好解读和分析的工作，让更多的人理解它，让更多的城市用好它。
周其仁还讲给别人东西的能力是城市的价值所在，更是城市的未来所在。这让我想起来一位思想家的一句话：对于会思想的人而言，思想的响应就是你的新财产。
该文发表在2019年12月19日的中国网上
如何打造生物医疗科创高地？ 百位大咖云集广东中山把脉论道
12月，“第十四届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2019年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现场，高朋满座、大咖云集。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黄武，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理事长晓萌等嘉宾出席颁奖大会，强伯勤、赫捷、孟安明、孙颖浩、董晨、顾东风、王松灵等十多位医疗卫生领域的院士出席会议。现场还有来自国内外的医药学领域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共计 60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作为论坛的重磅活动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院士，全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佳，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中山市常务副市长杨文龙等嘉宾围绕“构建湾区创新共同体”展开高端对话。
“健康中山” 迎生物医疗产业
发展历史机遇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支持中山推进生物医疗科技创新”是重要抓手之一。
中山市常务副市长杨文龙介绍，中山市于1994年获得国家颁授“国家健康产业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向着中山第四大的产业集群迈进。今后，中山将重点在三方面发力：首先，建设国际生物医药合作创新区；其次，为企业药物研发、医药和药品器械制造、医药成果转化提供支持；第三，中山正积极创办中山科技大学、积极推进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来中山合作办学。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指出，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而言非常重要，“位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中山市，发展健康医药产业既有历史渊源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发展医疗健康产业
促进交流经济腾飞
有了清晰的定位，中山应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周牧之提出，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将来如何能在中山转化落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搞科研的人不一定能搞企业”，如何才能将这样好的医疗发展机会和机缘落地中山？周牧之认为，需要一批有全球视野的“产业保姆” 来助力转化落地。“中山目前在医疗领域还不算前沿，还有巨大空间需要冲刺”。周牧之运用云河都市研究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发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分析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用脚投票”的时代，步入21世纪后，中山市的人口增加了近百万，而且未来，人口还会继续增加。随着医疗产业的发展，聚集起来的人群，与此前靠制造业发展而聚集起来的人群，在诉求上将会有巨大的差异。
周牧之运用指标分析指出， 2018年全国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实现了中国四分之三的货物出口，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跻身制造业辐射力前30位，中山市排名第13位。周牧之强调“在全球产业链大爆发的交易经济时代，中国的沿海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规模增长了9倍，中山市也可谓战果辉煌。”
但是，从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制造业辐射力相关关系分析来看，制造业辐射力与医疗辐射力的相关关系并不高。周牧之认为，这是因为制造业相关人群对医疗服务的诉求不高导致的。
与此相反，IT产业辐射力与医疗辐射力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周牧之认为这是IT产业相关人群对医疗服务的诉求较高造成的。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好的医疗服务水平就不能满足IT产业人群的需求，也无法真正发展好IT产业。
周牧之运用指标进一步分析指出，2018年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拥有全国70%的IT就业人数和93%的主板（深沪港）IT上市公司。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城市中只有深圳、广州、珠海3个城市跻身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中山市屈居第50位。
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巨变
IT产业发展滞后城市要猛醒直追
周牧之强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变，领跑者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转变成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与其在制造业发展的辉煌成绩相比，IT产业发展滞后的城市需要猛醒直追。”
在医疗产业与IT发展已进入强相关的时代，发展医疗产业有望带动更多交流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独有偶，IT产业辐射力与餐饮酒店辐射力、文化体育娱乐辐射力更是达到了“完全相关关系”。周牧之指出，“发展交流经济需要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这就需要更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比较制造业辐射力、IT产业辐射力与城市功能的相关关系差异还可以看到，在城市交通枢纽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最注重集装箱港口的条件，而IT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国际机场的支持。
杨文龙对此表示，“深中通道开通后，中山到深圳机场仅需20多分钟，深圳机场就在我们眼前，中山在1个半小时可通达珠海、澳门、香港、广州、深圳5大机场。”
在本次论坛上，中山市人民政府和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共同签订了《建设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会址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山成为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永久会址。这将给中山建设国际生物医药合作创新区，打造国际医疗高端合作大平台带来重大的契机。
（会议图片由王保胜摄影）
该文发表在2019年12月13日的中国网上
