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咖对谈】疫情之下,我们应当如何转危为机?

编者按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世界范围的封国、封城,引发世人对全球化前景的忧虑。未来的制造业和商业模式会有怎样的颠覆和创新?全球供应链将向何处去?企业发展应当如何做选择?近日,周牧之教授和横山祯德教授展开了一场高峰对谈。头脑风暴中蕴含着两位顶级专家眼中的未来愿景。你关心的问题,答案都在其中。

 

一、全球供应链将向何处去


周牧之: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对全球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大家都迫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全球化实际上有很多维度,其中供应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二十年前我曾经预测供应链的全球扩张将在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形成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进而预测在中国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二十年来的现实印证了我当年的预测,在这三个地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产业链型产业集聚,而且三大城市群也逐渐成型并带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针对全球供应链,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国政府推行的企业召回政策,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横山祯德:
  讨论“全球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地域化”,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供应链问题上也是如此。


周牧之:
  实际上全球供应链的异像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显现了,中美经贸摩擦就是一个典型。过去,制造业的供应链是局限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之内的。
  例如,过去丰田汽车的供应链基本上是50公里半径。供应链向全球扩张的时期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偶然地吻合,结果中国成为供应链全球化的一大受益方, 中国的出口规模从2000年到2019年增长到了10倍。供应链全球扩张的三大推手是IT革命、运输革命和冷战之后稳定的世界秩序带来的安全感。
  全球供应链打破了西方工业国家劳动分配率居高不下的僵局,改变了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机制。
  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供应链,所以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论》中,我用了整个第一章来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
  但是,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在近年出现了诸多摩擦。首先,对国际资本而言,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介入产生了不安感。所以,日本开始推行“中国+1”的备胎政策,鼓励企业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拓展供应链来规避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其次,是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中美经贸摩擦的焦点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第三是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成本升高的问题。
  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本身的问题是产业空洞化产生的巨大压力,这也是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重要社会基础。


横山祯德: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影响力快速提升,显示出了巨大的存在感。全球化这个概念问世时我曾说,它实际上是“世界的美国化”。
  但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在很多方面美国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我一直主张提倡以地域化来对应全球化,地域化亦或是地域主义一个主张地域特色的概念,可以与全球化相辅相成,同时我们要摒弃与全球化对抗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今天中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上有了很多自己的优势,未来会更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


周牧之: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导致了美国老工业地带的产业空洞化,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就是在铁锈地带民族主义高涨背景下当选总统的。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近二十年,中国历尽艰辛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成就奠定了自信,但同时又感觉到世界好像没有完全接受这种自信。因此,一部分人产生了某种心理上的反弹。如果这种自信和反弹的交错把握不好的话,可能会扭曲中国和外界的关系。


横山祯德:
  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被外界所接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世界的债权国,在这之前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高层建筑,真正形成美国风格是在1950年代以后,美国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飙升起来的。即使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还是被欧洲称为“丑陋的美国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被欧美称为“丑陋的日本人”。
  面对这种情况,是对抗还是主张个性?这就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强调地域个性的地域主义的区别。
  比方说,这些年中国重视数字化的发展,而日本仍然对数字化之前的模拟世界执着地情有独钟,结果造成日本制造业的根底非常扎实,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得有些停滞。中国和日本应该说是各有千秋,这种特色就是地域主义要提倡的地域特色。


周牧之:
  所以说,全球化与地域主义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健全的对应关系。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是对立的、有害的冲突关系。如何遏制狭隘的民族主义,让世界更有安心感,是各国维护和发展全球供应链,推进全球化的关键。


横山祯德:
  就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而言,现在世界范围的封国、封城,是一种强化国家干预的形态,可能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各国的抬头,有人很担心,但我认为这种情绪迟早会减弱的。


二、制造业向交流经济进化


周牧之: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美国推行的制造业回归政策,作为一直关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即使没有特朗普的强推,制造业向西方某种程度的回归也会自然发生。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供应链全球化实际上是从农业开始的。古代东西方贸易最早期的产品,不管是丝绸、胡椒,还是棉花、砂糖、茶叶等,都是农产品。从其它地域获取这些农产品是西方推动大航海的原动力。此后,食品供应链的全球化越演越烈。
  我老家湖南是水稻文明的发源地,曾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几乎所有食品都是自己生产,或是来自周边的集市交易,供应链的动线既短且可视。可是,今天中国人的食品供应动线早已超越地域,全国化,乃至全球化了,既不可视,也不可追溯。
  日本的乡村也是典型的稻作文明,原风景和湖南非常相似,也曾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农业。但是,按大卡计算,今天日本食品已经有60%源于进口。
  食品供应动线的全球化虽然提高了食品供应的效率,但是给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日两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都带来了沉重打击。即使在备受非议的保护政策之下,日本的农业也被进口食品挤压得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供应链的不可视使得食品安全隐患变得不可追溯,不可控。
  近年在日本的食品供应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农家绕过中间环节直接供应消费者的情况越来越多。战后推动农产品供应规模化、效率化的农业协同组合、超市等环节被直接跳过。
  “看得见农家的农业”在农产品之上叠加了交流、信任、感性和品质,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而且使农业本身也变得更加具有魅力。因此,最近在日本,大学农学部的女生明显增多,“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横山祯德:
  在日本,无论是农业还是渔业都正在摸索构建与消费者互动的新型生产流通体系。也有人把这种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费三联动的产业形态称之为“第六产业”。


