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述评】李昕：如何认识与评估城市发展

　　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迅速发展，尤其人口激增导致的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困难等诸多的“城市病”突显。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更是如此，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现有学科的专业边界或极限。倘若从任何单一的专业角度去研究城市问题，都似盲人摸象，只是能看到城市的一个侧面。例如从经济学角度看，目前的中国大多数城市密度太低，规模还不够大，应该增加密度，扩大规模，应该按市场规律，让要素更易集聚。这样，经济发展尤其知识经济发展效率会更高，没有必要甚至也没有可能控制住城市人口的规模。这种判断从经济学角度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城市全面发展的综合视角出发，尤其对城市管理者来说，考虑城市安全、宜居性等其它问题时，这个说法又未必全对。所以，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规律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规律。

　　城城市是有生命的，具有复杂性的同时还有其自组织性。生命体都具有自适应性（自组织性）和系统性的基本特征，这是与非生命的根本区别。城市的组织结构和演化发展过程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若非要试着给一个定义：城市发展演变就是建立在复杂的自组织和系统整体开放基础上的空间运动，其结果是促使城市功能、人口结构、空间和形态不断地发展和系统地组合。通俗讲可以理解成为城市的系统整体性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叠加。

　　因此在分析研究城市问题时，仍按常规思路“机械还原论”的方法，即把一个复合的问题简单分解为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然后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头研究分解之后的那一部分，显然就会屏蔽了城市系统的自适应性，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会有偏差。例如近20年来大城市出现的交通问题、大气污染问题、尤其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问题等，都现实演绎了一种政府政策实施或引导与城市自适应性之间的对立或矛盾。换句话说，任何一项规划或政策的实施，都必然会对与其相对应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他方面产生大小不一的影响，往往与我们的预期有一定偏差，甚至是相反的结果。

　　由此可以判断，目前城市问题研究已不再是过去城市规划从业者所能独立解决的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一定是跨多种学科且需要在一个共同开放的平台上进行探讨，必须是诸多专业拿出全部力量来配合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还需要从实证分析和经验判断更多地走向工具理性化、或者数值模拟化。或许也是国际研究一个趋势。据我所知，英国剑桥大学建筑系的城市建设规划研究，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想借鉴北京2008年奥运搞的城市空气污染控制决策支持系统，建立一个城市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的决策支持系统。

　　非常值得欣喜的是2016年，由杨伟民主任领衔首席专家、周牧之教授、徐林司长主持，历时四年多研究开发完成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正式发布。由跨多种学科的中外专家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城市发展最新理念，经反复研讨构建了以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确立以生态优先、重视经济发展质量、追求社会服务均衡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综合评价体系。而且这套指标体系是开放的，并针对发展需求，可以不断调整完善设置。例如指标数量从2016年的133项，2017年增加至176项、2018年确定为178项。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利用具有实际价值的统计数据、卫星数据与地理的空间数据，对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入偏差值（与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反映每个城市的各项指标与所有城市均值对比后的水平，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城市发展状况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从而既可看出我国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也能揭示出同一个地区或城市群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分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与存在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的预见。

　　我认为，指标的量化不仅可以反映城市的特点、同时更能反映城市规划及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从问题出发考虑城市发展战略。以日本为例，2010年东京独居老龄人口达到6.2万户，65岁以上独居老人达到8.4万户，东京已是一个超级老龄化社会。对此，东京将人口结构变化及其衍生的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安全等相关需求和问题紧密挂钩，制订出一套稳健的应变策略，提出了超高龄社会的都市样板目标。这与目前国内城市规划编制中人口研究例如千人指标配套相比，对城市分区规划编制具有更大实践指导意义。像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进行城市更新再造时，也重视考量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

　　城市规划除需要重视对指标进行量化外，我与牧之教授讨论过，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编制制度，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需要制定利益相关方能够有权参与的公众听证程序，充分讨论各方利益，达成彼此间的相互协调。虽然，这样协调会带来部分工作效率的损失，但充分的沟通协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政策与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市民的可接受性，最大可能地减少因政策失误引起的公正损害，这一点以往在我国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往往被忽视。

　　最后我还想表达一点：城市是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结构有机融合的四位一体，每一种结构不可能孤立存在。不是所有城市问题都能用指标所能涵盖，比如城市还有空间形态美学等感性要素。真正解决城市问题，应当充分认识城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化，考虑各城市发展自身特点与现状，以及城市更新改造的需要，将空间结构布局，有的放矢地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相结合，本着“中西医结合”宗旨，整体、辩证、由表及里、标本兼治地去编制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以期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