一图读懂全貌！中国298个城市综合实力大比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日前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分析并展示了全国29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表现，并且首次公布了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排名的全部名单。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由总计178组指标构成。785个数据支撑由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大项、9个中项、27个小项组成的3×3×3指标结构。由统计数据（29.2%）、卫星遥感监测数据（30.8%），以及互联网大数据（40%）构成的数据结构为对城市的全面评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连续３年蝉联综合排名首位
与2016年、2017年相同，综合排名前５位的城市依然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首位的北京，在社会大项排名上占压倒性的优势，社会大项的3个中项指标，地位与治理、传承与交流、生活品质均获得全国第一的佳绩。由于空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在环境大项上的表现也得到了提高。
综合排名第２位的上海，经济大项排名稳坐全国首位。环境大项的空间结构中项指标也荣登全国第１位宝座。
综合排名第３位的深圳，环境、经济、社会３个大项分别排名全国第１位、第３位和第８位，相对保持均衡协调发展。
综合排名第4位的广州，社会大项排名深圳之前。第5位的天津，环境较2017年有一定的改善。杭州比2017年前进了一位，排名第6位，重庆却相应后退至第7位。成都从2017年的第10位上升至今年的第8位，南京连续3年维持第9位。武汉时隔一年重返前十排名，苏州却从2017年的第8位跌落至第11位。
298城市综合大排名
城市发展迎“无废”时代 描绘美丽中国愿景
城市发展迎来“无废”时代
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每年新增固体废物约100亿吨左右，“垃圾围城”成为部分城市面临的严峻挑战。提高城市生活的品质，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刻不容缓的议题。“无废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近日，在长沙远大城举行的“第四届亚太低碳论坛（ALC）”上，一场聚焦“无废城市”议题的平行分会吸引了诸多目光，来自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的专家普遍认为，实现“无废城市”应当从城市评价指标、空间规划、能源结构、交通布局、建筑建材革命等多角度入手，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来推动。
1. 新型城镇化：“无废城市”推广势在必行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方案指出，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作为“无废城市”平行分会的主持人，在阐述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时指出，从1980年到今天短短近40年，全球人口净增长25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117个，其中1/3在中国。这117个城市新增人口超过6.3亿。所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何安排好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周牧之认为“无废城市”这个概念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中国的城市管理水平还亟待提高。ITDP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中国区主任刘闰辉提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城市公交系统的人口覆盖比例是重要指标。例如，北京的地铁系统可以覆盖大约60％的人口，而有的大城市地铁系统只能覆盖不到20％的人口。“这说明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分裂，一个突出问题是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和人口之间的不协调、不对等。”刘闰辉认为，对城市空间不够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也属于一种浪费。
五矿地产总经理刘波用数据指出了“建筑垃圾”的危害。目前建筑垃圾已经占到我国城市垃圾总量的30％到40％，2020年将达到30亿吨的新峰值。而我国建筑垃圾的利用率仅有5％左右，欧盟是90％，日本则高达95％，差距明显。此外，尾矿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行‘无废城市’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
2. 实现“无废城市”指标评价应先导先行
那么如何才能从顶层设计着手，真正实现“无废城市”？
周牧之认为，首先需要对城市的发展进行科学系统地“体检”。城市发展早已告别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应从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但面对一个体量庞大、千变万化的城市，其发展的长处与短板，又该如何去认知呢？
周牧之认为，由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开发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该指标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出发，每个大项下面又分别分为3个中项和3个小项，以3x3x3的立体结构，构成对于城市综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将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置于环境大项的三个中项之一，城市结构是否紧凑、交通网络是否合理、城市设施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准等考核项均涵盖其中。用这套指标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综合排名后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得好，环境排名却不尽如人意，这是未来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课题。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还着重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问题。2016年北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长了2.6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近2.3倍，“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45％。”这也显示出中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如果将北京与东京进行对比分析，2016年北京人均GDP是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东京的2.1倍，单位GDP能耗虽然已经下降了45％，但还是比东京都市圈还要高出6.4倍。周牧之表示，日本在“311大地震”之后，基本停止了核电的使用，但还能保持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不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横滨位于东京都市圈，也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因垃圾减量政策收效明显。2018年，7座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中两个被废除，一个停产。该市还提出了“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口号。京都府和东京都也有同样的雄心壮志，计划以2050年为目标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与东京和京都等城市相比，北京还存在着巨大的降耗潜力，周牧之认为，“通过对标比较，我们可以找到差距，更好地改进和提升。”
