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

为此，我下意识地翻阅起了尘封卅年的日记，终于，在1980年11月29日这天，日记中写到，下午我陪湘潭市文联一位干部，到了中央党校，在见到市委宣传部长郭畏三之际，也见到了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

这说的是周健明。我日记中写到：周显得三、四十岁，没料已过五十了。看不出。在党校晚饭后，方返。周说他年轻的秘诀就是多笑、多睡，倒也有点意思。

就这么寥寥几句，记录了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为什么这么谈自己的“秘诀”，是因为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头发竟白了一大片，未老先衰，且不苟言笑，背负有太过于沉重的过去，他才设法劝导我？

我知道他是我久已仰慕的大作家周立波的长子。少年时代，因为生活在湖南，凡是周立波的作品，我是一篇不拉地看上几遍。对“文革”中周立波的遭遇亦很为之痛心，待我出狱后，周立波却已过世，未曾见上一面。周健明也是作家，不久前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部长篇《湖边》，却不料他如此善解人意。

也许，他与郭畏三在一起，知道我出狱不久，还留了条尾巴，仍在申诉中，同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不顺，曾被泰兆阳高度评价的一部长篇，却被人扣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实在叫我心情不好。

不过，我日记中写下这话，说明我很在意他的劝导。多笑，在我并不难，胸怀坦荡，自然笑得出来，以至以后朋友们都说我每每笑得象个没肝没肺的孩子一样。确实，没几年，我的头发全变黑了，60岁之前，几乎一根白发也找不到，对比30岁的照片，那一片白色竟不知上何处去了。至于多睡，迄今还是很难做到，尤其是一度出国后，连午睡也没了。失眠的时日，不在少数。

后来，健明还亲自上我当时改稿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我几回。虽然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却仍让我很感动。虽说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多少人平了反，可我这留了尾巴，多少还有几分自卑，只是埋头写作，不愿受人家的白眼，淡于与人交往。

而他的关心，总使我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毕竟，他在省里，而我在湘潭市，还隔了一层，这份关爱，当然有同属文联系统的关系，但我始终还有些疑惑，毕竟我当时还不是什么名家，这种关爱，仿佛有点过了，除非有别的原因。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过来。我是1976年8月，因为“传播政治谣言”而被立案审查的，不久，毛泽东去世了，一个月后，“四人帮”也倒台了，可我仍隔离在韶山灌区。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熊清泉，为我打抱不平，专程去看了我，告诉我，毛泽东说的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的话，已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不再是“政治谣言”了。临别，还与我紧紧握了手。我还满怀希望，没几天便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我很快被转移到了湘潭近郊的一处防空洞里，大概是不让熊清泉找到我。又没多久，竟升了级，被刑事拘留，戴上手铐押进了看守所。当我百思不解之际，提审的来了，提审人是行署文化局的一位局长王映莲，追问我当时与熊清泉握手长达多少分钟。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局长，是刚刚上任的湘潭地委王书记的老婆。王映莲我是早认识的，因为我在市文化局，为下乡到茶陵当知青、精神一度失常弟弟调回湘潭找过她帮忙，而她丈夫当时则是茶陵的县委书记。

不久，熊清泉被免去了湘潭市委书记一职，给打发到了边远地区零陵。在看守所，一度没人理我，“谣言”不再是罪名，“反动小说”也不提了，到“双打”运动，又押出去批斗了几十场，罪名是为反革命、叛徒什么的闹翻案—“文革”中，我仗着自己笔杆子还行，为不少人写过申诉书，有几个还真申诉得值，遣返回乡后又召回重新安排工作的。可批斗后，就再也没人理睬我了，成了“老牢头”，一关两年多了。专案组也解散了—后来平反时，竟说并没有为我真正立案过。

我这么被“遗忘”在看守所，寒冬跪在盈尺的冰雪中，炎烈日下暴晒到昏倒为止，头也被关白了……我担心自己已经被“忘却”了。

我担心的“忘却”，不是几句话说得明白的。在被囚的日子里，不再被提审，被呵斥，被辱骂乃至刑讯逼供，当然求之不得。这种“忘却”相对而言是件好事，至少毋须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提出去，肉体与精神备受摧残，甚至游街示众、开批斗会。

