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谈：城市化迎来“加密”时代

在产业方面，靠开发区和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产业是中国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一个共通特点。然而，外来产业是“长腿”的，既然能进来，也能到别的地方去。

在中国，其实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很多当地传统的、维系了当地居民几千年生活的要素。但往往却被忽视了，如自然、文化、饮食、医药、手工业等。而招商引资进来的汽车、水泥、钢铁、化工等产业，虽然对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有一定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可能是既造成环境污染，又面临转型淘汰的产业。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思路一定要重新定位地缘性产业的发展与升华。

在形态方面，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老城拆建，规模都非常大，应该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规模新城建设和老城拆建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传统城市蕴含的价值观不够重视，目前城市建设领域的现代价值观又不够成熟，存在一味求“大”求“洋”的现象，有的甚至荒谬到“雷人”的程度。价值观不成熟，干劲又太大，在城市空间形态上造成历史和文化的断裂，导致中国城市出现无个性化的千城一面现象。

汽车社会的冲击对城市的形态和市民生活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中国进入汽车社会虽然时间不长，但汽车却“革命性”地改造了中国城市。各个城市把为汽车开路搭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造成城市空间割裂，密度偏低，乱开发、低开发现象蔓延。

中国城市的低密度扩张现象严重，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的密度不相匹配。城市的低密度是致使城市缺乏凝聚力的迫切问题。如何提高密度，是中国城市化下一阶段的一个重要主题。

过去中国城市是讲究风水的，其实就是讲究在特定环境下对城市的安排，讲究城市与环境的亲和性、连续性。但是现在的城市普遍对这一点重视很不够，城市的产业、生活、出行造成的大气、水质、土壤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丧失，垃圾围城以及严重缺水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城市。

就像一瓶水配一个杯子，杯子的水是满的。但是同样还是一瓶水，杯子多了，那每个杯子里的水就少了。中国城市这种“杯多水少”现象严重。

城市化其实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从经济上看，人口集聚带来分工深化、生产率提升和经济结构变化。集聚不可逾越。因为人口在城市集聚带来更高的净收入，人往高处走，想挡也难。我们的问题是双重的，人口希望去的地方投资不足，承载力建设滞后；人们不怎么乐意去的地方，又铺开了架子大搞“城市化”。这背后，其实是行政主导城镇化的机制在作怪。

特大城市受双重力量驱动：市场经济本身讲规模效应，人口集聚度高，分工细、效率高，产业变动风险低，所以特别吸引外来人口。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有城市偏向，有特大城市偏向，更好的公共服务集中于特大城市。双重驱动之下，特大城市过快膨胀，有其内在的逻辑。

但即使是我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说城市的空间密度就合理了。有不少特大都市，空间利用也不够好，特大不等于特密，“密”也不等于一定就管不好。整体看，无论大中小城市，走紧凑城市之路，都有不小余地。深圳是一个好例子，由于水平不可扩张，想蔓延也蔓延不了，所以那里的经验就是通过城市更新，适度提升密度，增强城市承载力。对人口难以聚集的地方，首先是要果断停止扩张，集中有限资源，将能聚集人气的那些城区先建设好。

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小镇里，既能够同周边的社区产生深入的联系，又不会错失城市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机会和便利。生活在这样的小镇里面都不一定需要开车，步行就能接触到各种生活设施，不会感受到大城市的那种距离感和疏远感。小镇的居民不论是在社交上、身体上还是智力上都能变得更加健康，更有归属感。

同时，小镇的生活又让我们更贴近自然，能够与农业和粮食生产更亲近，与动物更亲近，能够从容地参与体育活动，发展各种兴趣爱好，并且享受美景。我认为，这样的城市生活才能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准。

从产业上来看，“杯多水少”的现象非常明显。根据云河都市研究院《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数据，在全国289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货物出口排名前30位城市创造的货物出口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三。这些城市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但是全国的城市现在都在拼命以招商引资、开发区、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产业的模式搞工业。其实很多城市是在做无用功，不仅牺牲了大面积的土地，还破坏了环境。

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存在三个影响最大的主导因素。第一是以书记、市长为代表的政府领导，第二是规划部门，第三是投资者。

中国的城市空间大多是由房地产商们兴建的小区和楼盘拼接而成的。地产商的商业模式一般是圈地、盖房、卖房走人，大多都不会认真考虑交通问题，也不会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模式的问题。因此需要高品质的规划来规范和引导地产投资，成就城市整体的合理性。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关规划被肢解得太破碎，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都由不同部门制定。而规划本身又演变成了利益机制，受部门利益制约，相互之间互动较差。虽然城市规划应该是对一方水土长远战略的综合考量，但是现在的规划机制不能够支持这样的定位。