3. 交通、能源、科技、建材…… 全面助攻“无废城市”
建立“无废社会”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目标。如日本提倡推进建设循环经济社会，欧盟委员会发布了“迈向循环经济：欧洲零废物计划”等措施。
在交通、能源和科技、建材等各相关领域，国内的领军企业和行业专家都在为“无废城市”探索解决方案。
刘闰辉提出应当以TOD的方式来对城市进行开发。具体而言，可充分对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空间进行开发和利用，既提升交通系统的效率，又增加开发强度和效益。“让老百姓享受到便利，从而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活品质。”
“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日益兴起，颠覆性创新日益出现，如果没有绿色理念，将非常危险。”科技部原副部长、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张景安强调说，智能化和5G技术是下一轮大国竞争的焦点，目前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将绿色发展的理念与这些创新技术紧密结合，共同缔造“无废城市”和美丽家园。
刘波认为，建筑业也势必将迎来革命。首先是材料上，例如由远大科技集团研发的不锈钢芯板，能将建筑物的耐用年限提高到上千年，从而彻底消除建筑垃圾；其次是建造方式上，装配式建筑和3D打印将成为未来建筑的主流。材料和建造方式的双重变革，将为彻底削减建筑垃圾提供极佳的解决方案。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Kamiel S·Gabriel介绍了加拿大“变废为宝”的经验。多伦多每年通过固废发电可减少几十万吨固废，发电产生的热能还可用于房屋供热。同时，教育也是助推全社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因素。
4. “无废城市”的微观样板：远大城
长沙“远大城”不仅是先进的科技产业园，更是“无废园区”。远大科技集团总裁张跃介绍说，整个园区处处践行“绿色环保、减排无废”的理念。集团研发的可用上千年的高科技芯板、非电空调等材料设备用于园区建设，园区内种植的蔬菜全部施用有机化肥，甚至连园区内的洗手液都是用食用碱调配。集团的员工都厉行节约，用餐时连一粒粮食都不会浪费。员工们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这个地球，为子孙后代的未来。在远大城工作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行为，有朝一日都会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样板。
本文发表在2019年10月28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中国日报网、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台湾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周牧之：发挥人才优势 用交流经济和对外开放促城市发展
“亚洲城市2050：高质量建造与可持续城市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建造4.0国际创新论坛”近日在长沙召开。来自日本、加拿大、荷兰等多国的绿色建筑、能源、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展开研讨。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题为“交流经济与国际化：中国城市发展下一程”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城市发展主要动力已经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向以IT行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转变，要适应这种转变，关键是要发挥人才的作用和价值。
1. 从交易经济向交流经济转变
此前，由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撰并发布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作为指标专家组组长，周牧之运用这项指标的研究结果，展示并分析了中国城市在交易经济与交流经济上的不同表现。
周牧之表示，交易经济指的是全球产业链大爆发所带动的工业贸易。“这场大爆发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频共振，造就了中国出口经济的蓬勃发展。”周牧之指出，2018年，中国的出口额规模达到2000年的10倍，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结果显示，在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制造业辐射力（即城市制造业对外部服务程度的指数）排名前30位的城市，在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占比高达75%。从这些城市的分布来看，多为沿海城市。周牧之强调，在全球产业链大爆发的交易经济时代，中国能成为最大赢家，与沿海城市的开放程度之深息息相关。但遗憾的是，此次会议主办地湖南长沙没能跻身前30位之中。
2. 人才是根本
周牧之表示，长沙拥有一批全国985和211高校，高等教育辐射力全国排名第7位，良好的教育资源为这座城市积累了丰厚的人才资源。长沙凭借全国排名第15位的R&D人力资源，缔造全国排名第12位的主板上市企业，全国排名第11位的创业板·新三板上市企业，展现了很强的创新创业精神。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测算结果显示，长沙的文化大师指数全国排名第12位，奥运冠军指数全国排名第 8 位，文化体育娱乐辐射力全国排名第12位。周牧之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长沙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湖南人争强好胜、“好玩”与“会玩”的个性。
3. 用进一步的开放决胜未来
周牧之说，湖南最大的资源就是人，但是湖南人需要见世面和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曾国藩将湖南人从沟里坝里带出来在全国征战，让湖南人见到了世面，激发了活力，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在近现代史上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湖南人是那种给你一点阳光就灿烂的族群。
周牧之最后强调，今天，国际化就是湖南人最需要的阳光，如果湖南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推动与国际的交流接轨，湖南人所迸发出的潜能一定会成就长沙更大的繁荣。
该文发表在2019年10月18日的中国网和中国日报网上
为什么说都市圈政策恰逢其时？
