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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发展要聚焦提高城市的发展质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都市圈政策正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发展研究专家、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日前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近30年来，周牧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相关调研，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给予了持续关注，这一经历也使他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理解尤为深刻。

　　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意见还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1. 城市化进程应势推进

　　20世纪90年代末，周牧之参与了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一项关于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国际研究项目。2001年，周牧之发布了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同时还成功预测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将向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集中，形成三个大城市群。

　　根据周牧之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的三大城市群GDP和货物出口分别占全国39%和68%，吸引了全国63%的外来人口流入，集结了全国35%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培育了全国54%的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人口密集地区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5000人的地区。
　　周牧之还曾参与过世界上最大的湾区——日本东京湾再开发的多项研究和规划。他表示，和日本一样，大幅增长的出口和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引擎，这在中国入世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
　　2000年至2016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3倍，人口增长了10%，市区面积增长了1.8倍。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却只增长了20%。
　　周牧之认为，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扩张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

2. 城市繁荣条件因时而变

　　除了从整体上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周牧之还从城市个体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评价。
　　周牧之还担任着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职务。作为一家专注城市发展的国际智库，自2016年以来，他带领的研究院团队已连续三年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

　　该指标由环境、社会、经济三个大项，9个中项，以及27个小项构成“3×3×3”金字塔结构，立体地评价和分析了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大数据、统计数据和卫星数据等大量数据，对复杂的城市状况进行全方位定量化和可视化分析，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树立起一套“数字化”的标杆和参照系。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了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这30座城市贡献了中国近75%的货物出口总额。

　　报告还公布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福州、济南、西安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
　　周牧之指出，IT产业辐射力向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收敛的程度更甚于制造业。这30座城市培育了93.2%的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80%的IT产业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91.8%的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集聚了69.9%的IT产业就业人员。

　　他还指出，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许多并未进入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榜单，这是由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的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云河都市研究院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对制造业辐射力和IT产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人口密集地区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分别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周牧之进一步阐述，在城市交通枢纽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注重集装箱港口的条件，而IT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国际机场的支持；在城市的开放交流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与货物进出口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与IT产业发展相关性最强的是国际会议；在城市辐射力方面，与IT产业发展相关度最高的是餐饮酒店辐射力，而制造业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要低得多，这也表明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不仅如此，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要低很多。

3. 敞开大门 迎接变化

　　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作为交流经济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这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也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周牧之表示，随着世界迎来交流经济时代，城市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剧变。对此，他建议，中国需要优化中心城市的中心功能、城市结构、人口素质，打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圈，引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他强调：“中国应该更进一步敞开大门、全面开放，因为开放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关键。”

该文发表在2019年4月19日的中国网上

究竟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阶段，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也“汗牛充栋”，那么，究竟什么要素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近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采访了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DID、辐射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应该成为重要的“牛鼻子”。

1. 吃得好究竟是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分析，在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几乎垄断了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的93.2%，IT产业中小企业版上市企业的80%，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的91.8%，IT产业就业人数的69.9%，IT产业向上位城市集聚收敛特性之强烈令人着实震惊。

　　对于IT产业的发展而言，城市的什么要素最为重要？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云河都市研究院分别对IT产业辐射力和制造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DID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在IT产业辐射力与诸多产业辐射力的相关关系中，相关度最高的竟然是餐饮酒店辐射力，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恐怖的0.9，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关关系”。
　　“吃得好”竟然如此重要！周牧之解释说IT产业是典型的交流经济，收入高、见识广的IT产业主导者们大多“好吃”，“吃”本身无疑也是他们“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周牧之还举了一个自身的例子，他自己在波士顿时，经常会驱车数百公里到纽约，仅仅为了一碗面。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是IT产业辐射力最强大的前7位城市，这些城市无疑都是中国的美食之城。吃得好是城市发展交流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生产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制造业辐射力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竟然大幅度地下降到0.68。显然，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