自1976年8月立案后，我是有两回被“关照”的，想让抓我的人“忘却”都不能。第一回，无非是审我的传播多少“政治谣言”，攻击中央领导，甚至怀疑那句“我死后，很可能是血雨腥风”都是我造的谣。因为在湘潭，一度没从正式文件中见过这句话，连我的直接领导，文化局艺术科的陈科长，也先后被关押乃至行政拘留，一再提醒他一个“腥”字：谭元亨说的这句成语你就装着没听见？自然，连他与我合作的《鼓角相闻》也同《园丁之歌》一样有三大罪行，一是反对“三突出”，书中写了两个主要英雄人物，红军后代张海燕与工人子弟赵新；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几十万字，居然就敢不写“走资派”，三是书中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井冈山斗争怎么有教训？反动之极。这一轮批斗，自然是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进行的，当然不会把我忘掉。

批完了，风向转了，他们自然就把我忘了，几乎是整整一年，牢里没人睬我，不放也不批了。可到了1978年春后，“双打”运动开始了，他们又想起了我，这一轮批斗，比上轮规模更大，我的罪名当然不会再是“传谣”了，而是“为阶级敌人翻案”了，《鼓角相闻》又一次“陪斩”，但罪名也与时俱进了。除第三条没变外，另外两条则变成了，书中的反面人物张阿苟萎琐矮小，分明是影射邓小平；书中竟然把小小的生产队王大川也写成了“走资派”，鼓吹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完全是“阴谋文艺”……这轮批斗，以我在看守所里打得重伤至残戛然而止，否则就不知又会被批到什么时候。

人一受伤，专案组又赶紧把我忘了。于是，又是大半年，我在牢里没人理睬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年底召开，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有人陆续平反释放了。尤其是1979年2月，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号令”，明确规定拘留只能三天，再长也不能超过七天，可我已算是一千零一夜了—这个时候，我从庆幸被“忘却”变为害怕被忘却了。

于是，无意从看守所茅厕里看到被当成手纸的印有“一号令”的报纸后，我便开始打报告，说我已超期了，该放人了。打报告上去没人理睬，我索性在放风后赖着不进号子，甚至把被盖都抱到了放风坪上，每月剃光头，我也坚决不剃了……一系列的“出格”，目的就是，让忘却我的专案组把我重新“记”起来。

可这见效么？到最后，我还是在20天前的释放令上签字出来，又多坐了20天牢。

然而，专案组把忘了，但是，湘潭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我，尤其是一批作者，已在到处呼吁放我出来。

却只有周健明，真正把我解救了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月至3月，湖南省委一直在开会，为的是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其中，3月12日至17日，专门就《园丁之歌》一案进行了讨论，要求下面对该剧所有被株连、受处理的人员彻底平反。也就是开会期间，即2月23日，叶剑英委员长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号令”，也就是我在茅坑里读到的关于拘留、逮捕的条例。

当时，我敬重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周健明，当时是湖南省文联的负责人之一，径直去找到了时任省委书记的万达—这是解放初期周立波要回湖南时，出面接洽的省委办公厅主任。告诉他，湘潭还关了一位作家，作家是关不得的，赶紧放人。

于是，省委便立即向湘潭追查。所以，在省委3月17日作出关于《园》剧平反之后不到10天， 3月26日，我这个被遗忘在看守所的白头青年的释放令，终于由湘潭市公安局签发了。

周健明后来对我说，他曾听过我的一个创作报告，感到很不错，且十分亲切。在我，则是自小读《山乡巨变》长大的，一直很喜欢茶子花流派，也刻意去学习过，以至日后，我的作品也列入了这一流派之中。他也很早知道我写过《鼓角相闻》等一些作品。

而当时，全省，尤其是湘潭的作家、业余作者，都在不同的场合下，呼吁释放我—这是我应记下的一笔，以表示我的由衷谢意。

没人上看守所接我，剧团不愿派人、文化局也不派人，因为人抓走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直到4月14日，市委宣传部才派出人，把我从看守所接了出来—凭此，我又白白多坐了20天牢。各个部门的推诿，却使我被羁押的时间，无辜增加了20天，谁也不敢担责任，谁也不愿派人去接我，其实，这些官员们也很可怜，他们只能活在七寸三分的乌纱帽大小的范围里。

也不知是先行出狱的谁上了我家，说我在狱中病重。我母亲不顾孱弱的身子，在妹妹携扶下，乘车30多里外，上文化局要人。后来，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同我说起此时，泪水都出来了。她丈夫是宣传部的副职。

所以，4月14日出狱，我签的是3月26日的释放证。不会有人为这20天负责。也不会有人为这20天前的近1000天负责。

如果没有健明的帮助，我还不知要被遗忘在看守所多久？只是，健明一直没对我说起这件事。当有人终于说起这一往事时，我才明白，他何以对我格外多一份关切。

在我，自然多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还把他“赖”上了—毕竟，我知道，他父亲还有他本人，在“文革”中都受过残酷的迫害，挨过批斗、蹲过牛棚、上过“五七”干校。当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就多了同一份话题，要化释那十年在心灵中造成的创伤，也惟有努力多写一点，不可愧对苦难！