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以高质量的城市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重大。2019年6月，在一场以“开放与创新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围绕如何培育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做了专题报告。
1. 都市圈的概念和由来
究竟什么是“都市圈”？来看看周南副司长给出的权威解释。周南指出，“都市圈”可以理解为以特大、超大城市或者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城镇数量较多、人口密度较高，相互联系紧密，同城态势明显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周南首先介绍了国际上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都经历了从一个城市慢慢发展成为都市圈的演进过程，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是在所在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相继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包括周边区域，大概面积在1.2—2万平方公里的都市圈的。
周南以列表介绍称，东京、巴黎、伦敦等超大都市，都是以不足5%的国土集聚了所在国大概20%左右的人口和30%左右的经济总量。“都市圈既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各类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都市圈的发展是国际经验。”周南表示。
再看看国内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将近60%，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周南指出，“大体上，每年增长出的城镇人口，相当于每年多出一个广州市。”城市数量也从不到200个，增加到67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万平方公里增加到5.6万平方公里，增加了大概有八倍左右。
在这样大背景下，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都市圈的探索。周南介绍说，比如说杭州、厦门、西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意见》中提出，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应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周南认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需要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建设统一市场、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六个方面下功夫。
2. 以东京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为例
注释产业协同发展
都市圈的建设不是土木工程的扩张，更重要的应该是体制机制上的建设。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相互连通，也需要产业上的协同合作，加快形成统一的市场。
周南强调，都市圈的本质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地域，城市功能互补、特别是产业协同发展是都市圈的重要动力。国际上著名的都市圈无不形成了合理有序的产业分工格局。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周围三个圈层城市经济协同发展、合理布局的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中间是核心圈，有一个大概十公里半径的核心区，主要是高端服务业、金融保险、总部基地。日本超6成的资本在一千亿日元以上大公司都在此核心圈之中。
第二圈是半径为五十公里的范围，以通勤、物流、轻工业为主，主要和第一圈层配套，同时还在东京湾周边还配置了重化工业和能源基地主导的产业体系。
第三个圈层，则是都市圈辐射带动区域，主要是60-160公里半径的外围区域。
对比来看，我国目前都市圈区域内的城市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周南指出，首先，基本上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城市的产业功能和产业的构成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一样，我有的你也有，你们没有的，我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沟通的动力，所以很难形成互补的格局。”
3.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都市圈成熟的标志
除了产业同质化严重、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互补格局之外，都市圈内中心城市和周边外围城市的相互交流和互相投资也远远不够。
周南依然是举出了日本的例子。外围的三县一天与东京都的交往人口达到291万人次，但是我国的都市圈内城市间人口的往来的还是很少的。同时，71%的中心城市和周边外围城市互相投资不到五十个亿，“大家都觉得没有吃饱，所以想辐射带动也有心无力。”周南指出。
此外，在都市圈内进行民生公共服务及生态环保上的建设，也是重点任务。周南指出，这两项任务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需要讨论成本分担机制的问题。“所以能不能做到公共服务的空间共享，能不能做到生态空间的共保共治，是都市圈是否成熟的标志。”
周南在演讲中总结到，成熟的都市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不能急于求成，从国外经验看，至少需要经历二、三十年。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也是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课题，《意见》是今年才出的文件，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不断完善。“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地把这个事情做好。”
总之，都市圈的发展是恰逢其时，“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都市圈会成为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抓手和支撑点。”周南指出。
4. 为什么是都市圈政策?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国的城市发展历经了一个又一个阶段。18年前，举国还在谋划“小城镇大战略”之时，有一位专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谋求大城市群、大都市圈的发展道路。18年后，伴随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崛起，以及新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似乎都在印证18年前这位专家的先见之明。他就是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周教授再次对都市圈政策作出了精彩论断。
周牧之首先用详实的数据注释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城镇化的表现。2016年，中国的GDP、人口、实际城区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增长或扩大到2000年的4.2倍、1.1倍、2.8倍、2.9倍，但是人口高密度集聚区（DID）人口同期却只增长了20%。“与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区实际面积的扩张，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大相比，高密度集聚人口的增长缓慢。土木建设先行的土地城镇化，造成中国城市普遍存在大规模的低密度扩张现象，拉低了城市的发展质量。”