　　除了餐饮酒店因素外，两大行业的相关因素差异也特别大。对城市的交通枢纽而言，制造业是“港口优先”，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绝大多数是沿海城市。相反IT业则是“机场优先”，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机场便利性。

　　对于城市的开放交流元素而言，与制造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是货物进出口。相反与IT产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竟然是国际会议。
　　为什么制造业辐射力与IT产业辐射力的上位城市名单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两个产业与城市各类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大相径庭呢？
　　周牧之给出了答案：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差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更多针对的是物，以物的生产为起点，以物的交付为终点，周而复始，可预期、可标准化；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则不同，以人的交流为起点，以碰撞火花为中点，以内容为终点，随机性强、个性化明显。
　　周牧之表示，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以制造业供应链全球扩张为背景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巨大的市场前景，成为交易经济的最大玩家。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可能成为“桎梏”，因为交流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繁荣的条件已然剧变。
　　周牧之表示，新一轮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国际化、更好的城市服务、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优秀的人口素质。因为交流经济最大的载体是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与人的交流。而高效率的交流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随机偶遇的智慧碰撞，以及便捷可达的沟通场景。国际大都市在交流经济中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以动辄上十万人工厂的富士康为代表，制造业当然也需要人的集聚，但那仅仅是物理上的集聚，是为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集聚。它既不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更不需要智慧的碰撞。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要低得多。
　　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的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纽约、东京、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这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2. 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不要做大做强领头羊？

　　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局面，那么在城市高质量发展问题上，究竟应该做大做强领头羊，还是应该多点全面开花？
　　回顾历史，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逆城市化政策，再到小城镇发展政策，直到近年才明确了以城市群作为基本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认识到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作用，但是对高密度人口集聚的积极意义仍然缺乏认识。
　　好在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专门提到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通知指出，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宜交流经济发展呢，是否高质量发展呢？周牧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那就是DID。
　　2018年12月27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全方位的量化评价。其中应用DID这一概念，揭示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各类指标表现之间的规律，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报告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DID），并将DID人口与城市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品质高度相关。
　　周牧之解释说，实际上，DID人口规模越大、结构越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社会治理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也越强。
　　报告数据也可以说明问题。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然而在GDP增长3.3倍，市区面积增大1.8倍的情况下，DID人口却只增加了0.2倍。这说明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膨胀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同时，报告的数据还指出在这一期间，中国的CO₂排放量也增加了2.1倍，显然，这一阶段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周牧之强调说，中国亟待提高城市的DID人口规模、优化DID结构，特别要通过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3. 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是否必然带来大城市病？

　　大家经常诟病“大城市病”，涉及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诸多“症状”。这也引发了究竟应该“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争论。
　　在周牧之看来，“大城市病”的内在逻辑是缺乏“城市智力”，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表现与城市治理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空间规划只是一个环节，还有基础设施水平、财富分配、交通组织、能源组织、生活组织、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城市智力水平的具体体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都存在大城市病，例如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很大，也面临着严峻的贫民窟等问题。
　　但周牧之认为，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并不必然带来大城市病。例如，东京大都市圈在1000万人级别的时候，“大城市病”非常严重，但是，今天其人口规模达到3800万，“大城市病” 却大多得到很好的治理。
　　周牧之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多情况下，高DID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例如东京大都市圈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报告从人口、GDP、二氧化碳排放量、PM2.5等方面的表现，对东亚两大都市圈：北京都市圈（北京市域）和东京大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表明，北京的市域面积约为东京都市圈的1.2倍，常住人口和DID人口都约为东京都市圈的60%，北京的GDP大致只是东京都市圈的三成，人均GDP也还只有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北京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东京都市圈的4.7倍。结果导致，人口规模和GDP规模都远低于东京都市圈的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前者的1.2倍。

　　周牧之指出，由此可见，与东京都市圈相比，北京亟待通过落实都市圈发展战略，优化城市DID空间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活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周牧之还强调，DID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相关性是极强的，虽然会给环境生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在2019年4月15日的中国发展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