最后，我算是平反了，还当上了政协委员，青联委员。记得一次在省青联大会上，已是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竟发现远远坐在台下后边的我，突然走下台来，一直走到后边，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这次握手时间长达多少分钟，自然不再有人追问了。万语千言，尽在这一握之中。他呢，自然是因在边远地区出色的工作，一下子升任了省委书记。我呢，也是这些年苦苦笔耕，出了不少书，后来上了武汉大学第一届作家班。而那位整我们的王书记，却因为经济问题，早已在政坛上消失了，没人问他的去处。上苍总会是公正的，时间的钟摆，忽左忽右，却仍要显示出正确的刻痕。时钟上坚定的“滴答滴答”的声响，赋予我的永远是对未来的信心。

后来，我也从湘潭调到长沙，成了湖南省作协的专业作家，那时，作协还从属于文联，未曾独立出来，全国大部分省都是如此。

我埋头创作，自小喜欢读的《山乡巨变》，则因与健明的亲近，也不时重读上一遍又一遍。自然，所生活的场景，所使用的方言，又与书中如此近即，于是，我笔下的几部长篇，《我的神女》、《带刺的白榴子花》等，也被研究者视为“茶子花派”的代表作。其实，十几年后的《客家魂》三部曲，也照旧弥散着茶子花的清香。1980年代，我写下的文字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多的，每年都在150万字以上，后来发表的作品，大都是那时写下的。那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纵然发表出来的也不少，可有的，至今尘封30年，仍有待发表。那时，思想的自由开放、艺术的苦苦探求正当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当也是中国20世纪比较开明的时代。

只是我不愿意在什么人的荫庇下，因为青联会上的一次握手，每每有人猜度我与省里一把手有什么特殊关系，进而怀疑我的作品之所以发表得那么多—至少在数量上是最多的，以至评职称时我都不敢全填上去，别人报一级我却只报二级……诚然，“文革”危难中，我是帮过被人视为“后台”的“握手”者的。却没想到，两度握手，竟都会产生料想不及的后果，我这只习惯大会上坐后排的，终于作出了一个决断：回老家去！

听说我要回广东，健明倒没怎么劝阻，也许他理解我的，是对故乡的化不开的情结。可是，我自小在湖南长大，在广东并没有任何的“根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于是，他竟操心起我日后在广东的命运来了。他说起自己有亲戚在市委某部门，有什么事可以找找她。又说起当日在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学，已是广东省作协的书记了……

当然，我一直没找他们，这未必合我的性格。健明后来也说，两地情况不同，不找也罢，未必帮得上。事实也如此。我调进作协未果，一句话“谭元亨来了，我们往哪里摆”，便把我拒之门外了。算命先生说我得改行，果然说中了。1990年初，我到了广州，只能上一所大学任教。没想到，又一场疾风暴雨迎面扑来。

1993年，长沙一份试刊的《社会生活报》第一期，为哗众取宠，竟在第一版中发出一篇《园丁之歌，再起风波》的文章，点名说我并非原作者。这一来，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可想而知了。如果我还在湘潭，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我已到了另外一个省。文章一登，压力就大了。有人甚至造谣，说湖南省委宣传部已告状告到了广东、广州的宣传部了。

当年，1972年11月，《园丁之歌》的首演，正是在湘潭京剧团的驻地大湖剧院进行的，那是“文革”中首次全省的文艺调演，《园丁之歌》一举夺魁。而看过该剧的湘潭文化部门的领导与剧作家们，立时便对我祝贺。因为，在这之前，该剧的前身《山花烂漫》的小说，包括专署文化局陈明训局长等人在内都看过，我也是捧着一堆文稿作“敲门砖”，好从知青“跳龙门”到文化部门工作。剧中不少细节，如算盘子、缝纽扣、跳窗等，他们已耳熟能详。尤其是“剧眼”：“没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便是脱胎于稿中的“这也怕那又怕，就不怕工农子弟没文化”，改编者还在原稿边上用红笔批上“这话，好”！立即局长加上专业人员，到了我代课的学校，挂名是“听课”，其实是考察。终于拍板，很快，第二年，我便成了京剧团的专业编剧。在林彪事件之后，“右倾回潮”风下，在学校代课的我才写得出这么个东西。后来的遭遇，则毋用再说了。可怎么一夜之间，我怎么反成了盗名窃誉者了呢。

该文发表在2022年1月25日的中国网上，并被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