“解决过去急速城镇化留下的问题，都市圈政策的推出非常及时,”周牧之强调。
5. 与国际四大都市圈对标
继而，周牧之将中国的四大都市圈和国际上的四大都市圈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东京都市圈的GDP是上海2.8倍，巴黎的人均GDP是深圳的3.8倍。但是，上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巴黎的21.2倍，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更达到后者的27.2倍。周牧之指出，“在城市结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上，中国城市与国际先进大都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周牧之还进一步将北京和东京都市圈在相同尺度下进行了对比分析，北京的行政区划面积比整个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都要大，但是常驻人口却只有东京都市圈的60%，GDP规模也只有东京都市圈的3分之1，而碳排放总量却达到东京都市圈的1.2倍。人均数据的比较更加惊人，人均GDP北京是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人均碳排放量却是东京都市圈的2.1倍，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更是东京都市圈的4.7倍。
虽然人口数量比东京都市圈少，但是北京在能耗、碳排放量等数据上的表现却远不如东京都市圈。周牧之指出，“亟待通过都市圈的政策，提高中国城市的发展品质和国际竞争力。”
6. 从DID看什么是都市圈
周牧之认为，都市圈有三大要素：首先，它一定是通勤圈；第二是有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第三是有发挥中心功能的中心城市，对周边有辐射力，特别是具有国际交流平台的能力。
一说到“人口高密度”，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不足”等各种负面印象。周牧之指出，其实这其中存在较大的误区，亟待公众改变认知。
为更好的解说都市圈，周牧之抛出了“DID人口”这个概念。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即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人口高密度集聚区。周牧之说，“人口高密度集聚区的质量和规模，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
周牧之团队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DID人口指标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9个中项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经济大项的城市影响、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三个中项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2、0.91、0.91，都呈显“完全相关关系”。DID人口与社会大项的传承与交流中项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呈显“完全相关关系”。其与社会大项的地位与治理、生活品质两个中项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5和0.83，呈显“极强相关关系”。DID人口与环境大项的空间结构中项相关系数也达到0.82，呈显“极强相关关系”。但是，DID人口与环境大项的环境质量和自然生态的相关系数却只有0.32和0.05，相关关系微弱。
7. 高密不等于过密
DID人口与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高度密切相关。周牧之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北京人口密度最高的西城区，每平方公里3.8万人；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黄埔区，每平方公里5.9万人；东京人口密度最高的丰岛区，每平方公里2.4万人；纽约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每平方公里10.9万人。周牧之指出，“这些地区都是这些城市里经济活跃和税收极高的好地方。当然并不是所有高密度集聚地都是好地方，例如贫民窟问题，因此高密不等于过密，过密也不等于高密。”
周牧之认为，“所谓过密，只不过是相对管理能力和社会资本投入严重失衡的密度。人口密度不可怕，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有效治理。”
8. 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2018
周牧之在讲演最后部分介绍了云河都市研究院用“城市地位、都市圈实力、辐射能力、广域枢纽、开放交流、商务环境、创新创业、生态资源环境、生活品质、文化教育”10个大项构建起来的《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
周牧之团队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研究显示，GDP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GDP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GDP总量的43.5%。
DID人口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DID人口总数的22.8%，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DID人口总量的43.2%。
货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
入境游客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入境游客总数的43.8%，排名前30位的城市，占据全国入境游客总数的70.4%。
主板IT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占到全国主板IT上市公司总量的76.1%，排名前30位的城市，囊括主板IT上市公司总量的93.2%。
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数量排名前3位的城市，占据全国总量的66.7%，排名前28位的城市包揽了世界500强入围的全部中国企业。
周牧之表示，“凡此种种显示，中国城市的中心功能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中心城市，而且越高端的功能其集中度越明显。因此，培育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是中国决胜城市国际竞争时代的重要法宝。”
周牧之认为，都市圈政策的要义首先在于优化高密度集聚的人口，做大做强做优人口集中地区（DID）；第二是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互动发展格局；第三是强化都市圈的辐射力，特别是国际交流的平台能力。“这也是编制《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的核心思想。”
最后，周牧之发布了《中国中心城市＆都市圈发展指数2018》综合排名，北京、上海、深圳位列三甲，广州、天津、成都、杭州、重庆、南京和武汉排行4到10位。
该文发表在2019年7月3日的中国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