一个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在长远目标下逐步积累起来的，但书记、市长的任期不仅很有限，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城市的主官机制客观上鼓励权力巨大的地方大员在短暂的任期内去成就伟业，由此造成了很多冲动式的城市发展案例。

首推观念。我们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土地越多越好、耕地越广越好，有土斯有财。问题是到了工业、城市文明，总趋势是更多的人、更多的经济活动，集聚于很小的空间进行。这方面我们的空间观念严重滞后。

城市是以密度来定义的。号称全球城市的纽约、伦敦，占地面积都不是最大的，但人气极旺，高密度集聚着活跃的，辐射性、带动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讲城市不能只讲“大中小”，那不过是水平概念，转到密度看城市，会看到不同的层面。

其次是体制。譬如征地制度改革至今尚未真正启动。2007年就宣布要逐步收缩征地范围，但到今天也没有收缩。是下行压力迫使一些地方卖不动土地，但体制上还是允许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然后独家向市场出售。

没有一个健全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价格机制就无从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加上行政官员任期制、升迁考核的唯GDP指挥棒，一起加剧了我国城市的低密度扩张。

在意大利的文化中，城市并非你想建就能建、想毁就能毁、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它是从中世纪开始存在了上千年的主体，是一本记载了多少代人的石刻书。你可以拆掉一座楼房，改变一点城市容貌，但你不能做得太过。在城市背后，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化认同的人群，没有人能接受这方面的改变。

人们也许可以在别的地方建造一个新的城市，但在欧洲这样市民文化意识很强的地方，这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你凭空新建一个城市，它很可能聚集不起来人口，因为你不能迫使人们迁往那里。上个世纪 50 年代，很多人开始从乡村迁入城市，让城市人口有所增长，但并不是建造新的城市，而是让老城市发展起来。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期待着在城市能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

二战后，罗马建造了许多现代的新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米兰，但这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城市结构。原来的米兰核心区永远是城市的中心，新建的城区在米兰外围。你可以在外围加其他的规划，但你不能改变像米兰这样的城市，它有着 2000 年的历史。如果你改变米兰的核心，那就是一种对城市的谋杀，对社会的谋杀。

我国城市建设中也有好经验，有的城市，一小块城区可以聚集几万人，逐步与时俱进，逐步升级，不是城区水平外扩，而是立体发展。这样的经验要充分总结，要让别人来学习。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深圳，天安数码城早年就是工业区——没有工业、没有产值、没有就业，人是聚不起来的。人聚起来之后，提出新要求，要改造单一工业区，变成“工贸园区”。再发展，人口、经济集聚水平提高了，要有商、住、办公、研发综合体。最近又提出要吸引科技创业人才，还要升级。

第二个案例也在深圳。珠三角有40万家制造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供应，华南城借此发展起来。开头那一平方公里里面建的都是商铺，便于企业来选原料，随着人气聚集，生意旺了以后，慢慢要建更高水准的商厦，还要有写字楼、酒店、娱乐、体育、文化等设施。

第三个案例是成都双流机场附近的“蛟龙港”，起家时是专门给中小制造业企业提供厂房的民办工业园区，等到聚了近10万工人，派生的需求接连提出来，“蛟龙港”就立体发展成集工厂、办公、商业、文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成型城区。

此外，上海老外滩、田子坊，北京的南锣鼓巷、宋庄，成都宽窄巷，都是在不大的空间里紧凑发展、立体发展起来的。随着人气越来越旺，再适度加密发展。这些案例不全是政府主导开发，很多是民间主导、跟市场走的，当然还要善于说服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这些案例走的都是集约、集聚、紧凑的新路子。所以，当蔓延走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考虑城市化的下一程要以集聚为先、人气为王、便利为重，要转变观念和发展策略，更主动利用市场机制建设城市，更多靠民间智慧和力量。

我在北京后海周边走了走，看到在中国同样有很多优雅的四合院、小花园、小庭院，这些都能够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愉悦。城市的生活不可能从零开始，要重视它悠久的传统，要去维持和弘扬这些元素，把它结合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来。

对中国建设高密度城市而言，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发展摩天大楼，地下交通也很方便，它也并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们要相信城市的内核，要维护城市的内核。你要护好城市的内核，然后才可以延伸城市的四肢。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生前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在施政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数目字管理的能力。非常遗憾的是，到今天我们还是缺乏这样的能力，特别是在讨论城市的密度问题上。

因此，云河都市研究院导入DID(人口密集地区）概念，从卫星数据分析入手，通过准确地把握城市的人口密度分布来分析解剖城市的低密度开发问题，引导城市的高密度、紧凑发展。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中国为推动对城市密度的讨论和城市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