周牧之: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在制造业的供应链中,过去在企业间交易信息中,不可以外传、不能够外传的隐性知识的比重非常高,为了确保隐性知识的机密性和磨合沟通的顺畅,企业之间重视长期的合作关系,甚至资本的提携。
  供应链上的企业关系是金字塔型的,是IT技术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隐性知识的比重,大幅度削减了企业间信息交流的时间和成本。同时模块生产方式更是公开了设计规则,使得全球的企业能够公平地参与供应链上的竞争。由是,供应链得以冲破隐性知识的束缚向全球延展。
  供应链上的企业关系也从紧密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扁平的网络型,这一切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地下降。这种将隐性知识最小化的全球供应链是典型的交易经济。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一味追求低价格的消费者们开始更多地注重感性、个性和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大背景是工业生产模块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模块化生产使非熟练工人也可以参与组装等工业生产活动,是制造业供应链全球化的基础,是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化的前提。
  今天,模块化已经进化到可以与个性化设计叠加,实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在模块化的基础上,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互动可以生产出更具有设计性和个性的产品。


横山祯德:
  日本是一个模块化与个性化互动发展的先行国家。一户建住宅就是一个好例子,通过用户与设计师互动的个性化设计、工厂的模块化生产、现场熟练建筑工匠严丝无缝的拼装,既实现了效率,也实现了用户的个性化自我彰显。


周牧之:
  汽车的个性化定制和流水线生产结合得最早、做得最好的,也是日本厂商。


横山祯德:
  新型的制造业供应链是一个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新体系,制造业的回归美国或者日本肯定不是简单的工厂搬迁,而应该是在构建崭新的供应链体系。


周牧之:
  可以想象未来的制造业,一方面是像半导体芯片这样高技术含量核心模块的全球化供应;另一方面是在核心模块的基础上,用户与生产者互动生产个性化的终端产品,后者供应链的动线会既短又可视。
  这次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向市场的回归,是更进一步地走近消费者的回归。
  即使没有特朗普、没有新冠疫情,这种回归也会发生,这是制造业从交易经济向交流经济进化的一种表现。


横山祯德:
  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一部分对利润空间敏感的制造业离开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更应该重视的是这种先进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
  另外还需要重视的一点是非数字化模拟技术的重要性。例如光学镜头的生产很难实现完全的数字化,需要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高度结合。在这点上,索尼、奥林巴斯等日本厂商把光学领域模拟技术的发展和传承当成核心竞争力。


周牧之:
  制造业终端产品的生产将会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本地化,而核心的元器件和模块却是需要全球供应的。
  所以,我最近向远大科技集团的张跃总裁建议集中力量攻关臭氧传感器。
  如果能将臭氧传感器成本压缩到100美元以下,一方面能迅速推广臭氧在有人空间的应用,遏制新冠病毒的室内传播;另一方面远大通过向世界各地的臭氧设备生产厂家供应传感器,有望成为核心元器件的全球性企业。


横山祯德:
  日本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村田制作所的电容器,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这个企业现在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


周牧之:
  制造业的交流经济化是部分制造业向西方回归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取向型的回归。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要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努力更新迭代,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和互动,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特色。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已经不光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本身也拥有巨大的市场,相信一定能在制造业的交流经济化中走出自己的新路。

三、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彰显个性


周牧之:
  汽车制造的关键过去是发动机,到了电动汽车时代,关键变成了设计。


横山祯德:
  是呀,就连车门关闭时的声音也是一个重要的设计要素,这个声音甚至对销售都有很大影响。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的综合设计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边包含有文化的特性。例如,意大利人做的沙发就特别舒适,但是要德国人做出比意大利沙发更舒适的沙发就比较困难了。


周牧之:
  所以我家里的椅子和沙发都是好朋友意大利设计大师马里奥·贝利尼的作品(笑)。最近,在欧洲比较擅长的感性领域,日本厂商也开始获得很高的国际评价,例如白葡萄酒、威士忌、巧克力等。在日本理工科毕业女生最有就职人气的企业排名中,现在食品关联企业很多。感性丰富的女性愿意去这些企业,也是感性和文化彰显的一个表现。


横山祯德:
  国际间人员交往越来越多,目的性也非常丰富,有旅游、商务、学术等。


周牧之:
  全球国际旅游人数30年前是年4亿人次,2018年猛增到年14亿人次。


横山祯德:
  我认为,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员的交往,例如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甚至医生。


周牧之:
  还有餐饮领域的大厨。


横山祯德:
  餐饮大厨本来就很重视游历和学徒。过去在日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要游历到几个不同的地方做学徒,等技艺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回到家乡开店做主厨。现在厨艺学徒的游历和修行更是早就已经全球化了。


周牧之:
  我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在国外学厨艺,有的甚至已经成为顶级大厨,他们的父亲有著名的大学教授,还有主板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横山祯德:
  厨艺领域的海外研习带动了日本料理与西餐之间的融合和借鉴,但并没有导致同化。日本料理现在受到世界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这么一批在见识世界的基础上,践行彰显地域特色的大厨。


周牧之:
  努力认识世界和努力让世界认识自己,是全球化进程中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和每一个负责任的个人应该具有的认知。


对谈嘉宾简介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历任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兼任日本环境卫生中心客座研究员,MTI株式会社(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横山祯德
东京大学校长室顾问、原麦肯锡东京分社社长
历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上席研究员、日本产业再生机构监事、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东京大学特任教授、日本国会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委员会委员、日本健康医疗开发机构理事。兼任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独立董事、三井住友银行独立董事、欧力士生命保险独立董事。


该文发表在2020年5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并为众多媒体和平台转发。